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乃诚:红山古国与黄帝有熊氏

红山古国与黄帝有熊氏----朱乃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摘要：红山古国遗存以牛河梁遗址群上层积石冢为代表，年代在距今5300—4900年之间，发现了许多熊偶像作 品，有玦形玉熊、熊首玉牌饰、玉熊首装饰品、玦形石熊、石雕熊首、彩绘浮雕熊首等，体现了红山古国流行 熊崇拜且与祖先崇拜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红山古国独特的精神文化生活活动内容。这种现象不见于中国距今 4000年以前的其他考古学文化或其他各种聚落社会中，成为具有红山古国特色的信仰体系标志。在红山古国末 期又呈现出南下中原的趋势。依据这些现象推测红山古国可能与古代文献记载的黄帝有熊氏有关。其文化因素 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后继续发展，最终融入在商文化之中。

在中国传统古史中，“有熊氏”通常是指黄 帝的出身氏族，将黄帝与有熊氏连称。如战国末 期 《世本》 云：“黄帝有熊氏，少典之裔子，帝 轩辕也。”［1］ 至于《世本》所记的“黄帝有熊氏” 源自何本，已经不清楚了。由于“黄帝有熊氏”是战国时期所记述的距今5000年前后的历史［2］ ， 属于后人的一种传说记述，因长期找不到距今 5000年前后有熊氏的证据，黄帝与有熊氏的关系 遂成为千古之谜。 然而，近40年来红山文化系列重要发现显示的红山古国及其熊崇拜现象和南下中原的线索， 为揭开这一历史谜团提供了诸多重要材料。笔者 认为红山古国与“黄帝有熊氏”密切相关。兹论 述如下。

一 红山古国流行熊崇拜 关于红山古国，近期笔者在 《论红山古国》 一文中做了较为具体的阐述。红山古国是由主要 分布在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发展至晚期后段形成 的，以牛河梁遗址群上层积石冢为代表，年代在 距今5300—4900年之间，社会组织形态是聚落群 联合体形式，是距今5000年前后辽西地区产生的 级别最高的社会组织。红山古国存在着不以军权 而以神权为主要特征的王，控制管理着一个较为 稳定而广袤的区域，牛河梁一带则是其核心区 域。红山古国的社会组织结构达到了五级，社会 分化程度达到了六级。红山古国内部组织结构简 单，管理松散，以祖先崇拜和熊崇拜为核心且交 织在一起，成为连接红山古国内部各级社会单位 及各个等级社会成员的重要纽带，且以此维持着 红山古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3］ 。

关于红山古国流行熊崇拜现象，主要体现在 制作各种熊偶像作品及使用方式和发挥的主要作 用两个方面。

（一）红山古国的各种熊偶像作品 目前发现的红山古国即红山文化晚期后段的 熊偶像作品，主要有玉雕作品、石雕作品、彩绘 浮雕作品三类。

1. 玉雕熊偶像作品 红山古国玉雕熊偶像作品的种类和数量较 多，大致有玦形玉熊、玉熊首牌饰、玉熊首装饰 品三种。但是，学界长期以来不从熊的角度去认 识这类玉雕作品，或是不予以重视，导致不能准 确认识红山古国中玉雕熊偶像作品的重要意义。

第一种是玦形玉熊。数量最多，最初称为 “兽形玉”，习称为“玉猪龙”“玉雕龙”［4］ ，发掘 者还依据在牛河梁遗址群第一地点“女神庙”南 部灰坑中出土的一件保存较好的熊下颌骨而提出是熊的认识［5］ ，近10多年来径直称之为“玉龙”［6］ 。

