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一件过去没有讲过的陈年往事,虽然不壮丽辉煌,但仍能引起人们的深思。我换一种方式,用“穿越”的手法来讲述。
搞历史研究的人,搞得入迷了,难免会走火入魔、有时由不得你就穿越回去,来到那个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1941年8月23日开始的大扫荡就是这样。
我骤然间在一块大岩石的旁边惊醒,天气很热,我躲在这块大岩石的阴凉里,身边是一人高的矮小树木和灌木丛。我吓了一跳,刚才真的是热昏了,不知不觉就迷糊了一下。抬起头,头下枕着的是我使用了半年多的“汉造”驳壳枪;手一伸,又摸到了身边的“晋造”六五步枪,我松了一口气,生怕突然睡过去耽误了参谋长黄寿发交给的任务。
就在这一天,小鬼子对狼牙山一分区的大扫荡开始了,鬼子从东面过来。小鬼子这一次很狡猾,以前小鬼子对狼牙山一分区的大扫荡,都是从石家庄乘坐火车,在定县和保定分两部分下车,然后以“钳形”攻势,两路夹击进攻一分区八路军。
但1941年8月的这一次小鬼子很狡猾,他们并没有在定县、保定下火车,而是越过徐水,当你们以为他们要去北边高碑店集结的时候,他们悄悄在定兴下了火车,然后掉过头来,企图趁一分区八路军不备,从东南方向偷袭一分区司令部的所在地易县北娄山村。
杨成武、黄寿发在当时的策略是:要团部在松山村的一团悄悄过来,驻扎在北娄山村,杨成武、黄寿发带领早已集结起来的一分区司令部机关大队,在分区直属警卫连、侦察连、一团三连的掩护下,总计五百多人,不到六百人,在头一天夜里悄然无息地转移到南管头村东南的小村周庄,然后静观下一步日军如何动作。
此时,一团长邱蔚在狼牙山上养病,带领一团的是团政委陈海涵、副团长宋玉琳、团参谋长晨光、团政治处主任史进前。这四个人都活到了解放后1955年的军队大授衔,计两个红军干部都是少将、两个抗战干部都是大校。一团在北娄山村与进攻的日军110联队的联队部和三大队周旋了一下,又装模作样打了一仗,不等日军醒悟过来,一团给狼牙山上养病的团长邱蔚留下一个七连,全团声势浩大离开易县,向西而去。
对手一团走了,北娄山是个空村子,110联队长水上源藏大佐感到失望,他只能带领联队的三大队继续向西,占领了一分区的核心地区南管头村和北管头村。这里是1939年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时的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所在地,因地理位置暴露,被杨成武放弃,转移到北娄山村。这一次日军占领南北管头村后,将联队部放在南管头村、三大队放在北管头村。
日军占领了南北管头村,无形中给一分区司令部大队造成了一个潜在的压力,南管头村距周庄村很近,万一哪一伙小鬼子不老实,在周边乱窜,无意中闯到周庄村就坏事了。所以一分区司令部大队在周庄村的这一整天都蜷缩在屋里,以干粮充饥,间或烧一锅开水菜汤,他们不敢大范围生火做饭,以免闹出大动静,暴露了部队的行踪。
在这里我再强调一句,杨成武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严格遵循“战争让女人走开”的原则,严格禁止任何一个女人走上战场。所以这个司令部大队都是男人,没有一个女人。每次鬼子大扫荡,杨成武都会提前让每个女八路、包括自己的夫人、孩子,分散隐蔽到老乡家去。他会根据自己多年来的战争经验,预先判断每次鬼子兵扫荡的目的、范围,然后会让这些女兵躲在鬼子扫荡的行进范围之外。
