1652年伦敦首杯咖啡诞生，催生证券交易所与现代新闻业

与如今那些平庸且千篇一律的连锁咖啡店相比，伦敦曾孕育出一派不拘一格、蓬勃发展的咖啡饮用景象。马修·格林在此探索了伦敦咖啡馆那段平静而美好的黄金岁月——那里曾是咖啡因驱动的辩论与创新的避风港，并由此协助塑造了现代世界。

从沃平那些积满焦油的码头，到圣詹姆斯和梅菲尔区灯火辉煌的广场，造访伦敦的游客无不为咖啡馆的繁荣景象所惊叹。

“在伦敦，有大量的咖啡馆，”瑞士贵族塞萨尔·德·索绪尔写道，“……工人们习惯在一天开始时去咖啡室阅读最新消息。”他带着一丝嘲讽指出，没有什么比看到擦鞋匠和其他底层民众埋头钻研报纸、讨论最新政治事务更有趣的了。

当时，一位喜爱咖啡的英国黎凡特商人的希腊仆人帕斯夸·罗塞，在康希尔附近迷宫般的小巷里，紧挨着圣迈克尔教堂墓地的石墙，开设了伦敦第一家咖啡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咖啡棚）。

咖啡一炮而红；不出几年，帕斯夸每天能卖出超过600碗咖啡，这让当地的酒馆老板们感到恐慌。对于任何尝试过这种风格咖啡的人来说，这可能不仅是惊喜，更是一种冲击——除非你像一句古老的土耳其谚语所推荐的那样，喜欢你的饮品“如地狱般漆黑，如死亡般强劲，如爱情般甜美”，并且夹杂着沙砾般的口感。

这种不适感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味蕾已经变得挑剔，习惯了如今那些丝般顺滑的平白咖啡；即便是当时的人们也觉得它令人作呕。一位早期的品尝者将其比作“煤烟糖浆和旧鞋精华”，而其他人则联想到油、墨水、煤烟、泥浆、潮湿甚至粪便。

尽管如此，人们依然热爱这种被《伦敦间谍》描述为“苦涩的穆罕默德麦片粥”的饮品。因为它能点燃对话，引发辩论，激发思想，并且正如帕斯夸本人在他的传单《咖啡饮品的功效》中所指出的那样，让人“适合经商”——他的摊位距离那个国际商业的巨大集散地皇家交易所仅一步之遥。

请记住——大多数英国人不论何时都处于微醺或烂醉的状态。饮用伦敦那恶臭的河水纯属拿生命冒险；大多数人明智地偏爱掺水的淡啤酒。

因此，咖啡的到来开启了一个清醒的黎明，为随后几十年真正惊人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因为人们第一次开始清晰地思考。证券交易所、保险业和拍卖业：所有这些都在咖啡馆中迸发生机——在乔纳森咖啡馆、劳埃德咖啡馆和加拉威咖啡馆——它们孕育了信贷、证券和市场，促进了英国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全球贸易网络的急剧扩张。

帕斯夸那个简陋棚屋的迅速成功引发了咖啡馆的繁荣。舰队街出现了第二家名为“彩虹”的咖啡馆；一年后，在这座摇摇欲坠的罗马古城墙内已涌现出82家咖啡馆。

没有任何体面的女性会愿意被人看见出现在咖啡馆里。没过多久，妻子们就开始对丈夫们在舒适的炉边长椅上虚度光阴感到沮丧。正如理查德·斯蒂尔在《闲谈者》中所描述的那样，男人们在那里“废黜君主，划定王国边界，以极大的正义和公正平衡欧洲的权力”。

多年积压的怨恨爆发成了一座愤怒的火山，即《妇女抵制咖啡请愿书》。女性同胞们痛斥“这种被称为咖啡的新奇、可憎、异教徒式的液体被过度使用”，在她们看来，这让她们原本精力充沛、勤劳肯干的男人变成了柔弱、喋喋不休的法国懒汉。

反击迅速而尖刻，以粗俗的《男人对妇女抵制咖啡请愿书的答复》的形式出现，声称正是“劣质的掺假酒”和“浑浊的淡啤酒”让男人变得性无能。事实上，咖啡被视为当时的伟哥，能使“勃起更有力，射精更充沛，为精子增添一种精神上的优势”。

此后便再无《妇女请愿书》的出现，但当长期批评咖啡馆的查理二世试图通过皇家公告取缔它们时，咖啡馆发现自己处于更危险的水域。

传统上，知情的政治辩论是社会精英的专利。但在咖啡馆里，这是任何人的事——即任何付得起区区一便士入场费的人。对于穷人和靠维持生计工资生活的人来说，咖啡馆遥不可及。但对于任何拥有剩余财富的人来说——在伦敦287500名男性人口中，有35%到40%符合“中产阶级”标准——以及社会金字塔下方那些鲁莽或奢侈的消费者来说，这都是负担得起的。

查理二世怀疑咖啡馆是煽动叛乱和丑闻的温床，但在广泛的反对面前——这种反对在咖啡馆内部表达得最为有力——国王被迫屈服，并承认尽管他不喜欢，但咖啡馆已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时的人们统计出首都已有1000到8000家咖啡馆，尽管进行的一项街道调查（排除了无照经营的场所）只统计了551家。即便如此，欧洲也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