2008年，笔者依据这种玉器形态呈玦状、突出表 现的是兽面而称之为“兽面玦形玉饰”，通过器形 特征的排比确定了年代最早的一件［7］（图一），并 指出“兽面玦形玉饰”的兽面象征的是熊［8］ 。 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玦形玉熊约有10件。分 别出自辽宁建平—凌源一带的牛河梁遗址群积石 冢、凌源田家沟积石冢、建平东山岗墓地、朝阳 半拉山墓地，内蒙古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河北 宣化郑家沟积石冢。如牛河梁N2Z1M4 ∶ 2玦形玉 熊，高10.3厘米，宽7.8厘米，厚3.3厘米，首部 占整器的比例不足四分之一［9］ 。（图二） 牛河梁 N2Z1M4∶3玦形玉熊，高7.9厘米，宽5.6厘米，厚 2.5 厘米，首部占整器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10］ 。 （图三） 牛河梁 N16M14 ∶ 3 玦形玉熊，高 9.69 厘 米，宽7.62厘米，厚2.61厘米，首部占整器的比 例约四分之一［11］ 。（图四） 半拉山M12 ∶ 1玦形玉 熊，高 13.5 厘米，宽 10.1 厘米，厚 3.3 厘米，首 部占整器的比例约四分之一［12］ 。（图五） 元宝山 积石冢 M15 出土的玦形玉熊，高 15.8 厘米，宽9.5厘米，厚3厘米，首部占整器的比例约三分之 一［13］ 。（图六）

考古文物工作征集的玦形玉熊数量较多，见 诸公布的有10多件。如牛河梁遗址区采集标本5 玦形玉熊，高 15.6 厘米，宽 10.7 厘米，厚 4.2 厘 米，首部很大，占整器的三分之一多［14］ 。（图 一） 敖汉旗干饭营子玦形玉熊，高 7.5 厘米，宽 6.3厘米，厚2.4厘米，首部较小，占整器的比例 约四分之一，眼、嘴形态呈拟人的高浮雕状，特 征醒目［15］ 。（图七） 巴林右旗那日斯台玦形玉 熊，高7.3厘米，宽5.1厘米，厚2.7厘米，首部较 小，占整器的比例约五分之一［16］ 。（图八）

此 外 ， 还 有 许 多 出 自 商 周 墓 葬 等 晚 期 遗 存 中 的 玦 形 玉 熊 ， 以 及 传 世 玦 形 玉 熊 ， 有 些 玦 形 玉 熊 已经流出海外。
第 二 种 是 玉 熊 首 牌 饰 ， 为片状阴刻熊首玉雕作品。考古发掘出土的仅1 件，即牛河梁 N2Z1M21 ∶ 14 玉熊首牌饰，高 10.2 厘米，最宽14.7厘米，厚0.4厘米［17］（图九），原 称为兽面玉牌饰，表现的是呈展开状的熊首。 第三种是玉熊首装饰品，系玉器上雕琢熊首 装饰。考古发掘出土的仅 2 件。即牛河梁 16－ 79M1 ∶ 4双熊首三孔玉梳背饰，长8.9厘米，高2.6 厘米，厚1.7厘米［18］ 。（图一〇）半拉山M12 ∶ 4玉 熊首柄端饰，长 6.1 厘米，宽 4.5 厘米，厚 2.4 厘 米［19］ 。（图一一） 这类玉雕作品上的熊首特征十 分鲜明。 2. 石雕熊偶像作品 目前发现的石雕熊偶像作品数量较少，只有 两种 2 件。以往或是不将其作为红山文化的作 品，或是将其年代提前，影响了对这类石雕熊偶 像作品意义的认识。 第一种是玦形石熊。发现1件，农安左家山 T4② ∶ 1 玦形石熊，高 4.1 厘米，宽 3.9 厘米，厚 1.4厘米［20］ 。（图一二）

第二种是石雕熊首。发现1件，林西白音长汗 M7 ∶ 4 石雕熊首，高 2.7 厘米，直径 1.5 厘米［21］ 。 （图一三） 3. 彩绘浮雕熊偶像作品 目前仅发现1件。出自宣化郑家沟一号积石 冢内，长约25厘米，宽约20厘米［22］ 。（图一四） （二）红山古国熊偶像作品的使用方式及发 挥的主要作用 红山古国熊偶像作品的使用方式及发挥的主 要作用可依据其出土现象进行考察。