对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来说,他从不考虑大政方针的设置,他只要提前考虑到自身分区机关大队的安全就足够了。黄寿发思前想后,他最怕的,是管头村的日军驻扎下来之后,为安全起见,派出小股“斥候”巡逻队,到管头村周边的几个村子巡视一番。如果这样,隐藏在周庄的八路军一定会跟日军巡逻队发生冲突,一旦暴露,被日军缠上,杨成武这五百多人在管头村日军一千多人的追击下是很难脱身的。
黄寿发想了一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跟杨成武商量了一下,马上把李青川招呼过来,他决定派出一个有胆量、枪法好、也有实战经验的作战参谋,在北管头村方向骚扰日军一下。骚扰北管头村而不是南管头村,因为北管头村在南管头村的北边,远离周庄。而南管头村距离周庄更近一些,一不小心就会把日军的注意力引向周庄。骚扰北管头村,是以疑兵之计,转移日军的注意力面向北边的狼牙山方向,认为八路军隐藏在北边,给日军找点事干。
于是他招呼来有“傻大胆”之称、也打过仗的作战参谋,就是我。黄寿发说,你单个出发,带一支你熟悉使用的步枪,子弹不需要很多,有三十多发子弹足够。子弹要原装的,不要边区造,以免哑火或打偏,你使用步枪的准头是放心的。你自己原有的那支驳壳枪也带上,然后从周庄、岭东村往北上山,在民间峪、阴凉岩那个地方,居高临下抵近侦察北管头村的日军三大队,惊扰小鬼子一下。
黄寿发特地还叮嘱我说,不要带背包了,李科长给你保管。天热,带上水壶,这一天你要跑很多的山路。在山上你不要怕惊动日军,不要怕引起他们的注意、跟日军打一小仗更好,你的任务,就是把日军的注意力往北边引,确保今天晚上到来之时,周庄安然无事。
布置完任务,可能看出我的心里有疑问:你安排这次好像是侦察任务,分区司令部有好几个侦察参谋在那里,你却安排作战参谋去执行侦察任务,搞什么名堂?而且,侦察参谋每人一身便衣,但作战参谋就没有这个特殊的待遇,只能穿军装执行任务。黄寿发可能看出来了,马上解释说:你执行的不是侦察任务,而是作战任务。为什么要你一个人去、而不是带几名战士?因为你一旦人多,日军必然出兵追击,疑兵之计就露馅了。而你只有一个人,日军可追可不追,你只要艺高人胆大,就可以逗着日军士兵,到火候就甩掉他们。
黄寿发还补充说,你是训练参谋出身,我去过很多次你们的训练现场,你们的军事技能比一般干部战士要更好一些,但也绝对不能大意。日军士兵的枪法普遍很好,陈团长在黄土岭战斗,握着望远镜的手一伸出来,立马被早就瞄准的日军士兵打个正着。你也要留神,不要把自己的脑袋、前胸、后背暴露给日军,无意中当了他们的靶子。你要特别记住,你是单个的人,没有帮手,你不要逞强,以为自己射击准头好、刺杀技术好、就敢于跟日军士兵近距离接战。
您别笑话,我带上山去的这支步枪,是晋造仿三八式六五步枪,因为同日本三八枪一样,使用的也是六五子弹,在当时的八路军中很抢手。晋造的六五步枪,质量一点不比日本三八枪质量差,晋军出身的李青川对这款枪尤其赞不绝口。我记得当初从妙峰山到平西抗日根据地,沿途中从地主家大院缴获的那支步枪,也是晋绥军败北后流失在民间的晋造六五步枪。这枪同北平二十九军得到的新枪捷克式相比后坐力更小,打得更准。
