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到深圳谈生意，女老板只开了一间房，我刚想睡沙发，她：过来

一、绿皮车上的南下客

1995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农历刚出正月，我就登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彼时我二十四岁，在老家湖南湘潭的一家国营印刷厂跑了三年销售。说是销售，其实就是厂里哪个业务员忙不过来，我就跟着去打下手，帮着扛货样、开发票、陪客户喝酒。但我不甘心，每月一百八十七块钱的工资，家里还有一个等着我拿钱回去结婚的对象。我爹总说：“稳稳当当的，比啥都强。”可我看着厂里那些干了二十年还在挤集体宿舍的老同志，心里总觉得有一股火没处烧。

这次去深圳，是我自己争取来的机会。

厂里和深圳的一家港资电子公司有业务往来——说是业务往来，其实就是那家公司每年要从我们这儿订一大批包装盒和说明书。以前都是对方传真过来，我们把货发过去，账期三个月，中间从没见过面。但最近半年，那边的回款越来越慢，财务发过去的催款函石沉大海，电话打过去，十次有八次没人接。厂长急得直搓手：“这笔款子二十多万，要是黄了，今年全厂的年终奖都别想了。”

没人愿意去深圳要账。厂里那几个老业务员说起深圳就摇头：“那边的人精得很，你去了连影子都摸不着。”我就是在周例会上站起来说了一句：“要不，我去试试？”

厂长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一半是欣赏，一半是怀疑：“小陈，你连省都没出过几回。”

“深圳不也是中国的吗？”我说，“我还能跑丢了不成？”

就这样，我怀揣着厂里开的介绍信、两千块钱差旅费，以及一张写有对方公司地址和联系人名字的纸条，坐上了这趟开往广州的绿皮车。

硬座车厢里人挤人，空气中弥漫着方便面、汗味和香烟混合的气味。对面坐着一个去东莞打工的四川小伙子，跟我年纪相仿，他说他姐姐在厚街的鞋厂，一个月能挣八百。“要是我也能挣八百，干两年就能回家盖房子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全是光。

我没告诉他我是去要账的，只是点点头，看着窗外黑黢黢的夜色，心里其实一点底都没有。

火车晃了将近二十个小时，第二天下午才到广州站。我扛着蛇皮袋挤下车，跟着人流往汽车站走。那时候从广州去深圳，最方便的是坐大巴，车票三十多块钱，走广深公路，要跑三四个小时。

大巴车上放的是香港的武侠片，录像带画质模模糊糊的，但我看得入神。窗外的风景从城区的楼房变成了成片的农田，又突然冒出一片厂房，那种反差让我觉得新奇。车上的人大多沉默，偶尔有人用粤语低声交谈，我一句都听不懂，愈发觉得自己像个闯进别人家里的外乡人。

车到深圳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我站在罗湖车站的广场上，看着四周闪烁的霓虹灯和川流不息的人群，有点发懵。这里的人走路都比老家快，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男人夹着公文包匆匆而过，烫着卷发穿着垫肩西装的女人踩着高跟鞋“噔噔噔”地走，到处都是普通话夹着粤语、夹着英语单词的交谈声。

我掏出那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深南东路某号某大厦。我问了好几个人，转了两趟公交车，才终于找到那栋楼。站在楼下往上看，十几层的大厦灯火通明，和老家县城最高的五层楼相比，简直像另一个世界。

但现在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写字楼早就下班了。

我在附近找了一家招待所，一晚上二十五块钱，房间小得只够放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放下行李，我在楼下找了个大排档，要了一份肠粉和一碗粥，边吃边琢磨明天该怎么开口要钱。

大排档的老板是个潮汕人，听口音知道我是湖南来的，笑着说：“后生仔，来深圳做生意啊？”

“算是吧。”我说。

“深圳好哇，”他一边煎肠粉一边说，“只要肯拼，遍地都是机会。”

我没接话，心里想的是：我要不是被逼得没办法，也不会一个人跑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来。

吃完饭回到招待所，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街道上依然车来车往，远处的霓虹灯一闪一闪的，我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一遍遍排练着明天要说的话：“林总你好，我是湘潭印刷厂的小陈……”“林总，我们厂里的货款……”

排练了十几遍，还是觉得不踏实。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万一人家根本不搭理我怎么办？万一连门都不让我进呢？