1. 玦形玉熊出土现象体现的使用方式及作用 目前考古发现的红山文化玦形玉熊主要出自 积石冢内的墓葬中，或是积石冢内。

其中，牛河梁N2Z1M4 ∶ 2、3玦形玉熊在墓葬 中并排倒置于人骨架的胸骨上, 两件玦形玉熊背 靠背，熊首部朝向人体下肢。墓主人为仰身直肢 一次葬［23］ 。出土现象显示两件玦形玉熊是用绳穿 系之后，将绳套挂在项上，玦形玉熊垂挂在胸前。 牛河梁 N16M14 ∶ 3 玦形玉熊在墓葬中位于一 个个体的人骨架侧旁，墓主人为二次捡骨葬［24］ 。 随葬品除1件玦形玉熊外，还有1件玉璧、1件玉 镯、3件玉环、1件玉斜口筒形器、1件细石器石 刃。这些随葬品在墓葬中有的叠压在人骨之下，有的叠压人骨，有的位于人骨一侧。出土现象显 示玦形玉熊等随葬品是在下葬墓主人主要骨骼时 一起放入墓室内的。

半拉山M12 ∶ 1玦形玉熊在墓葬中位于人骨架 胸腹部，玦形玉熊穿小孔的一侧朝向头部，墓主 人为仰身直肢葬，但头骨缺失［25］ 。出土现象显示 玦形玉熊的使用似是用绳穿系之后垂挂在胸前， 下葬墓主人时将玦形玉熊置于胸腹部。

元宝山积石冢中心墓M15出土的玦形玉熊位 于人骨头部上侧，与1件“山”字形玉冠饰、1件 玉斜口筒形器在一起［26］ 。（图一五） 出土现象显 示玦形玉熊似在下葬墓主人时放置在“山”字形 玉冠饰、玉斜口筒形器一侧。

郑家沟一号积石冢1件玦形玉熊出自积石冢 内的墓葬外，可能与祭祀有关［27］ 。 上述6件玦形玉熊出土现象显示红山古国玦 形玉熊的使用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将玦形玉熊 垂挂在使用者胸腹前，如牛河梁N2Z1M4 ∶ 2、3玦 形玉熊和半拉山M12 ∶ 1玦形玉熊的使用方式。另 一种可能是在举行祭祀仪式活动时置于祭祀场所 中作为公众崇拜的对象，如郑家沟玦形玉熊的使 用方式。牛河梁N16M14 ∶ 3玦形玉熊和元宝山玦 形玉熊的出土现象似没有体现其具体的使用方式，只是将其作为墓主人生前使用的重要物件随 葬，其使用方式应与牛河梁N2Z1M4 ∶ 2、3玦形玉 熊和半拉山M12 ∶1玦形玉熊相同。

玦形玉熊的使用方式表明，其作用主要与宗 教活动有关，或是作为巫覡的墓主人在进行巫术 活动中使用的供崇拜的“法器”，或是在祭祀活 动中作为崇拜的对象，都是当时神圣的崇拜物。

2. 玉熊首牌饰出土现象体现的使用方式及 作用 牛河梁 N2Z1M21 ∶ 14 玉熊首牌饰的器形结构 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部分表示展开的熊首，下 面部分为片状三角形榫头，依据榫头可知其是插 入有机质物件中使用的。该玉熊首牌饰在墓葬中 位于人骨架的腹部正中［28］ ，墓主人为仰身直肢一 次葬。出土现象似显示该玉熊首牌饰是插在权杖 类首端。权杖的使用应是墓主人手持的，在墓葬 中通常置于手臂处，但其位于腹部正中而不在手 臂处。推测这件玉熊首牌饰原是插在头部冠上， 下葬墓主人时滑脱至腹部。如此推测不误，那么 这件玉熊首牌饰是插在墓主人冠上的饰件。 玉熊首牌饰的使用方式表明，其作用主要是 显示使用者的身份特征，是擅长进行熊崇拜活动 者巫覡的标志。 3. 玉熊首装饰品出土现象体现的使用方式及 作用 玉熊首装饰品的出土现象表明，玉熊首是某 一玉装饰品或某种重要物件的装饰。