那一次,日本刚进入到易县,从北娄山直窜到管头村,在村里刚站住脚,正在熟悉村子里及周边的环境。趁日军立足未稳,没有对周边几个村子派出小股巡逻队,我拖着枪,迈开大长腿,从周庄直奔岭东村、大台庄,然后到阴凉岩、民间峪。这一路的几个村子里都是空空荡荡,老百姓早就拖家带口躲出去了,看不见一个人影。一头扎进民间峪,正西方是北管头村,在西南更远的方向就是南管头村。此时已是午后时分,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暑热蒸人,在北管头村驻扎下来的日军,一部分在埋锅做饭,多数人在井台边洗洗涮涮。
看来,在用水方面,北管头村不比南管头村方便。南管头村的村前有一条漕河,夏季雨大时水量不小,人们可以随时下去洗澡。过了南管头村,这条漕河一直向东流去,途经杨成武一分区司令部大队所在的周庄村,然后继续向西北流淌。所以这两个管头村的村子虽然距狼牙山很远,但日军的动向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岩石后面的阴凉处休息了一会儿,喝了几小口满是蒸锅水味道的壶水,上山时的劳顿一扫而光。我沿灌木丛间的山路小心翼翼向北管头方向靠近,不敢大意,不想过早暴露了自己,毕竟日本人是很细心的,他们一定布置了岗哨监视附近的山上。当年,八路军管军装叫“二尺半”,管鞋子叫“二斤半”,说明本地山里人手工制作的鞋子很沉。
从周庄临出发的时候,黄寿发特地给他找了一个日军的大号水壶,李青川知道我饭量大,给我装上每一个有半斤重的杂面馍两个、还有一块老咸菜疙瘩。在送他走出周庄的时候,李青川又小声叮嘱说:记住,晚上十点以前必须赶回来,我们大队十点半准时从周庄出发。如果万一你赶不回来,被日军缠上,你就不要回周庄来了,到山上老君堂跟政治部会合。
八月如流火,我把结成一层汗碱的衣领敞开、又把衣袖高高挽起,山里的风很硬,我感觉到了山风的凉意,心里嘟囔一声:小鬼子,该看我的了。在一块巨石的后面,我架起晋造六五步枪,瞄准北管头村边洗澡的日军士兵,打了一枪。“叭勾”一声,枪声的回音很大,正在洗澡的小鬼子一时愣住了。不等小鬼子醒悟过来,再次瞄准小鬼子又是一枪,小鬼子搞清楚不是走火,而是山上的八路在放枪,霎那间小鬼子都光着身子往村子里跑。村头的小鬼子哨兵也开始放枪了,步枪、机枪响成一片。北管头村像开了锅。
村子里,几十个衣衫不整的小鬼子端着枪跑了出来,隐蔽在村边的沟沿、树丛和房子边上,指手画脚议论着枪声是从哪里传过来的,山上的土八路隐藏在哪里。把小鬼子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了,我没有接着打第三枪,而是远远看着小鬼子下一步有何动作。解放前的狼牙山,绿化得不是很好,山上的树木稀拉,灌木丛也稀稀拉拉的遮不住人,比起今天可差远了。所以我没有动弹,就倚在大石头后面,把步枪也收拢过来,不让山下的日军过早地发现。
这时,从北管头村涌出两小队鬼子兵,各有十几个人,相当中国军队的一个班,分成南北两条直线,端着枪向山脚下走来。可能是两声枪响之后再没有第三枪响起,日军士兵显得很大胆,没有一点躲闪的架势,这可把我给气坏了:你们他妈也太大胆了,再给你两枪。我仔细瞄准南北这两个小队,各打了一枪,小鬼子立刻都趴下了,跟刚才那两枪一样,你一点看不出打中了没有,反正是人都趴在了地上。三伏的天气,有的小鬼子受不了地面被晒得滚烫,一趴下就连滚带爬,往沟壑和树丛后面跑。
