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朱德总司令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井冈山。
大家都知道,这位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老帅,平时最是和蔼,脾气好得没话说。
可谁也没料到,这一趟视察,老总竟然当着众人的面,把地委的一位负责人给狠狠训了一顿,那火气,大得吓人。
惹出这场风波的根源,其实是老总想寻一位故人。
这人名叫王泉媛,就窝在吉安底下某个不知名的穷沟沟里过日子。
翻开地委那边的花名册,这老太太的成分可不太光彩:不光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婆姨,头上还顶着个“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毕竟她那口子因为手里有人命案,涉嫌杀害红军,蹲了五年大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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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首长打算给这么个“村妇”派个差事,那位地委干部脑子里的那根弦立马绷紧了,张口就是规矩:“首长,这事儿怕是难办。
她身份就是个农民,家里那位底子又不干净,按程序走不通啊!”
这话一出,算是彻底把火药桶给点着了。
朱德拍了桌子:“你晓得她什么来头吗?
人家是哪怕草地都走过三个来回的老红军!”
老总发这么大火,倒不光是为了替老部下鸣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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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他揪心的,是那段被岁月盖住、被人误读,甚至差点被丢进废纸堆里的血泪史。
那个在干部眼里只能种地的“农村老太太”,当年手底下可是管着一千三百多号女兵,那是响当当的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的一把手。
咱们把日历往回翻二十七年,光景就完全两样了。
那是1935年,遵义会议刚开完没多久。
那时候的王泉媛,正当年轻,办事雷厉风行,是队伍里挑大梁的角色。
也就那一年,经不住蔡畅大姐在中间牵线搭桥,她跟红军里的高级指战员王首道成了两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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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亲事,搁那时候看,绝对算得上是门当户对的“双强组合”。
男方管工作团,女方抓群众工作。
可偏偏赶上打仗的年月,日子都不是按天过的,那是按秒针跳字儿算的。
两口子刚把喜事办了,隔天大部队就要拔寨起程。
两人只能匆匆忙忙各奔东西,一头扎进漫漫征途里。
谁能算得到,这一撒手,不光是隔着千山万水,连命数都彻底走向了两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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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泉媛后半辈子的苦难,你说是个人的不幸吧,倒不如说是那个年头特殊的命令跟战场的无情撞在一起,生生造出来的。
到了1936年10月,三大主力好不容易碰了头,为了打通那条去往国外拿援助的路子,上面决定组建西路军,两万多号人马浩浩荡荡往西边开拔。
王泉媛肩上的担子重了,她挂帅妇女抗日先锋团,领着一千三百多个女娃娃兵。
别看名头是“妇女团”,这在红军的花名册上,可是正儿八经营级往上的实权位置。
咱们不妨假设一下,要是她没离队,顺顺当当熬到1955年评军衔,那起点绝对低不了。
可惜啊,西路军走的是一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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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大部队在河西走廊那片地界,跟马家军撞上了。
对方杀红了眼,围得像铁桶一样。
眼看局势不对,指挥部不得不做一个把心横下来的决定:得有人留下来当“弃子”,把命豁出去,掩护机关和主力突围。
这道催命符,最后贴到了王泉媛和她的先锋团身上。
这是一场怎么看怎么绝望的买卖:一群女兵,要去挡马家军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骑兵。
王泉媛二话没说,带着这帮姑娘在阵地上硬顶。
三天三夜,真的是拿血肉在填。
熬过三天,子弹打空了,粮食也没见着一颗。
剩下的事儿,简直是史书里最让人不敢细看的一页。
王泉媛落到了敌人手里。
那马家军对待俘虏,特别是女兵,那手段简直不是人干的事,残忍到了骨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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