其中，牛河 梁 16－79M1 ∶ 4 双熊首三孔玉梳背饰是插在墓主 人头部发髻上的梳背装饰件，出土时已经被扰动 至墓室外的扰土中。半拉山M12 ∶ 4玉熊首柄端饰 是石钺柄尾端的装饰件，出土时因木柄腐朽而掉 落，导致其方向与石钺柄尾端方向相反［29］ 。

玉熊首是某一玉装饰品或某种重要物件的装 饰性质表明，当时社会崇尚以熊首作为重要物件 的装饰。这种现象的形成应与当时流行熊崇拜的 社会时尚有关，应是流行熊崇拜的精神文化意识 表现在社会生活活动中的一种现象。

而半拉山 M12 ∶ 4玉熊首柄端饰与半拉山M12 ∶ 1玦形玉熊出 自同一座墓葬中的现象说明，使用这种玉熊首装饰品的人员是擅长宗教活动的巫覡，是具有一定 身份与地位的贵族。

4. 玦形石熊出土现象体现的使用方式及作用 农安左家山T4②∶ 1玦形石熊出自地层中，不 便依据其出土现象分析其使用方式。但依据其熊 首五官特征呈浅浮雕状所表现的年代略晚的现 象，推测是仿玦形玉熊制作的，其使用方式与作 用可能与玦形玉熊相同。而依据其器形较小的特 点，不排除是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坠饰使用。

5. 石雕熊首出土现象体现的使用方式及作用 林西白音长汗 M7 ∶ 4 石雕熊首在墓葬中位于 人骨架的左手臂处［30］ ，墓主人为仰身叠肢葬，胸 腹部有成串的排列整齐的蚌饰。石雕熊首底端面 有一个凹孔，显示其可能是插在某种杖杆类端首 的装饰件，或许是一种权杖头。该墓主人胸腹部 佩挂大量的成组蚌饰串，显示墓主人是当时聚落 社会中身份地位较高者。石雕熊首的出土现象显 示其是墓主人左手所持杖杆的头部装饰件，可能 是权杖头。石熊首权杖的使用作用是体现墓主人 所具有的身份与地位。权杖头选择熊首偶像，与 玉熊首是某一玉装饰品或某种重要物件的装饰性 质一样，也应是流行熊崇拜的精神文化意识表现 在社会生活活动中的一种现象。

6. 彩绘浮雕熊首出土现象体现的使用方式及 作用 彩绘浮雕熊首仅见于宣化郑家沟一号积石冢 内，位于积石冢第一层土台西北部一座石棺墓的东 侧。郑家沟一号积石冢残存平面呈梯形，面积约 1448平方米，其内埋葬有集中分布的包括两座中 心墓的60多座墓葬，以及集中分布的150余处“崇 石”祭祀坑和人殉坑的祭祀区。约1500平方米的 积石冢及其内众多墓葬组成的埋葬区和众多祭祀坑 组成的祭祀区显示，郑家沟一号积石冢所代表的社 会单位规模较大，至少是一个大型聚落的墓地。积 石冢内祭祀区的各种祭祀坑都是为埋葬的逝者所举 行祭祀活动的遗存，其祭祀行为的宗教意义具有祖 先崇拜的含义。彩绘浮雕熊首位于一号积石冢内， 且经精心制作。经分析其制作过程为：先选一定的 96 区域，将土台上的垫土进行基本塑形，再铺垫红、蓝、白三色小石块及片状穿孔珠饰，后用较纯净的 黄土作为地仗层，再于其上涂刷一层白灰，最后进 行彩绘［31］ 。