但这样一来,日军也发现了枪声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几个日军士兵手指着我隐藏的地方,哇啦哇啦地叫喊着。其实他们相距我躲藏的岩石有几百米远,如果与他们之间的距离缩小到两百米左右,我相信我的枪法,满可以不慌不忙、一枪一个,撂倒他好几个。但有一利就会有一弊,同时也会有被日军缠上的危险。大白天,在一百多米的距离内,你很难一下子摆脱十几个日军士兵的追击,你在山区与日军最佳的安全距离就是四五百米,不能再近了。
在山下,日军士兵躲在分散的角落里不敢动弹,当然也有胆大的,瞅空子就往前紧跑几步。我挑了一个胆大的日军士兵,跟踪他瞄准了好一阵子,一枪把他给撂倒了。三八枪的穿透力很强,但杀伤力明显不如其他步枪,我猜想这个日本兵不一定送命,但起码警告了其他士兵不要再这么大胆往前。
陪日本兵折腾了好一阵子,作为曾经的军事教官、训练参谋,我多次想过一旦我教过的八路军骨干们落到这个地步,他们会怎么做?八路军战士进行追击,在突然受到枪击的时候,大多数的八路军战士都是头脑发懵,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成为了活靶子。只有少数有多年战斗经验的八路军骨干,才会像训练有素的日军士兵那样,第一时间趴在地上,寻找更合适观察与反击的隐蔽场所。
这也是一个合格的训练参谋的本能反应:仔细观察你的对手是怎样训练那些士兵的,有没有值得你学习的地方。还有些技能,是易县的当地老乡教会的,比如走山路“走梁不走沟”,所以沿山脊走,视野会更开阔,也会更少走冤枉路。你可别笑话,每次跟小鬼子较量周旋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把来路和退路都看好了。哈,这也是训练参谋的基本招数之一吧,别小看这些打打杀杀的基本招数,在战场上这可是保命的法宝。
山下的小鬼子,摸清了我只是一个人,不知不觉中又向前偷偷跃进了几十米,小鬼子的基本军事技能比农民参军的八路军可强多了。我沿着山脊在树丛的掩护下向东北方向前进,但又牢记黄寿发的叮嘱,不把自己的后背留给日军士兵,成为他们的活靶子。这一带的地形我很熟悉,到一分区司令部当参谋的最初日子,科长李青川已经让另一个参谋胡尚义领着我熟悉了这里的地形和每一个村子,我闭着眼睛都走不丢。从北管头村向北,依次是南画猫、北画猫、道地、猫儿岩村。
对了,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罗元发的夫人就是猫儿岩村人,他那个姓郭的警卫员也是易县人,他那个村子离宋学飞团长家不远。从猫儿岩再往北,就是干河村,往北的山路在这里分厂两个分叉,往东北方向叫“干河北沟村”,一个多月后狼牙山五壮士跳崖,有三位勇士落在这里,以后这个村子被改名为“五勇村”。如果从干河村往西北方向,那通往的村子可太多了:东西武家庄子,三团的两个营在这里组建;这两个营的新兵训练,在更靠北一点的口头村。哈,这里的村子很多,根本就介绍不过来。
当然,我虽然熟悉,但没走这些个村子,而是沿山脊走,把日军士兵往山里引。也许我隐蔽得太好了,有时跟在后面的日军士兵失去了踪迹,害得我时不时回头打上一枪,让他们重新远远跟在我的后面。八路军的伙食不好,中午刚啃的一个大馍咸菜,现在肚子又咕咕叫了。我一边回头观察着几百米外日军的士兵,一边大口啃着干馍,还琢磨着这些日军士兵回去后的晚餐能吃些啥。