想着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二、烫着卷发的女老板

第二天一早，我换上出发前特意买的那件新衬衫——白色的，领口有点硬，穿上总觉得别扭——又把介绍信和合同复印件仔细叠好放进公文包，深吸一口气，走进了那栋大厦。

电梯里人很多，我按了八楼，手心已经开始出汗。

八楼出电梯，左手边是一扇玻璃门，门上贴着金色的字：深圳鹏达电子有限公司。透过玻璃能看到里面是一排排的办公隔间，已经有人在上班了，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我推门进去，前台坐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看见我进来，露出标准的微笑：“先生您好，请问找哪位？”

“我找……林总。”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一点。

“请问有预约吗？”

“我是湖南湘潭印刷厂的，之前和你们林总通过电话。”我撒了个小谎。

姑娘拿起电话说了几句粤语，我听不懂，只能干站着。挂了电话，她对我说：“林总请您等一下，她现在有个客人。”

我点点头，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沙发是真皮的，坐上去软得让我有点不适应。我偷偷打量着这个办公室，装修算不上豪华，但处处透着干练——墙上挂着营业执照和各种奖牌，茶几上摆着几本电子行业的杂志，旁边的书报架上整整齐齐放着当天的报纸。

等了大概二十分钟，里面的门开了，走出来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和一个女人握着手道别。

我的目光落在那女人身上。

她看上去三十出头，个子不高，但站得很直，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垫肩西装，里面是白色的真丝衬衫，头发烫成大卷，利落地拢在耳后。她的五官算不上精致，但眉眼之间有一种让人过目难忘的英气，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一点细纹，但不显得老，反而让人觉得有阅历、有分量。

“林总留步，不用送了。”中年男人说。

“那您慢走，方案我看了，回头再约时间细谈。”她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楚，带着一点南方的口音，像是广东这边的人。

送走了客人，她转过身，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赶紧站起来：“林总好，我是湘潭印刷厂的陈建明。”

“你好。”她走过来，伸出手。

我愣了一下，赶紧在裤子上蹭了蹭手心的汗，握上去。她的手很软，但握得有力，不是那种敷衍的轻轻一碰，是实实在在的握手。

“等很久了吧？进来坐。”她说着，推开那扇玻璃门，示意我跟进去。

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一排文件柜，一个会客用的茶几和几张椅子。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诚信”两个字，落款我不认识。桌上放着一台电脑——那时候电脑还是稀罕物，我们厂里只有财务室有一台——旁边是一叠叠整整齐齐的文件。

“坐吧，喝茶还是喝水？”她走到饮水机旁边。

“不用麻烦，林总，我不渴。”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别紧张，喝杯茶慢慢说。”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小罐茶叶，捏了一撮放进杯子，用热水冲开，端到我面前。

我接过茶杯，不知道该说什么。来之前排练的那些话，这会儿全忘光了。

她在我对面坐下，翘起腿，打量了我一眼：“你们厂里之前和我联系的，是李科长吧？”

“对，李科长他……这次让我来看看。”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林总，是这样的，我们厂里和贵公司合作三年了，之前一直很顺利，但最近半年，账期已经过了三个月，货款还没结……”

“欠你们多少钱？”她打断我。

“加上去年年底那批，一共是二十三万七千六。”

她点点头，没说话，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一口。

我心里七上八下，等着她开口解释，或者找借口，或者干脆翻脸。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安静地看着窗外的方向，像是在想什么事情。

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她接起来，说了几句粤语，然后挂掉。又过了一会儿，她才转回头看着我：“小陈，你第一次来深圳吧？”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

“昨晚住的哪儿？”

“在附近找了个招待所。”

她“嗯”了一声，又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这样吧，货款的事我知道了，今天周五，财务那边已经封账了，周一才能处理。你先回去，周一上午再来一趟，我把支票开给你。”

我心里一喜，但同时又有些不安——这话听起来像是推脱。以前听老业务员讲过，有些客户就是拿这种话搪塞，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推到后面就没影了。

她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笑了一下：“怎么？不放心？”

“不是不是，”我赶紧摆手，“林总您说周一就周一，我……”

“那你今天和周末有什么安排？”她又问。

“没……没什么安排，就在招待所等。”

她想了想，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这上面有我手机号，有事可以打。深圳不小，既然来了，可以出去转转，别闷在屋里瞎担心。”