如此精心制作的彩绘浮雕熊首，显然 具有特殊的用途。推测该彩绘浮雕熊首可能是以一 号积石冢为代表的社会单位举行宗教活动而特意制 作的，其使用方式可能是社会成员一起围绕彩绘浮 雕熊首进行宗教活动。这种在积石冢内围绕彩绘浮 雕熊首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应是以积石冢为单位的 集体活动场所，而举行宗教活动的目的显然与埋葬 的逝者有关。 通过以上分析，大致可以明确红山古国制作 的各种熊偶像作品主要是由特殊身份人员在特殊 场所使用，发挥着特殊的社会意义。 这种特殊身份人员既不是红山古国的王，也 不是红山古国的普通平民或普通贵族，而可能是 擅长进行各种宗教活动的巫覡，是具有特殊本领 如“法力”的贵族，属于宗教贵族。他们在巫术 活动中或是佩戴玉雕熊偶像作品，如玉熊首牌 饰、玉雕熊首装饰的玉梳背饰，以表示其特殊的 身份，或是使用玦形玉熊作为供崇拜的法器，举 行具有震慑作用的巫术活动。 这种特殊场所可能是巫覡针对某一事件进行 巫术活动的某种规模或大或小的场所，也可能是 以某一级别的社会单位举行某种巫术活动的特 定场所，如上述郑家沟一号积石冢所代表的可能 是一个大型聚落为单位的墓地内的活动场所。

至于使用各种熊偶像作品所发挥的特殊的社 会意义至少有两个方面。 一是体现当时社会崇拜熊。以象征的熊所具 有的神威震慑妖魔鬼怪，驱逐邪恶，惩治社会有 悖时尚的不良之风。各种象征熊的熊偶像作品因 巫覡的使用且发挥其特殊的宗教作用而被社会成 员所崇尚。被社会成员崇尚的各种熊偶像作品体 现的是当时社会流行崇拜熊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 二是熊崇拜与祖先崇拜交织在一起。在墓地 内举行的各种祭祀活动，都是与祖先崇拜有关的各 种宗教活动。在这种与祖先崇拜有关的宗教活动中 存在熊偶像作品且产生以熊偶像作品为中心的活动 仪式，说明当时的熊崇拜与祖先崇拜已经交织在一起，熊崇拜和祖先崇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红山古国各种熊偶像作品体现了红山古国流 行熊崇拜且与祖先崇拜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红山 古国独特的精神文化生活活动内容。

这种熊崇拜 与祖先崇拜交织在一起的信仰体系不见于中国距 今4000年以前的其他考古学文化或其他各种聚落 社会中，成为具有红山古国特色的信仰体系标志。

二 红山古国一支南下中原的线索

红山古国一支南下中原发生在红山古国的后 期，即红山文化晚期后段的末尾，大约在距今 5000—4800年间。其原因可能与红山古国主要分 布区即辽西地区的文化发展衰落、新的人种进入 辽西地区等现象有关，导致红山古国在辽西地区 逐渐消失，而向辽西的西南河北张家口一带发 展，并呈现出由张家口一带南下中原的趋势。

（一）辽西地区红山古国衰落现象 辽西地区红山古国发展至距今5000年后开始 衰落。其原因至少与两种现象有关。 第一，文化发展衰落。 辽西地区红山古国在距今5000年后的文化发 展十分迟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目前在 辽西地区没有发现规模较大的距今5000年之后的 积石冢，或是较大型的墓地和大型墓葬。二是制 作的玉器数量较少，而且器形简单，形制单调， 缺乏精气灵动的韵味。如辽宁省文物商店在辽西 地区征集的玦形玉熊，高 4.2 厘米，宽 3.4 厘米， 厚 1.4 厘米，首部较小，占整器的比例约五分之 一略多 ［32］。（图 一六） 又如牛河 梁 N2Z1M9 ∶ 2 兽 面玉梳形器，形 制单调，器形变 小，长 6.2 厘米， 宽 2.4 厘 米 ， 厚 0.4 厘米［33］ 。（图 一七） 这些现象 显示社会对于宗教礼仪活动中使用的玉器及社会贵族使用的装饰 品玉器的制作逐步淡化。

红山古国文化发展迟缓而衰落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可能与自然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有关，社会经 济条件恶化，生存压力增大。也可能与信仰世界发 生变化有关，使得依靠神化祖先崇拜、熊崇拜等原 始宗教信仰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凝聚力削弱。还可能 与发生战争有关，在距今5000年前后作为专用武 器的玉钺、石钺开始随葬在墓葬中。如牛河梁第二 地点一号冢M9随葬了1件石钺（N2Z1M9 ∶ 1），半 拉山M12随葬了1件石钺 （M12 ∶ 2），在元宝山积 石冢出土了玉、石钺。显示在距今5000年前后红 山古国社会成员重视武器与战争。社会处于战争的 动荡之中自然引发社会衰退而衰败。