夏日天黑得晚,每天的七八点钟太阳才会下山。可山里的太阳又落下的早,尤其西边的大山遮住了太阳,山里人早早就告别了日头。我知道周庄突围的计划,当天晚上八点多钟以后,司令部和各连的炊事班做完最后一顿热饭,我猜不出意外,是我最爱吃的豆角西葫芦焖杂粮粘饭,我们八路军叫它“八宝年饭”,又解饿、又解渴。黄寿发、李青川,一定会让胡尚义参谋用我那个大白瓷缸子盛上满满一大碗,等着我回去享用。
可惜那个时候,人不能未卜先知,不知道胡尚义的生命仅有一个月好活。一个月后,胡尚义被任命为分区直属侦察连代理连长,在梯子沟突围时担任掩护任务英勇牺牲。他是跟狼牙山五壮士中的三勇士几乎同时牺牲的。两年后,在满城县的三团侦察连指导员向团长肖应棠提议,要当时培训三团教导队的我接任侦察连连长,于是肖团长说出了两年前的一个秘密:1941年反扫荡期间,分区直属侦察连长的位置空缺。杨成武原本打算由另一个参谋接任连长职务的,但在胡尚义的多次要求下,由胡尚义接任,结果仅仅几天胡尚义就牺牲在这个岗位上。
太阳偏西了,山里的温度一下子降了下来,暑气顿消。在后面追击的日军士兵,也感觉到太阳一旦落山,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眼下还只是追不上,看不清的问题,到时候的问题就更多了,保不好眼下前面追不上的这个土八路还会杀个“回马枪”,那时的麻烦就更大了。这二十来个日军士兵聚在一起,看样子在商量“是不是返回”。在这二十来个日军士兵中,已经有两三个人是被抬着走和架着走了,看来已经出现了伤兵。
在山区,每出现一个伤兵,即使是轻伤,也必须占去一个人的搀扶;如果是腿部受伤,失去了行走能力,那起码要两三个人的抬行。你看,这就是黄寿发最英明的决策:骚扰日军,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兵就足够了,多一个人就多一份伤亡的危险性。大不了,我只损失一个人,那要怪他学艺不精、处置不当,造成了失误,怨不得我。黄寿发的这个想法和实例,在以后一分区教导队的训练中被一再提起,他的话太直白了,搞得人哭笑不得。
在眼下,远远发现原本追击的日军士兵要知难而返,反而让我有点舍不得呢。在日军士兵的分散追击中,你打倒他一个,很可能还会有所缴获,但他们一旦撤退,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了。为什么不能现在就悄悄返回,就近打他们个冷不防呢?我刚要行动,脑子里又想起好朋友李振军的一段话,他奔赴延安参加八路军时,他那个考上过满清秀才的老父亲曾对他说过:秀才不逞匹夫之勇,战士不展一时之威,小鬼子不过是暂时受挫,他们人多、枪法准、训练有素,你何必跟他们较那个劲呢。
想到这里,我没有再悄悄摸回去,而是在远处瞄准他们的人群又放了一枪、接着又是一枪。按照规矩,这接连两枪之后,你这个开枪的位置就暴露了,再不能使用,必须立即转移。你转移的速度慢一点,日军的掷弹筒就打过来了。此时已近傍晚,树影模糊,我背的那个日军大水壶已基本空了,喝下的蒸锅水不是变成汗、就是变成了尿,早就排泄光了。李青川给我的那两个大馍也基本上啃光了,我基本处在“轻装”的地步。
