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人们讨论晶圆制造时,往往从设备、产能和制程节点谈起。
但在更早之前,有一个更基础的问题曾长期悬而未决:半导体制造,究竟是一项可以买来的能力,还是必须在本地生长的知识体系。
王阳元所面对的,正是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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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后半叶,中国半导体研究长期处在“追赶”的语境中。
理论并不薄弱。
人才并非匮乏。
真正缺失的,是一个可以反复验证、持续演进的制造体系。
在这样的环境里,谈先进制程并不现实,甚至显得不合时宜。王阳元的选择,并不是直接参与产业竞争,而是把目光放在一个更不显眼的层面:器件与工艺的基础问题。
王阳元长期从事的是集成电路工艺与器件研究。
这些研究,很少直接转化为产品。它们更多回答的是“为什么可行”“在哪里会失效”“边界条件是什么”。在商业语境中,这类工作往往被认为节奏过慢、回报不确定。
但在一个尚未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环境中,这种工作具有另一层意义。
它为后来者,提前标出了可行区间。
当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系统性接触国际半导体产业时,一个现实问题逐渐凸显。
可以引进设备。
可以引进流程。
却很难在短时间内,引进对工艺细节的理解。
制造不是一套说明书,而是一种隐性知识的积累。
王阳元对此有清醒认识。
在 1990 年代,他逐渐从纯学术研究,转向参与产业化探索。
这种转向并不彻底,也不激进。他并未试图直接复制海外模式,而是尝试在学术体系与工业需求之间建立接口。
这条路径,并不显眼,却异常艰难。
学术界希望问题纯粹。
产业界要求结果可用。
两者之间,缺乏天然的缓冲地带。
中芯国际的成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
它并非某一位学者或企业家的单独行动,而是多条路径的汇合。张汝京负责把工厂建起来,而王阳元更关注:这些工厂是否能够逐步形成自己的技术判断能力。
他的角色,更像是体系中的稳定器。
在中芯早期发展阶段,技术路线并不统一。
制程来源多样。
工艺积累分散。
经验难以沉淀。
在这种条件下,单纯追求节点并不现实。更重要的是,让工程师理解“为什么这样做”,而不是“照着做”。
这是一条慢路径。
王阳元所坚持的,并不是某一具体工艺,而是一种方法论。
器件与工艺必须协同。
实验数据必须被系统记录。
失败同样是知识的一部分。
这些原则,在短期内并不会转化为竞争优势,却决定了长期是否具备自主演进能力。
争议不可避免。
有人认为这种路径过于保守。
有人质疑其与产业节奏不匹配。
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这样的底层积累,产业一旦遭遇外部变化,将很难调整方向。
后来,中芯国际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资本投入加大。
目标更加明确。
竞争环境更加复杂。
王阳元逐渐淡出具体事务。但他所参与构建的那套认知框架,并未消失。
它体现在工程师的判断中。
体现在对工艺极限的理解上。
也体现在对“不可控风险”的警惕中。
从今天回看,王阳元的贡献,很少体现在时间表上,而体现在避免走错路的次数上。
在一个高度复杂的产业中,这种贡献往往被低估。
中国半导体产业仍在演进。
先进制程受限。
设备与材料仍需突破。
系统能力尚未闭环。
这些问题,没有速成方案。
王阳元所代表的那一代人,或许无法看到所有问题的答案。
但他们至少坚持了一件事:在产业尚未成熟之前,先把问题问对。
这并不能保证成功。
但它让后来者,在面对选择时,拥有更多理解,而不是仅有冲动。
而在半导体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上,理解,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
这条路,仍然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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