我接过名片，上面印着“林淑芳 总经理”几个字，下面是一串电话号码。

“行了，你先回去吧，周一上午九点过来。”她站起身，再次伸出手。

我赶紧站起来，和她握手告别。

走出大厦，我才发现自己后背都汗湿了。站在阳光底下，我把那张名片看了又看，小心翼翼装进衬衫口袋里，还按了按，生怕丢了。

接下来两天，我按她说的，去逛了逛深圳。我去了国贸大厦，坐了那个传说中“三天一层楼”建起来的旋转餐厅，花十五块钱要了一杯茶，坐在窗边看了一个下午。我去了蛇口，看到海上世界的明华轮，看到路边的标语牌上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去了华强北，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繁华，但已经能看到大大小小的电子柜台和行色匆匆的生意人。

那两天，我一边逛，一边想：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在这种地方站稳脚跟？那个林总，年纪轻轻，就能开这么大一家公司，她是怎么做到的？

三、只剩一间房

周一早上，我八点半就到了鹏达公司门口。

前台那个姑娘已经认识我了，笑着说：“林总还没到，您先坐一会儿。”

我坐在沙发上等着，看着墙上的时钟一分一秒地走。八点五十，玻璃门推开，林总走了进来。今天她换了一套衣服，藏蓝色的西装套裙，头发还是烫成大卷拢在耳后，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

“来了？”她看见我，点点头，“进来吧。”

我跟进办公室，她在椅子上坐下，从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翻开看了一眼，然后抬头看我：“小陈，我跟你说实话，公司最近资金有点紧张，二十三万七千六这个数目，我现在一次性拿不出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脸上的笑差点挂不住。

“但是，”她继续说，“我不是想赖账。我这里有个方案，你看看行不行。”

她把文件夹转过来推到我面前。我低头一看，是一份供货合同，上面写着“湘潭印刷厂”和“深圳鹏达电子”的名字，下面的供货数量、价格、交货日期都填好了。

“这个月我有一批新货要出，包装盒和说明书还按以前的规格做，总金额是十五万。我的意思是，这笔新订单我先付全款，之前的欠款，分三个月还清，每个月还七万九千二。这样算下来，到六月底，咱们就两清了。”

我愣住了，没想到她会提出这样的方案。

“你要是能做主，咱们现在就签合同，我马上开支票给你。”她说着，从抽屉里拿出支票本，放在桌上。

我脑子飞快地转着。厂长让我来要账，可没授权我签新合同。但是，如果签了新合同就能拿回全款，之前的欠款也有了还款计划，这……

“林总，”我咬咬牙，“这个合同我能签，但我们厂的公章我没带，只能先签我的名字，回去再补公章寄过来。”

“行。”她二话不说，拿起笔在合同上签了字，然后把支票本转过来，“新合同的预付款，你要现金还是支票？”

“支……支票吧。”我的声音都有点抖了。

她刷刷刷写好，撕下来递给我：“十五万，收好。欠款的事，我说话算话，每个月月底之前，钱一定到你们账上。”

我接过支票，看着上面的数字，手都在抖。来之前我想过各种可能——被轰出来、被找借口拖延、甚至吵架翻脸——唯独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林总，谢谢您。”我站起来，给她鞠了一躬。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这是干什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是我该谢谢你们厂里这些年的支持。”

她把合同收起来一份，另一份递给我：“行了，小陈，事情办完了，你可以回去交差了。”

我点点头，把合同和支票小心翼翼地装进公文包最里层，拉好拉链，又拍了拍确认。

出了大厦，我站在路边，看着手里的支票，还是有点不敢相信。我想立刻找个电话亭打给厂长报喜，但又怕电话里说不清楚，反而让厂长担心。反正火车票还没买，今天就回去？

正想着，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小陈！”

我回头，是林总。她站在大厦门口，朝我招手。

我快步走回去：“林总，还有事？”

“你火车票买了没？”

“还没，我正打算去车站。”

她看了看手表：“现在都十点多了，你今天走也到不了家，长沙过来的火车都是早上到吧？”

“是，要到明天早上。”

“那你今晚还住招待所？”

我点点头。

她沉吟了一下，突然说：“退了吧，跟我走。”

“啊？”我愣住了。

“今晚深圳有暴雨，你那招待所我知道，在老街那边，地势低，一下雨就淹，房子还破。万一晚上出点什么事，你带着我的支票，我可担不起责任。”她说着，已经转身往停车场走了，“跟上啊。”