其实在山区的追击战中,上帝更眷顾山下的追击者而不是山上的被追击者。因为你在高处,一旦躲避不及时、隐避不及时,被山下打中的可能性更大。从山上居高临下远远望去,远处的村落可能是北画猫村吧?已经飘起了袅袅炊烟,农户家开始点火做晚饭了。尽管八路军早就通知了日军大扫荡的消息,但仍有很多村民守在家里,不肯远去躲藏,这让人感到很无语。但凡八路军曾经驻扎过的村子,村民们早就跑光了;但凡八路军不曾驻扎过的村子,很多村民都留了下来。
太阳西斜,眼看着在身后追击的日军士兵已经激不起追击的热情了,起身在整装准备下山。我再一次对小鬼子的训练有素给予称赞,即使是撤退,小鬼子走之前也要相互检查一下,转圈看一下,不会丢下落下什么东西。反观八路军的撤退,人走了,仓惶而逃,丢下的刺刀、手榴弹、子弹袋什么的,就缺个小鬼子这样的“从容不迫”。
我摸摸衣兜,带来的三十多发六五步枪子弹,用去十几发,还剩下十几发,正好拿你们练练打靶。撤退的日军士兵,让担架走在最前面,然后是搀扶的士兵和几个陪伴。咦,还有几个日军士兵到哪里去了,人数不对呀?仔细观察,几株树丛和岩石的后面,隐隐发现钢盔的闪光,原来小鬼子是要打我的埋伏,在这里等候阻击呢。
这是一个考验耐心和耐性的“活”,谁更有耐心和耐性,谁就能“活”着看到战斗的胜利。此时我转移到距日军只有两百来米距离的位置,我们都在同一条水平线上,我的优势是我能看到日军士兵躲在哪里,但日军士兵不知道我隐藏的位置。再说,八路军没有钢盔,夕阳的反射在八路军旧军帽上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幸好日军士兵不知道我的确切位置,如果一旦知道,这两百来米的距离,是根本挡不住五六名日军老兵的阻击围攻的。事后一讲起来,从李青川、黄寿发都感到后怕。当年八路军与日军的差距是很大的。
太阳终于落山了,但山区的状况,即使太阳落山,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天是亮的,只是没有阳光而已。两百米开外的乱树丛里,几名日军士兵站起身来,拖着步枪要下山去。当然,这是现成的活靶子,一个很好的射击机会。但不对,哪里不对?是人数上不对,潜伏下来殿后的,或者说悄悄留下来准备打我伏击的,应该不知这几个日军士兵,至少还有两三个人没有现身,他们还在继续埋伏,等待对面八路军的枪响。
你们不急,我也不急,我在灌木丛的缝隙里,观察这几个日本兵的远去,但没有做出任何动作。终于,就在天就要大黑、什么都将看不见的时候,树丛里又立起了两个身影,拖着枪准备往山下走。这一次,我没有放任他们自由离去,我瞄准他们对背影,一枪、接着推上子弹,又是一枪。我相信我的枪法,所以我没有观察我射击的结果,而是拣起射击时落在地上的子弹壳,然后悄悄隐进树丛,向南边、岭东村、周庄村的方向开始转移。
天已经大黑了,在接近漕河的时候,听到了隐蔽在暗处的分区警卫连警戒哨的低声询问,我知道了大队还没有转移,我终于及时赶回来了。咕咚咕咚灌了一肚子水,那个大白搪瓷缸的粘饭刚吃了几口,出发的命令就传达了。司令部大队五六十人,中间有七八位分区、地委、行署的负责干部,然后是三个连的警卫部队,有意思的是,大队的屁股后面还跟着百来人的地方老乡。
看到这个奇怪的队形,我曾问李青川:科长,他们这是要去干什么?走亲戚吗?李青川说,你这个问题,我也同样问过黄参谋长。但黄参谋长询问的是杨司令。杨司令说,蝼蚁尚有苟且偷生之心,何况是人呢?他们(指老百姓)认为跟着我杨成武在鬼子的大扫荡中会有更大的生存机会,我怎么能赶他们走呢?三国演义,刘备弃新野赴荆州,一起同行的百姓都是奔逃生去的,刘备宁可自己走得慢,也要与这些百姓同行,我们八路军不会做得比刘备更差吧?
