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官：马年说马

“马，怒也，武也”。东汉许慎编著的文字学经典《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马”字的。用“怒”和“武”来解释“马”，当然是因为它们在古代声音相近，是在用“声训”的办法来进行解释；但许慎之所以选取这两个字，恐怕也是想用它们的意义展示出他所理解的马的典型特质。这一句，短短五个字，读起来却铿锵有力，让人眼前不禁浮现出一匹意气风发、纵横驰骋的骏马的形象来。

字形

《说文解字》中的“马”字小篆写法

许慎说小篆的“马”字“象马头、髦、尾、四足之形”。按照他对古代文字的分类，“马”是一个象形字。小篆中的“马”可能还不够形象，但对比从甲骨文到隶书的“马”就可以基本了解其源流。古文字中的“马”有如下一些写法：

季旭昇《说文新证》（艺文印书馆2014年）第741页

从中可以看出，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马”字会有一些差别比较大的写法（包括当时的一些简写的俗体），但都展示了马的突出特征，那就是颈部的长毛（髦）；甚至到隶书和楷书阶段，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繁体字的“馬”中也有鬃毛的孑遗。古人造象形字时，往往会模拟、描绘事物的典型特征，这在“马”的构形上也得以充分的体现。

马是古人非常熟悉的动物。《说文解字》的“马”这一部首下总共收录了115个（另有后世新附的5个）汉字，远远超过了以其他家畜或其他动物为部首的字。这些汉字对与马有关的事物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例如按照马的年纪，有“（䭴）”“驹”“駣”“”等字；根据马的身高，有六尺之“骄”、七尺之“騋”、八尺之“駥”（新附字）等字；表示马的功用，有厩御之“驺”、置骑之“驿”、驿传之“驲”等字。其中，形容马行走、奔驰的速度和状态的字有“笃”“骙”“䮸”“骎”“馺”“冯”“騃”“骤”“颿”“驱”“驰”“骛”“骋”“駾”等，描绘马或马的某个部位的颜色的字有“骐”“骊”“駽”“騩”“骝”“騢”“骓”“骆”“骃”“骢”“驈”“駹”“騧”“骠”“驖”“䮗”“馰”“驳”等，都有近20个之多。凡此种种，均可以看出古人对马的观察和记录可以说到了细致入微、巨细靡遗的地步。

古人之所以如此重视马，当然是因为马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十分重要：马不仅仅是重要的力畜之一，可以用于拉车、耕地、乘骑、运输等劳作之中；更重要的则是，古代战争频仍，马在军事方面具有其他牲畜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战争而言，马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无论是战车还是骑兵，当然也包括军需运输，马都不可或缺。因此，马是古代兵家重点关注的对象，而不像后世那样主要归入农学的范畴。甚至可以说，马是古代生活最为重要的牲畜。古人说马为“六畜之首”，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

相马

古人对马的细致观察，不仅仅展示于《说文解字》的100多个汉字中，还集中体现在“相马术”这一门绝学中。“相”是看视、观察的意思，相马也就是通过观察马匹外形尤其是某些部位的特征来判断马匹的优劣高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挑选良马。

说起相马，我们当然不免会想起耳熟能详的伯乐（孙阳）与九方皋两位相马名家来。在古籍记载中，他们都是春秋时期的秦国人。我们知道，秦人的先祖非子以养马发迹，秦人也一直善于养马和驭马，因此，伯乐与九方皋相马的故事，是符合秦国的社会风尚的。需要注意的是，二者的故事其实略有不同。伯乐经常见于战国秦汉文献，是善治马者，也是善相马者；而九方皋相马则较早见于《列子·说符》，根据学界的研究成果，现存《列子》最终成书可能是在魏晋时期，因此九方皋相马是晚出的故事。不过，从他们的故事也可以看出，相马术在春秋时期很可能已经比较完备了，这一绝学应该有更早的来源。

如果追本溯源，相马的出现可以早到商代。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就有不少关于相马的内容。这些甲骨文是用“视马”来表示相马的，而且负责相马的往往是当时从事贸易的商贾。例如：

丙寅卜：其御唯贾视马于癸子，惠一伐、一牛、一鬯，[册/口]梦。用。（《花东》29）

《花东》29摹本与拓本（上引卜辞位于左下部）

大意是丙寅这一天占卜：是否要在癸子这一天，用一伐（人牲）、一牛、一鬯（香酒）作为祭品，来为经过商贾看视过并挑选出的良马举行“御”这种祭祀，以消除灾殃。有的卜辞还记载是否要使用商贾看视过并挑选出的良马外出狩猎，新获得的马匹被商贾看视过（确认其强健）之后能否用于车辕的右边等内容。当然，还有其他更多关于“贾视”的卜辞。这些“视马”卜辞，应该是我国最早记载相马的文字材料，值得我们重视。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商贾在从事马匹贸易的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辨别马匹优劣的技能，从而为作为顾客的商王或贵族挑选良马。西周时期的秦非子养马能力超群，在其养殖实践中很可能也积累了较多的相马经验。只可惜，这些早期的记载，都未能展示相马术的更多细节。