我愣了几秒，赶紧跟上去。

她的车是一辆白色的桑塔纳，在那个年代，能开上桑塔纳的，都不是一般人。我坐在副驾驶上，身体绷得直直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一边开车一边说：“我这人做事喜欢清爽，欠你的钱还清了，但这事还没完。你们厂的印刷质量我是一直认可的，李科长业务熟，但是……”她顿了一下，“但是你们厂离深圳太远，运输周期长，有时候我急用货，根本等不及。”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嗯嗯”地应着。

“这次和你接触，我觉得你人实在，办事也稳当。以后如果有什么新的合作机会，我可能直接找你。”她说着，转头看了我一眼，“你愿意跑业务吗？”

“愿意！”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她笑了：“那行，以后常联系。”

车停在一家宾馆门口。我抬头一看，门脸不小，写着“南洋大酒店”。那时候“酒店”还是稀罕词，一般叫“招待所”或者“旅社”。

“下车吧。”林总熄了火，拿着包往里走。

我跟在后面，心里直打鼓：这种地方，一晚上得多少钱？

走到前台，林总拿出证件办入住，然后回头对我说：“身份证给我。”

我把身份证递过去，她一起递给前台：“一间商务房。”

我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一间？

前台办好手续，把房卡和身份证还回来。林总把房卡递给我：“走吧，五楼。”

电梯里，我实在憋不住了：“林总，这……怎么只开一间房？我再去开一间吧，不能让您破费……”

她看了我一眼，表情淡淡的：“你钱多？”

我噎住了。

“今天暴雨，酒店全满，就剩下这一间了。”她说着，电梯到了，她先走了出去。

我跟着她走到房间门口，她刷卡推门，是一间标准间，两张床，中间一个床头柜，对面是电视和写字台。

她走进去，把包放在靠窗的那张床上，回头看我：“愣着干什么？进来啊。”

四、那个夜晚

我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

说起来不好意思，但那时候的我，二十四年的人生里，除了我妈和我对象，几乎没和别的女人单独相处过。现在突然要和这位女老板——还是欠我厂里钱的客户——同住一间房，脑子完全转不过弯来。

“进来吧，把门关上。”林总已经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拿起热水壶开始烧水。

我硬着头皮走进去，把公文包抱在怀里，在靠门的那张床边上坐下，只敢坐三分之一。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怎么？怕我吃了你？”

“不是不是……”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你们这些内地来的年轻人，什么都好，就是太拘谨。”她摇摇头，从自己包里拿出两个纸杯，放上茶叶，等水烧开，“在深圳待久了你就知道，这边不讲那么多虚礼，大家都是为了做事，有效率比什么都重要。”

水开了，她泡了茶，端一杯放在我旁边的床头柜上：“喝吧，暖暖身子，外面要下雨了。”

话音刚落，窗外响起一声闷雷。我扭头看出去，天已经暗下来了，乌云压得很低，街上的人开始跑起来。

“林总，”我鼓起勇气说，“我睡沙发就行。”

房间里确实有一张小沙发，在电视对面，但是很短，躺下肯定伸不开腿。

“沙发？”她端着茶杯坐在自己床上，翘起腿，“那沙发一米五长，你一米七几的个子，怎么睡？”

“我蜷着睡就行，没关系的。”

她看着我，眼神有点复杂，过了一会儿才说：“小陈，我今年三十五了，比你大十几岁，孩子都上小学了。你觉得我应该担心什么吗？”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

“出来做生意，尤其是女人，很多场合不方便。”她慢慢地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有时候出差，一车人只有我一个女的，住店的时候人家看我眼神都不对。但你记住一句话：只要你自己心里干净，做事敞亮，就没人能说你什么。”

窗外又是一声炸雷，豆大的雨点开始砸在玻璃上，噼里啪啦的。

“今天开一间房，一是确实只剩这一间了，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外面住那种小招待所——你身上带着我开的支票，万一出点什么事，说不清楚。二来……”她顿了一下，看着我，“我想和你聊聊。”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点点头。

她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大雨：“你来深圳两天了，觉得这里怎么样？”

“很繁华，和老家完全不一样。”我老老实实地说。

“那你想不想来深圳发展？”