第二，可能出现了新的人种。

在半拉山晚期墓地出土了至少代表三种不同 人种的人头像。 一种是以半拉山K18∶1陶人头像为代表。半拉 山K18∶1陶人头像刻划较为细微。双眼微闭呈一条 月牙形窄缝，鼻子宽短，鼻梁高挑，小口微张，两 颊饱满，左耳残，右耳耳廓较长。发髻雕刻细致入 微，用刻划的短、细凹槽表现，顶部为三道环形相 套的发髻，后部也有三道短弧形发髻，两侧和后部 均为披发。颈部有一道竖向凹槽。残高3.5厘米， 残面阔2.8厘米，头长3.1厘米［34］ 。（图一八） 一种是以半拉山 T0503① ∶ 1 石人头像为代 表。半拉山 T0503① ∶ 1 石人头像面部轮廓清晰， 特征较为鲜明。宽额头，高颧骨，矮鼻梁，深眼 窝，双目外凸，双唇紧闭，圆下颌前凸。右耳 残，左耳轮廓宽大、清晰。发髻位于头顶后部， 呈椭圆盘形，无细部表现。长14厘米，宽9.9厘 米，通高14.2厘米［35］ 。（图一九）

第二，可能出现了新的人种。 在半拉山晚期墓地出土了至少代表三种不同 人种的人头像。 一种是以半拉山K18∶1陶人头像为代表。半拉 山K18∶1陶人头像刻划较为细微。双眼微闭呈一条 月牙形窄缝，鼻子宽短，鼻梁高挑，小口微张，两 颊饱满，左耳残，右耳耳廓较长。发髻雕刻细致入 微，用刻划的短、细凹槽表现，顶部为三道环形相 套的发髻，后部也有三道短弧形发髻，两侧和后部 均为披发。颈部有一道竖向凹槽。残高3.5厘米， 残面阔2.8厘米，头长3.1厘米［34］ 。（图一八） 一种是以半拉山 T0503① ∶ 1 石人头像为代 表。半拉山 T0503① ∶ 1 石人头像面部轮廓清晰， 特征较为鲜明。宽额头，高颧骨，矮鼻梁，深眼 窝，双目外凸，双唇紧闭，圆下颌前凸。右耳 残，左耳轮廓宽大、清晰。发髻位于头顶后部， 呈椭圆盘形，无细部表现。长14厘米，宽9.9厘 米，通高14.2厘米［35］ 。（图一九）

种形态特征。以半 拉山K18 ∶ 1陶人头 像和半拉山 T0503 ① ∶ 1 石人头像为 代表的人种可能是 红山古国的原居 民，而以半拉山 M41 ∶ 1石人头像为 代表的人种，梭形 眼、高鼻梁、长下 颌，可能是后来进 入辽西地区红山古 国的新人种。 多 种 人 种 的 共存，尤其是新 人种的介入，促使原本安宁的社会矛盾加剧，容 易引发社会动荡不安，加上文化衰落、社会发展 迟缓，从而导致辽西地区红山古国衰败消亡。

（二）红山古国一支南下中原的线索

红山古国部分族群向南发展，可能南下中 原，目前仅仅是发现了两个重要线索。 第一个线索是2021年以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对承德市和张家口市展开系统的考古调查获 得重大突破。发现 300 余处红山文化时期遗存， 有数量众多的积石冢群。 其中，对承德平泉东山头遗址发掘，发现积 石冢、石界墙、石棺墓、祭祀遗迹、房址、灰堆 等遗迹30余处，出土陶、玉、石等各类标本100 余件，是一处重要的兼具埋葬、祭祀和特定居住 功能的红山文化遗址。 在张家口地区发现积石冢134座。其中在宣 化塔儿村乡至崞村镇500平方千米范围内发现积 石冢83座，在赤城县白河两岸发现积石冢38座， 在阳原县桑干河流域发现积石冢6座，在下花园 区洋河北岸发现积石冢5座，在涿鹿县发现积石 冢2座。对宣化郑家沟村周边3平方千米范围内发 现的7个地点9座积石冢中的一号积石冢发掘，发 现石界墙、石棺墓、祭祀坑等遗迹200余处，出 土陶、玉、石等各类标本400余件（套）。积石冢平面呈梯形，以中心大墓为核心，整体进行营 建，最终形成三级土台结构，集祭祀、埋葬功能 于一身［39］ 。其年代在距今5100—4800年之间［40］ 。