战国秦汉文献关于伯乐相马的记载，也很少涉及相马的具体情况，只有《韩非子·说林下》“伯乐教二人相踶马”一事，《韩非子·显学》“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一语，谈到了若干跟马匹部位有关的内容。真正对古代相马术加以总结的，是《吕氏春秋·观表》的下列一段话：

古之善相马者：寒风是（氏）相口齿，麻朝相颊，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髭，许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胁，管青相唇吻，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赞君相后。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见马之一征也，而知节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坚脆，能之长短。

从中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相马术分成不同的派别，每一派专攻马的一个具体部位，从这些部位的不同特征来判断马匹的优劣高下。《后汉书·马援传》也提到了“仪氏䩭中，帛氏口齿，谢氏唇鬐，丁氏身中”四家相马流派及其所相的部位。而《列子》记载的九方皋相马，“色物、牝牡尚弗能知”，而是超越于马匹的外在形象和具体特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也就是后世所说的“略其玄黄，取其俊逸”（《世说新语·轻诋》）。这种相法，恐怕只能是在专精于具体部位的相马术出现之后才会有的故事。

虽然《吕氏春秋》列出了相马的十个流派，说到了马的不同身体部位，但对于某一部位该如何相，却语焉不详，留下了一些遗憾。《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形法类有“《相六畜》三十八卷”，其内容即形法类小序所说“（形）六畜骨法之度数，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相六畜”应该包括相马，但可惜其书早已久佚，无从知晓其详细内容。直到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六“养牛马驴骡第五十六”中，才保留了若干具体的相马术，涉及马匹的许多部位，这些内容为后世马书所继承。不过，出土文献却提供了不少关于相马术的新资料。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一部《相马经》，用赋体写成，字句整齐押韵，多有比喻，文学色彩十分浓厚，也因此颇为难解。全篇共约5000字，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经”，第二部分可能是“传”，第三部分是“故训”，第三部分常常引用第一部分的文句并加以解释。《相马经》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马眼及其周围部位的特征的描绘及其所反映的马匹优劣情况。全文开篇说：

大光破章。有月出其上，半矣而未明。上有君台，下有蜂房；旁有绩繻，急其维纲。兰筋既骛，狄筋冥爽。悠悠时动，半盖其明。周草既匿，莫见于旁。时风出本，行马以骧；昭乎冥乎，骏□以强。阳前阴后，瘛乎若处，而比俪之似簧，若合相复。伯乐所相，君子之马。阴阳受绳，曲直中矩。长颐短颊，乃中参伍。削阴刻阳，纠角有雨。起阳没阴，三骨相辅。方眼深视，五色精明，其状类怒……

《相马经》第一部分“经”

首句中的“大光”，就是《齐民要术》卷六相马部分说“目睛欲得黄，目欲大而光，目皮欲得厚”中的“大而光”，其实也就是指眼睛；“破”是剖析、分析的意思；“章”是章节之“章”，那么“大光破章”就是在说“这是分析大光（眼睛）的部分”。其后，《相马经》开始介绍马匹眼睛及其周围的部位，涉及部位名称、部位特征，以及根据相关特征对马匹进行材能评价的专业术语。除了一些比较常见的动物部位名称之外，篇中也多有其他的专门术语，例如用“冈”“崖”“堤”“台”“盖”“垣”等与建筑有关的名称来比喻马的部位。这些术语久已失传，颇为难解，是《相马经》研究的重点所在。

无独有偶，在今年年初刚刚公布的清华简马政类文献中，也有一篇关于相马的重要文献，那就是《胥马》。《胥马》是整理者贾连翔先生根据内容、选取篇中“胥马”二字来拟的篇题，“胥”也就是“相”的意思。全篇约1000字，是对当时相马经验的总结和辑录，其内容大致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十二种不同类型的马的样貌特征的描述；第二部分多有残缺，可能是一些通用相马条则的杂抄，侧重于对马匹整体特点的归纳；第三部分是对第一部分的十二种马的鉴定和相马总体原则的说明；第四部分与第二部分性质相似，但内容则侧重于马匹若干具体部位的描述。《胥马》中也有大量的专业术语，部分可以跟以往的传世或出土文献相对照，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胥马》马体部位名称推拟图（贾连翔绘制）