这以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杨成武原打算越过易涞公路,到平西去隐蔽,半年前的1940年12月,平西发生“汤各庄事件”,杨成武接到聂荣臻急电,冒着大雪连夜出发,救援平西挺进军。1941年狼牙山遭遇日军大扫荡,杨成武打算到平西、但不是到肖克所在的涞水县隐蔽,而是到房山十渡隐蔽。但一看易涞公路,封锁得十分严密,日军的大卡车大开着车灯在公路上来回巡逻,杨成武无法越过公路,最后到涞源县小村万年冰隐蔽。
但从北管头与敌接触回来,有两件发生的事情出乎大家的意料。
一是这件事的当晚,就在杨成武率司令部大队向狼牙山以北的易涞公路挺进,打算越过易涞公路进入平西隐蔽的时候,驻扎在北管头村的日军,当天夜里偷袭了口头村的三团新兵训练营地。这三百多1941年新征收的新兵,还没有集训出来,就被日军偷袭。结果,向北突围出来的一半新兵活了下来;而向南突围的另一半新兵被日军设的包围圈屠杀殆尽。几十年后,口头村为这些牺牲的八路军烈士设立了纪念碑。
在这里要提一句,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繁杂的口舌,不可能有绝对的保密。此时,狼牙山南侧的山洞石缝里,已经有很多山下村子的老乡在山上躲藏安身。根据地的人本不是很多,相互间低头不见抬头见,大致都能知道底细。一个大家脸熟的八路军参谋提着枪与日军单打独斗,不可能不传到日军的耳朵里。何况这个参谋还有“军事教官”的称呼。
日军琢磨,“军事教官”一定与军事训练有关,于是就联想到口头村的新兵聚集处。我以前反复介绍过,日军的情报工作是第一流的,日军在1941年大扫荡前,几次在保定、石家庄召开情报分析会议,一分区八路军各部队驻地,日军早就了如指掌。为铲除这个“军事教官”,以绝后患,当夜,日军派出一个小队、五十多人,偷袭口头村。
八路军与日军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大敌当先,口头村的八路军岗哨竟如此马虎,结果被日军得手。日军人少,知道八路军新兵有三四百人之多,自己冲进去不占优势,于是使用“打草惊蛇”之计,在村外设伏。因日军人少,所以只能在村南设伏,村北再无力设伏。八路军被袭击后,第一时间想到了突围,于是队长、指导员各带一队,分路从南北突围。走南路的,在日军机枪的扫射下大部分牺牲,北路部分侥幸逃了出去。
这部分逃出去的新兵下落也可以查到。在一分区政治部技术书记齐尧的回忆录中,他们从狼牙山突围下山,在山下双峰村再次遭到日军的偷袭,幸存者拼命向西边更加偏僻的双峰寨方向跑去。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支被打散隐蔽在那里的连队,于是相依为命,终于熬到了日军大扫荡的结束,回到了一分区。
八路军基本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农民的基本特点就是自由散漫,尤其岗哨的设置非常随意,所以屡遭袭击还不长记性。仅1941年大扫荡前后,一分区八路军就屡遭袭击,损失惨重。黄寿发屡次推广“三哨”制度,即“明哨”、“暗哨”和“流动哨”,同时使用,但从没有军事主官干部当真。一分区创建之初,杨成武就点名批评一营长曾宝堂宿营不涉岗哨;黄土岭战斗之后,一团二营长宋玉琳设岗马虎,结果与日军同宿一村;1941年大扫荡前,一分区在东楼村召开地县级会议,分区侦察连担任警卫,结果还是被日伪军偷袭,伤亡惨重。
这一次八路军单兵袭扰北管头日军,驻扎在北管头村的日军从这次被骚扰的事件中汲取了教训。日军在北管头村东边的山脚下设置了两个分队、即中国军队两个“班”级别的巡逻哨,以防止再有八路军从狼牙山上骚扰北管头村的日军。一个月后的1941年9月25日的早晨,在狼牙山上设置了阻击阵地的一团七连长刘福山,带领两个班:机枪班和一排二班,打算就近观察北管头村的日军。但他们马上被山脚下的日军巡逻哨发现,其中一个分队的日军士兵对他们展开了攻击。由此看来,日军及时汲取经验教训也是第一流的。
刘福山与日军交火后,训练有素的日军士兵主要用掷弹筒打垮了这两个班的八路军战士,连长刘福山身负重伤。原配属给刘福山指挥的战士们居然?!放弃了阻击阵地,抬着身负重伤的连长与另一处阻击阵地的指导员蔡展鹏会合。再以后,连指导员带领全连立即转移,留下了五名战士承担阻击任务,这就是后来享誉全军、全国的“狼牙山五壮士”。
几年后1948年的一天,从冀中军区被押送到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执行死刑的原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在押解途中再次见到了抗战时期大老部下李青川和杨浩。谈起北管头村的那一次扰敌往事,黄寿发还感慨地说:可惜我没能死在小鬼子的手上,被自己人执行死刑,真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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