规模宏大、数量众多积石冢群的出现，表明 在距今5000年前后至少有一支红山古国的部族在 张家口一带生存发展。

第二个线索是河南宜阳苏羊遗址的发现。

2022 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宜阳苏羊遗 址［41］ ，在仰韶文化晚期灰坑H22中出土1件石雕熊 首柄端饰，呈浅灰色，大理石材质，通体磨制而 成，形制规整，局部有残缺，长4.6厘米，厚2.8厘 米，残高4.7厘米［42］（图二二），熊首形态与辽宁 朝阳半拉山M12∶4玉雕熊首柄端饰（图一一）基本 相同。其年代大致在距今5100—4700年之间。

这两个重要线索显示，红山古国部分族群由 辽西地区向西南方向的张家口一带发展且呈南下 中原的趋势。至于红山古国部分族群南下中原的 路线可能存在着多种途径，或是沿太行山东侧河 北地区的途径，或是在太行山西侧至吕梁山之间 的汾河河谷途径，或许还存在着沿黄河经陕北一 带南下的途径，其中汾河河谷可能是主要的途 径，有待发现。

三 红山古国与黄帝有熊氏的关系

红山古国与中国古史传说中黄帝的关系，是 苏秉琦先生晚年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作为金钥匙进 行全力探索的重大课题之一，目的是力图证实中国古史传说中五帝时代前段黄帝时期的史实［43］ 。苏 秉琦先生在1993年《论西辽河古文化——与赤峰 史学工作者谈话》中指出：“《史记·五帝本纪》中 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 可以与之相应……‘五帝’前期活动的中心是燕山 南北。”［44］经30多年的发现和不断探索，苏秉琦先 生的这一著名论断正在逐步地被证实。

（一）黄帝时期社会的主要特征以及黄帝与 有熊氏的关系 关于黄帝的事迹，先秦文献有较多的记载。 《逸周书·尝麦》：“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 河 〔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 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 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请 〔清〕 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 用大成，至于今不乱。”［45］ 《左传·昭公十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 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 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 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 凤鸟适至，故纪为鸟，为鸟师而鸟名……”［46］ 《国语·鲁语上》：“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 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47］ 《古本竹书纪年·五帝》：“黄帝既仙去，其臣 有左彻者，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48］ 《穆天子传》卷二：“□吉日辛酉，天子升于 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隆之葬。”［49］ 《世本·纪》：“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 舜，为五帝。黄帝有熊氏，少典之裔子，帝轩辕 也。”［50］ 通过对先秦文献的梳理分析，黄帝时期社会 的主要特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存在“军队”和军事联盟，发生部族 之间的大规模战争。

第二，进行祭天活动，假“天意”管理天下 民众；存在自然崇拜。

第三，设立管理制度，有不同级别的管理 人员。

第四，处于允许公平拥有私有财产的社会发展状态，产生私有制。

第五，建造宫室、产生使用棺椁或封土的 大墓。

第六，产生了一人独尊的社会现象。

第七，黄帝与“有熊氏”有关，黄帝是少典 之子，出生在“有熊氏”。 依据古代文献记载黄帝时期社会的这些主要 特征，对照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推 定黄帝时期可能处在距今5300—4700年前后［51］ 。

