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一，上海的共产党人把贺年片变成了宣传革命的传单

从拜年名帖到红色贺年片

投名帖拜年是海派年俗中的独特拜年习俗。名帖，也称名刺，相当于今天的名片。早在宋代，士大夫之间已经流行投名帖拜年的方式，名帖上书姓名与贺词。这一拜年方式在明清时期的上海地区特别盛行，不少拜年名帖由仆役代投，称为“飞帖”。清代秦荣光在《上海县竹枝词·岁时》中写有“帖飞贺岁满城红”之句，并自注：“正月一日晨，正衣冠，拜天祖，邻里贺岁，各投名刺于门。”

随着近现代印刷业和邮递网络的发展，投名帖拜年逐渐发展为寄送贺年片拜年。这一海派年俗成就了上海共产党人宣传革命的一种手段——贺年片传单。

1921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上午，在上海闹市区和工人集中区的许多民众都收到了红色贺年片，正面印着“恭贺新年”四个大字，背面花边框中印着一首宣传共产主义的《太平歌》：

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谁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谁也晓得：推翻财主天下悦。谁也晓得：不做工的不该吃。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

《太平歌》贺年片是中国最早的“红色”贺年片。仅1月28日上午，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协同上海各个组织就散发了六万多张《太平歌》贺年片，在上海民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1921年的《太平歌》贺年片是中国最早的“红色”贺年片。

将贺年片作为革命传单使用在上海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并非个案。比如1945年春节前，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上海党组织采取投寄贺年片的形式，向各界人士宣传时局，这一行动被称为“天亮运动”。“天亮运动”中寄送的贺年片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由学委送给学生、老师们的贺年片，印有“迎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等字句，约一千份；另一种是由工委分送给高级职员、工商界人士、地方士绅等人士的贺年片，正面印有“恭贺新禧，并祝进步”八个红字，署名为“反攻同盟上海分会”。这种贺年片背面还印有宣传抗日的《新三字经》：

东洋人，顶混蛋。抢我土，谋我财。物价高，死勿关。黄糙米，一眼眼。黑市货，卖五万。幸亏得，苏英美，把德国，打下台。倭东洋，阎王催。新四军，四周在。救同胞，打上海。他领头，敲脑袋。我把那，后脚扳。里通外，做比赛。杀鬼子，大家来。从此后，上海滩，享太平，万万代。

还有一种事实上是警告信，寄送给伪军、政、警、特人员，正面印有“身在曹营心在汉”，背面则是弃暗投明、改邪归正等劝告语。

大批红色贺年片的寄送在上海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不仅鼓舞了士气，更动摇和瓦解了敌伪的军心。

1945年的《新三字经》贺年片。

从百无禁忌纸符到抗日救国红传单

古人将从灶神上天的腊月二十三（或腊月二十四）至除夕这一段时间视为“乱岁日”，认为此时人间无神管辖，诸凶煞俱不用事，每天都是黄道吉日，因此喜欢赶在这几日操办婚嫁等大事，称为“赶乱岁”。正月初一被认为是诸神重临人间之日，因此要举行祭神仪式，乱岁日之前的种种禁忌不仅重新回归，还因新年初始而加重，比如忌言鬼、死、杀等不吉利的字眼，忌打碎碗碟，忌恶声谩语，忌随地便溺及在地上泼污水、灯油。但人难免有不谨慎的时候，尤其是小朋友因为兴奋过度，常常口无遮拦。如何避免犯忌讳得罪各路神仙呢？江南民众往往在家中张贴写有“百无禁忌”字样的红纸符。江南各地的百无禁忌纸符内容大同小异，都体现了民间对姜子牙的崇拜。有些印有姜子牙形象和“百弗禁”字样，“百弗禁”即吴语“百无禁忌”；有些印有“百无禁忌神君”神位，“百无禁忌神君”即姜子牙。

开埠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传统的百无禁忌红纸符与财神信仰结合，在上海产生了一种新花样，纸符上的姜子牙被财神和其他神仙（一般是天官和财神的辅神）取代。新年时张贴这种新百无禁忌纸符也是一种海派年俗。这一习俗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曾被用以传播革命思想。

1938年3月《新华日报》第4版发表了署名沈奇的文章《上海的救亡运动》（该文也在《战地通信》1938年第21期刊载），其中记述：1938年春节期间，许多人家都收到了“与旧式人家过年常黏贴的印着财神菩萨和百无禁忌的红字条相仿”的红纸条。文章以插图的形式保存了这张纸符的图文内容。纸符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居中印着“百无禁忌”四字，两旁分列着两位头戴直脚幞头的神仙，神仙手持“谋民族解放”“求世界和平”的条幅；下半部分居中印着一个大元宝，两旁分列着四位神仙，右边两位分别手持笏板和元宝，大约属财神。左边两位分别手持荷花与盒子，应该是和合二仙。四位神仙身前的横幅上印着“团结御侮救中国”。

百无禁忌纸符。

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海派年俗中的百无禁忌红纸符被上海地下党改造为飞入家家户户的宣传抗日救国的红传单。与其他传单不同的是，它与传统节俗紧密结合，既顺应了民众禳解禁忌的节日心理，又以简单通俗的语句唤醒了民众的爱国情怀，激发了他们的抗战热情。

从月份牌年画到月份牌抗战宣传画

贴年画是春节求吉仪式的重要内容，苏州桃花坞年画是代表性的江南年画流派。清代康熙年间，上海出现了模仿桃花坞年画的民间年画产业。清末，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桃花坞年画商人和工匠南下避乱来到上海，促进了上海年画产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海派特色的“小校场年画”。小校场年画具有很强的写实风格，既反映新事物和新景象，也关注时事，倡导爱国。20世纪第一个十年后，传统木版年画制作技艺走向衰落。随着石印和胶印技术的广泛应用，海派年画发展出年画、日历与商品广告合一的新形式——月份牌年画。月份牌年画内容丰富、画面生动、立体感强，深受民众喜爱，很快取代传统年画成为上海民众过年时的必备品。

随着月份牌年画的迅速发展，一批专业画家成长起来，他们继承了小校场年画的写实风格，创作了不少抵制洋货的作品。全面抗战爆发后，月份牌年画画家很快创作出一批抗日题材作品，这些作品可以称为“月份牌抗战宣传画”。比如谢之光在抗战初期创作过歌颂十九路军奋勇抗敌的《以一当十》，该画作令国人精神大振，却也惹恼了日本侵略者，日军攻陷上海后曾下令销毁该画作与其印版。上海沦陷后，不少画家以画笔为武器坚持斗争。由于不能公开宣传抗日，画家们选择了描绘花木兰、梁红玉、岳飞等古代英雄形象以表达抗日决心、激励抗日斗志的创作道路，著名的如众画家联合创作的《木兰还乡图》（也称《木兰荣归图》）。

《木兰还乡图》由十位画家齐力完成，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在中国年画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该画左上角有题跋道：“此图系海上十大艺人精心妙手所合绘，制作精美，用意深长，洵为当代美术画片之杰作。”此画所含抗日寓意深入民心，后来上海华明电池厂、上海通明电器厂等厂商曾将《木兰还乡图》作为广告画使用。

年俗不仅是一套约定俗成的仪式体系，更是维系民族情感、巩固民族认同的重要精神纽带。作为海派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海派年俗，在创新求变、兼收并蓄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寄托了上海共产党人和仁人志士的爱国热忱，表达了他们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家解放的理想，也激发了上海普通民众的斗争意识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总的来看，包括海派年俗在内的海派节日习俗是上海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值得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