我心里一跳。来深圳？这个问题我从来没认真想过。

“你们厂的情况，我多少知道一点。”她转过身，靠在窗边，“国营厂，包袱重，机制死，迟早要出问题。你年轻，有干劲，窝在那里可惜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含糊地说：“我在厂里待了三年了，领导对我不错……”

“我知道，人要有良心，不能忘本。”她点点头，“但有机会的时候，也要敢抓住。我给你交个底：如果你的厂以后经营不下去，或者你想出来闯，随时可以来找我。”

雨声很大，但她的话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落在我耳朵里。

“行了，不说这些了。”她走回来，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你帮我看看这个，你们做印刷的，对纸张应该懂。这是香港那边的新报价，说这种纸印包装盒效果更好，但价格贵三成，你觉得值不值？”

我接过文件，是一份产品介绍，上面有纸张样品和参数。我仔细看了看，确实是好东西，但用在普通的电子产品包装上，有点浪费了。

我把想法说了，她一边听一边点头，偶尔问几个问题。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我们就这样聊着，从纸张聊到印刷工艺，从印刷工艺聊到电子产品市场，从市场又聊到做生意的门道。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房间里只开了一盏床头灯，昏黄的灯光让气氛变得很安宁。

“饿了吧？”她突然问。

我这才想起来，晚饭还没吃。

她打了个电话到前台，要了两份简餐。没多久服务员送上来，是炒牛河和例汤。我们一人端一份，坐在各自的床上吃。

“林总，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我鼓足勇气。

“说。”

“您是怎么……我是说，一个女人，在这个年纪，能开这么大一家公司？”

她停下筷子，看了我一眼，然后笑了：“你是不是想问，我是不是靠男人上位的？”

我赶紧摆手：“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没关系，很多人这么想。”她低头继续吃，“我告诉你，我二十岁来深圳，先在电子厂打工，流水线上站了三年。后来攒了点钱，和一个姐妹合伙摆地摊，卖电子表、计算器。再后来认识了我老公，他也是做电子这一行的，我们一起创业，一点一点做起来。”

她抬起头，目光很平静：“女人做生意，确实比男人难，难很多。别人看你，先看的不是你做的事，而是你的性别。但有一件事是公平的：你把事做成了，别人就无话可说。”

我看着她的侧脸，突然有点明白她为什么能成功了。

吃完饭，她去洗漱。我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的雨发呆。

她出来的时候，换了一身睡衣——是很保守的那种，长袖长裤，外面还套着一件薄外套。她走到自己床边，掀开被子躺下：“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赶火车。”

我应了一声，和衣躺下，公文包放在枕头边上，手按在上面。

关了灯，房间里一片黑暗，只有雨声。过了很久，我以为她睡着了，突然听见她开口：“小陈，你以后不管走到哪一步，记住今天这个晚上。”

我愣了一下：“什么？”

“记住，人和人之间，可以干干净净地相处。你是来办事的，我是还钱的，我们不欠对方什么，也不需要多想什么。但这个晚上，你能信任我，我也能信任你，这种缘分，很难得。”

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脸，但她的声音很轻，很柔。

“我记住了，林总。”我说。

她没再说话。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那一夜，雨一直没停，但我睡得很沉，连梦都没做。

五、凌晨的对话

我是被窗外的光线晃醒的。

睁开眼，天已经亮了，雨停了，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我扭头一看，另一张床上已经空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我一骨碌坐起来，下意识往枕头边摸去——公文包还在，拉开拉链，支票和合同都好好地躺在里面。

卫生间的门开了，林总走出来，已经穿戴整齐，头发也梳得一丝不乱：“醒了？洗漱吧，一会儿去吃早餐。”

我赶紧下床，叠好自己的被子——虽然不知道该怎么叠，但还是尽量叠整齐了。

早餐在二楼的餐厅，自助的。我第一次见这种阵势，端着盘子不知道该拿什么。林总走在我旁边，轻声指点：“拿这个，那个不好吃。”像在关照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孩。

吃饭的时候，她对我说：“我一会儿送你去车站。”

“不用不用，林总，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行。”

“别客气了，正好顺路，我去布吉有点事。”她说着，又想起什么，“对了，你回去之后，把合同盖章寄过来，顺便把你们厂其他的样品寄一些给我，要最新的。我这边下半年可能有一批新产品，到时候如果合适，优先找你。”

我连声答应。

吃完饭退了房，她开车送我去火车站。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我看着车窗外飞速掠过的街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舍，但又不仅仅是舍不得这座陌生的城市。