以往，对黄帝部族早期活动地域的探索，主 要区域之一是在现今的河北北部，因为探索者大 都认为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以及黄帝与蚩尤 的逐鹿之战都发生在河北北部。可是一直没有找 到实证资料给予证实。 先秦文献记述有关黄帝的事迹，许多是需要 探索的，有的可能不一定可靠。但是，黄帝与 “有熊氏”的关系，没有被提出质疑。所以，通 过对有熊氏的特征——熊文化遗存的探索，或许 可以揭示黄帝部族活动的区域范围。

（二）红山古国与有熊氏

前述分析红山古国存在着大量的熊偶像作 品，体现当时流行着熊崇拜，并且与祖先崇拜交 织在一起构成红山古国独特的信仰世界。 就目前考古发现的我国新石器时代诸考古学 文化而言，熊文化遗存所体现的熊崇拜现象主要 见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这显示，迄今为止 考古发现能够说明距今5000年前后的“有熊氏” 文化现象，只见于红山文化晚期。依据考古发现 的这些现象推测，红山文化晚期尤其是红山古国 可能与古代文献记载的有熊氏有关。

（三）红山古国与黄帝有熊氏

如果说红山古国流行的熊崇拜现象是探索中 国传说古史中有熊氏的重要线索，而传说古史中 黄帝确实与有熊氏密切相关，那么考古发现揭示 的红山古国证明文献记载的黄帝有熊氏确有一定 的史实依据。

而河北张家口一带分布着数量众多 的红山文化积石冢，以及宣化郑家沟红山文化晚 期后段大型积石冢的发掘、河南宜阳苏羊具有红 100 山古国特征的石雕熊首柄端饰的发现，串起了以熊崇拜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古国部分族群南下中原 的线索。这现象又似与“黄帝南伐炎帝”后进入 中原的传说相印合。 “黄帝南伐炎帝”见于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 中的 《孙子兵法》 篇：“黄帝南伐赤帝……战于 反山之原。”［52］ “反山之原”在哪里？大概是其他古籍中的 涿鹿阪泉。目前对涿鹿阪泉具体区域的考证存在 着不同的认识，但是可以确定是在黄河以北区 域。“黄帝南伐赤帝……战于反山之原”这条出 土文献说明黄帝早期活动区域应是在黄河以北的 反山之原以北。这个反山之原以北地区，或许与 近年来在张家口一带发现的大量红山文化晚期后 段积石冢等遗存所显示的红山文化晚期分布至张 家口一带有关。

上述这些现象显示：如果流行熊崇拜的红山 古国与中国传说古史有联系的话，那必然是与黄 帝部族集团有关，红山古国与中国传说古史中的 黄帝有熊氏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 结 语

红山古国遗存以牛河梁遗址群上层积石冢为 主要代表，是距今 5300 年至 4900 年在辽西地区 崛起并快速发展的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文化特点 的聚落群联合体。存在着王，拥有一个范围很大 且稳定的分布区域，是一个不低于五级制的社会 组织，社会分化程度达到了六级。红山古国社会 组织结构简单，管理松散，盛行祖先崇拜与熊崇 拜且交织在一起，构成红山古国独特的信仰 世界。

红山古国流行熊崇拜是我国距今5000年前后 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红山古国末期又呈现 出南下中原的线索，据此推测红山古国可能与古 代文献记载的黄帝有熊氏有关。

至于以熊崇拜为特征的红山古国一支南下中 原之后对中原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目前尚未 发现相关的证据。但是，已经发现的商代晚期制 作的一些承袭红山古国玦形玉熊演变而来的玉雕 作品，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虺、殷墟M54出土 的 01HDM54 ∶ 450 玉 虺 ［53］ （图 二 三）、 殷 墟 77AGGM701 出土的 M701 ∶ 87 玦形玉熊［54］（图二 四） 等现象，则隐喻中原地区在商代还保留着红 山古国、黄帝有熊氏的文化影子。这些现象显示 红山古国、黄帝有熊氏的文化因素在进入中原地 区之后最终融入中原商文化之中。

如果今后的发现与研究，对于本文论述的红 山古国与古代文献所记黄帝有熊氏之间关系的认 识能够得到确立，那么盛行熊崇拜的红山古国的 发现与确认，对于揭开中国传说古史中黄帝与有 熊氏的史实就撞开了一扇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