《胥马》的内容涉及马匹的全身部位，并非只是“见马之一征”，无法与《吕氏春秋·观表》所记任何一派直接对应，尤其对十二种马的外形特点及其能力的描绘和总结，是前所未见的内容。因此，《胥马》有可能不属于《吕氏春秋》的十家流派之一，而是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不过，在讨论十二种马的外形时，简文以对股、脚的描写最为齐备，贾连翔先生推测《胥马》似乎可以跟相股脚的陈悲一派相参照。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相马术虽然有不同的流派，但实际上也不会只相某个具体的部位，而应该是在综合考察马匹的整体形貌（例如其他部位也要达到良马的标准）的前提下将所相的重点放在某一个部位之上。各家流派整体上是殊途同归的，正如《淮南子·齐俗》所说：“伯乐、韩风、秦牙、管青，所相各异，其知马一也。”而具体流派的特长则各有不同。因此，《胥马》虽然未必就是陈悲一派，但对股脚的重视应该是与陈悲一派有共通之处的。

上述两种相马书，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很可能是战国时期的楚人书写的（篇中提到“南山”“汉水”“江水”等），但帛书毕竟是汉代的文物，而清华简却恰恰是战国时期的竹简，《胥马》的发现可以将现存相马书的时代提前至战国时期，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马式

与相马术密切相关的，除了写在简帛上的相马书之外，还有一类珍贵的文物，那就是马式。马式又叫作马法，是用铜铸成的良马标准模型。关于马式，《后汉书·马援传》有一段专门的记载：

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阯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若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昔有骐骥，一日千里，伯乐见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舆，亦明相法。子舆传西河仪长孺，长孺传茂陵丁君都，君都传成纪杨子阿，臣援尝师事子阿，受相马骨法。考之于事，辄有验效。臣愚以为传闻不如亲见，视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于生马，则骨法难备具，又不可传之于后。孝武皇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外，则更名鲁班门曰金马门。臣谨依仪氏䩭中，帛氏口齿，谢氏唇鬐，丁氏身中，备此数家骨相以为法。”马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有诏置宣德殿，以为名马式焉。

其中有两处细节值得注意：一是西汉时就有相马专家东门京制作铜马法（马式）献给朝廷，汉武帝将之立于宫中，甚至因此将宫门改名为“金马门”（古代的金就是指铜），可见此马式应该是十分精巧、准确的；二是马援制作新马式，是综合了四家相马流派的观点，以他们所认为的良马在这四个部位的突出特征为标准。此外，前后汉的两位皇帝都将马式置于皇宫，足见当时朝廷对良马的重视和推崇。

出土的汉晋文物中多见铜马，其中制作精良者往往被认为就是文献中记载的马式。例如1981年陕西咸阳平县茂陵从葬坑出土得一件十分精美的鎏金铜马，身长76厘米、高62厘米。

陕西茂陵西汉鎏金铜马

有学者认为这是以西域大宛汗血马为原型制作的，可能是汉朝的马式。如果前引《后汉书》所记载的西汉史实不误，此鎏金铜马又正好出土于武帝的茂陵，似乎有可能就是东门京铸作、立于金马门的那一件，至少二者之间应该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可惜以往所说的马式缺少确凿无疑的证据，这种说法无法证伪，也无从证真。不过，乐从堂所藏的一件青铜马，则是学界公认的确切无疑的马式。之所以如此确定，是因为这件铜马的头面、身体、四足等部位有72处错银铭文（共计105字），标示了马匹身体各种部位、肌肉、骨骼、穴位的名称，其中许多术语可以跟《齐民要术》卷六、马王堆帛书《相马经》的术语相对照，证明了这件青铜马与相马术的直接联系。

乐从堂藏铜马式

铜马式头部前视图及摹本（董珊制作）

铜马式头部右视图摹本（董珊制作）

这件青铜马式，头尾长23厘米，约近汉代的一尺，体高13.3厘米，约合五寸八分，大致是按照秦汉良马十分之一的比例制作而成。据董珊先生考证，这件马式的时代为西汉武帝时期，其造型受到了汉武帝引进天马的影响，应该视为经天马改良后的汉马形象。

以往被认为是马式的铜马，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甘肃铜奔马。铜奔马于196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县北郊雷台西晋墓（原定为东汉墓，学者考证应为晋墓），现藏于甘肃博物馆，1983年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可谓名闻遐迩。

雷台晋墓铜奔马（甘肃省博物馆）

铜奔马作昂首嘶鸣，疾足奔驰状，造型独特，表情丰富，与现实中的马有一定的差距，其形象很可能是为了凸显良马的不同身体特征而设计的，因此不排除它作为马式的可能。

铜奔马三足腾空，一足踏在一只回首惊顾的飞鸟上。此飞鸟是整个铜马的着力点，也体现了奔马超逸奔腾的动态美感。关于此飞鸟的具体种类，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因此铜奔马又有“马踏飞燕”“马超龙雀”等别称，还有的学者认为此鸟是飞鹰、游隼等。不过，从帛书《相马经》的记载来看，这只飞鸟应该是乌鸦。《相马经》“经”的部分有如下一句话：