作为国际贸易竞争对手的新教城市阿姆斯特丹，只能凑出32家咖啡馆；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咖啡馆群被禁止接纳超过五名顾客（大概是为了扼杀公众舆论的凝聚）；而奇普赛德的诺斯咖啡馆却可以愉快地容纳90人。

咖啡馆的性质受其在伦敦这个由村庄、城市、广场和郊区组成的大杂烩中的位置影响，这反过来又决定了你在里面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有些咖啡馆是博学学者和才子的去处，”塞萨尔·德·索绪尔写道，“其他的则是花花公子或政治家的去处，或者是职业新闻贩子的聚集地；还有许多是维纳斯的神庙。”翻阅任何公有领域中的旧咖啡馆历史，你很快就会领略到伦敦早期咖啡馆万花筒般的多样性。

切尔西的唐·萨尔特罗咖啡馆的墙上挂满了各种剥制标本怪物，包括鳄鱼、海龟和响尾蛇，艾萨克·牛顿爵士和汉斯·斯隆爵士等当地绅士科学家喜欢边喝咖啡边讨论这些；在威廉·霍加斯著名画作中描绘的圣詹姆斯街的怀特咖啡馆里，放荡子弟会赌掉整个庄园，并打赌顾客能活多久，这种做法最终发展成了人寿保险业。

在克拉肯威尔格林的伦特咖啡馆，顾客可以一边啜饮咖啡，一边理发，并聆听其理发师兼店主约翰·盖尔·琼斯关于废除奴隶制的激烈演讲；同样位于克拉肯威尔的约翰·霍加斯拉丁咖啡馆，鼓励顾客时刻用拉丁语交谈（这没持续多久）；在霍加斯描绘的莫尔·金的妓院咖啡馆里，浪荡子们可以醒酒并细读名录，然后被带到附近必要的妓院。

甚至还有一家漂浮咖啡馆，即停泊在萨默塞特宫外的“泰晤士河之愚”，花花公子和浪荡子们会在其雨水飞溅的甲板上通宵跳舞。

尽管有着这样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早期的咖啡馆都遵循着相同的蓝图，即最大化顾客之间的互动，并锻造一个充满创造力和欢快氛围的环境。它们作为烟雾缭绕、烛光摇曳的场所出现，用于商业交易、激烈的辩论以及信息、思想和谎言的交换。这幅小幅水粉画展示了一家无名（因此我们可以安全地假设它是相当典型的）咖啡馆的景象。

不过，除西区和交易巷的场所外，咖啡馆通常都是简朴、木制且实用的。

如图所示，顾客们围坐在长长的公用桌旁，上面散落着各种想象得到的媒体资料，大家互相倾听谈话，随时插话，并对报纸内容发表评论。

与陌生人交谈——这在今天的大多数咖啡店里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在当时却受到积极鼓励。达德利·莱德，一位来自哈克尼的年轻法律系学生和不知羞耻的社会攀爬者，记过日记，他在日记中经常回忆起自己大步走进一家咖啡馆，坐在陌生人旁边，讨论最新新闻的情景。

私人包厢和隔间确实开始出现，但在此之前，在咖啡馆里进行真正的私人谈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在那之后也相当棘手，如下面的晚期咖啡馆版画所证明的那样）。在左侧，我们看到一个丘比特般的小男孩，戴着飘逸的假发，正在以一种时髦的方式——即从很高的高度——倒一碗咖啡，这将为某种咖啡馆的讨论或其他活动提供燃料。

大部分谈话都围绕新闻展开：

一本小册子这样欢快地写道。每当有新顾客进来，他们就会受到“你有什么新闻？”的呼喊声的围攻，或者更正式地，“您的仆人，先生，的黎波里有什么新闻？”，或者，如果你在拉丁咖啡馆，则是“Quid Novi！”（有什么新鲜事！）。

咖啡馆充当许多顾客的邮箱，这一功能加强了其新闻收集的作用。意想不到的广泛讨论可能源于单一的对话线索，正如在约翰咖啡馆，关于处决一位反叛的詹姆斯党领袖的新闻（据达德利·莱德记录）演变成了关于“斩首死亡的轻松程度”的论述，其中一位参与者讲述了他曾做过的一个实验：将一条毒蛇切成两半，惊讶地看着两端向不同方向滑行。正如在场的一些人所推测的那样，这是否证明了两个意识的存在？

也许吧。但抛开宣传性的辩护词和旅行作家奇妙的主张不谈，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人们在咖啡馆里并非在完美的和谐中共存，而是处于对他人的无情审视之中。

如果说其中一些裁决是基于理性的判断，那么另一些则是赤裸裸的阶级偏见的产物。浪荡子威廉·希基造访小斯劳特咖啡馆时，对“半打体面的老头”的存在感到震惊，宣称他们是“一群愚蠢、刻板、古老的自以为是者，可怕的戴假发的无聊之辈，在各方面都不适合与我们这样的热血青年混在一起”。

正如阿狄生在《卫报》上解释的那样，几只“张着巨大嘴巴”的大理石狮子守卫着威尼斯的总督府。但那些狮子吞下的是叛国指控，会导致“砍头、绞刑、剖腹、分尸，或以成为其猎物之人的毁灭告终”，而阿狄生先生的狮子却像小猫一样无害，是公众的仆人。

马修·格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