到了火车站，她停下车，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和上次给的那张一样，但背面她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保持联系”。

“拿着。”她递给我，“以后来深圳，打这个电话。”

我双手接过，想说点什么，但嗓子有点发紧，只能用力点点头。

“行了，进去吧，一路顺风。”她朝我挥挥手，发动了车子。

我站在车站门口，看着那辆白色桑塔纳汇入车流，越走越远，直到看不见。

六、后会有期

回到厂里，我把支票和合同交给厂长的时候，厂长愣了半天，拿着支票看了又看，生怕是假的。

“真是十五万？”他问我。

“真是十五万。剩下的欠款分三个月还清，她说每月月底前到账。”我把详细的经过说了一遍——当然，省略了住一间房那部分。

厂长听完，拍拍我的肩膀：“小陈，这次干得漂亮。你先回去休息，这个月给你多发一百块钱奖金。”

之后的日子，一切按计划进行。三月底，第一笔七万九千二准时到账；四月底，第二笔到账；五月底，最后一笔到账。那段时间，厂里气氛特别好，厂长逢人就夸我“办事牢靠”。

但对我来说，比那笔款子更珍贵的，是别的东西。

我开始和林总保持联系。有时候是她打电话到厂里，问一些印刷方面的事；有时候是我写信给她，寄一些新的样品。慢慢地，我们厂真的接到了她那边的新订单，而且越来越多。厂长干脆把对接她公司的业务全部交给我负责。

一年后，厂里改制，人心惶惶。就在那时候，我接到了林总的电话：“小陈，考虑好了没有？来深圳吧，我这里缺一个负责供应链的人。”

我考虑了三天，然后辞了职，南下深圳。

后来我才知道，那趟深圳之行，改变的不只是我的工作，更是我的整个人生。我在深圳扎下了根，从业务员做到经理，从经理做到合伙人。林总——后来我叫她林姐——成了我最重要的搭档和最信任的朋友。

多年以后，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差，路过那家南洋大酒店。酒店已经翻新了，外墙贴了新的瓷砖，门头也换了招牌。

“林姐，你还记得这里吗？”我问她。

她看了一眼，笑了：“怎么不记得？那天晚上暴雨，只剩一间房，你紧张得像个第一次出窝的小兔子。”

我也笑了：“那时候是真紧张，从来没和女的单独待过一晚上。”

“现在呢？”她看着我，眼里有笑意。

“现在……”我想了想，“现在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人相处一辈子，该有的距离还是会有；有些人只相处一个晚上，却能坦诚相见，彼此信任。”

她点点头，没说话，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继续往前走。

我知道她想起了什么——那个雨夜，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在两床之间隔着的那一小段距离，以及在那个距离之间流动的、干干净净的信任。

那样的夜晚，一生不会再有很多个。但有一个，就够了。

尾声

2005年，我自己创办的公司开业那天，林姐来了。她站在人群里，看着我和客户寒暄，和员工合影，脸上带着浅浅的笑。

忙完一阵，我走到她身边：“林姐，谢谢你今天能来。”

“应该的。”她说，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相框，递给我，“你看看这个。”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张老照片——南洋大酒店的房间，两张床，昏黄的灯光，窗外的雨。照片是从窗边的角度拍的，拍的是我那一边，床上被子有点乱，公文包放在枕头上。

“那天早上你还没醒，我用傻瓜相机拍的。”她笑着说，“就是想留个纪念，以后告诉你，曾经有个傻小子，第一次来深圳，和女老板住一间房，紧张得一晚上没翻身。”

我看着照片，看了很久。

“林姐，这张照片，我能留着吗？”

“本来就是给你的。”

我把照片收好，抬头看着她：“林姐，谢谢你。不只是为了这张照片。”

她点点头，眼眶似乎有点红，但很快恢复了那种干练的神情：“行了，不说这些了。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好好招待客人。我先走了，公司那边还有事。”

我送她到门口，看着她的背影走远。

转过身，公司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那些来来往往的客人，那些觥筹交错的寒暄，都是我未来的生意伙伴，是深圳这座永远年轻的城市给我带来的新生活。

但我知道，在很多年前的某个雨夜，一个烫着卷发的女老板，和一个睡不踏实的小业务员，在一间只剩两张床的客房里，已经给这一切埋下了种子。

那粒种子，叫信任。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