前有二微，后有三齐，一寸逮鹿，二寸逮麋，三寸可以袭乌，四寸可以理天下。

在“故训”部分又加以解释说：

前有三齐者，前决，中有□□名曰寸，见卦即曰三齐，善走。〖后〗有二微者，后决也。一寸、二寸、三【寸】、四寸者，欲其卦长，长善走。

大意是说马眼中的一条细线越长越好，越长越善于奔走（关于“二微”和“三齐”，“经”或“故训”应有一处抄错了）。其中长一寸的可以赶上鹿，长二寸的可以赶上麋鹿，长三寸的可以赶上乌鸦（“逮”和“袭”都是赶上的意思），长四寸的就可以治理天下了。雷台晋墓铜奔马的造型正好可以跟“三寸可以袭乌”相对照，因此它脚下踏的应该就是乌鸦。乌鸦是善飞的鸟类，不仅飞行速度快，还具有多种飞行技能，在空中十分灵活，因此用“袭乌”来表示良马奔驰速度之快。

马名

古代有许多名马，它们很可能正是通过相马术精选出来的良马。例如周穆王八骏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项羽的乌骓马，汉武帝时期的西极马（乌孙马）和天马（大宛汗血马），汉末三国吕布的赤兔马，刘备的的卢马，唐昭陵六骏拳毛䯄、飒露紫、白蹄乌、特勒骠、青骓、什伐赤等等。这些名马的名称，许多都与颜色有关，有的则与马匹的来源或身体特征有关。

实际上，不仅名马有专门的名字，日常生活中的马匹也往往有各自的名字，这就好比人们养宠物，一般也会给他们起个昵称。以往由于资料不足，无从知晓其古代马名的更多细节，但西北汉简为此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西北汉简大多是边塞屯戍的文书资料，具有日常实用性，其中就包含大量的马匹文书，包括名籍、疾病爰书、骨肉买卖爰书、出入簿、日作簿等。这些文书充分展现了汉代边塞严谨、细致、系统的养马制度，在饲养、使用、管理、处置马匹等方面事无巨细皆有规程。这些简牍文献往往会记录马匹的分类、颜色、雌雄、特征（如决鼻、剽）、性别、年齿、身高以及名称，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每匹马都有一个对应的名字。这些丰富多样的马名，体现了汉代的一些思想观念，也可以让我们了解汉代马匹更为丰富的面貌。

这些马名，有的是以人的姓氏+马匹颜色来命名，例如“丁骍”“郭骠”“李駹”“綦毋騩”“张騩”等，大概就是表示“某家之某颜色的马”的意思。

更多的马名则将重点放在展示马的速度这一点上，而且往往用速度快的其他动物来比拟，如“游鱼”“惊鱼”“青鹿”“野鹿”“野麋”“野骆”等。其中用来寄托此寓意比较多的是各种鸟类，如“飞乌”“惊乌”“野鸟”“黄雀”“朱雀”“青雀”“黄鹄”“游鹰”“黄鹰”“仓鹰”“黄凫”等。其中“飞乌”“惊乌”可以与前文所说的“袭乌”相参看。也有直接以良马名命名的，如“蜚騊”“蜚骝”等。还有用“龙”来命名的，如“龙子”“龙波”“龙铢”“参龙”等，这与古人认为马为龙所化这一观念相合，以“龙”命名，可能主要也是为了取飞龙神速之意。

有的马名以负重为期许，如“轻衡”“善载”等（其中“轻衡”可能也跟快速有关）。有的马名希望马匹繁衍生息、充塞马厩，如“宜厩”“满厩”“全厩”等。还有的马名与边塞戍守、抗敌生活密切相关，表达的是人们对战胜敌人的期待，如“擒寇”“杀寇”等。

这些马名，用的最多的词汇还是颜色。颜色是人们第一眼就会看到的马匹显著特征，这种命名方式符合古人对马匹颜色的重视情况。当然，上面所举，只是西北汉简马名的一小部分，还有大量的马名值得搜集、整理，有些疑难的马名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马料

给马取名当然只是养马的第一步。真正进入养马流程的还包括各种各样的程序，其中出土文献可以提供丰富的养马资料，包括储存、运输马料，给马做标记，医治马病等。

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牛马饲料有“刍”“刍茭”“刍秣”“刍藳”“茭藳”“马饩”等，汉代则常用“刍”和“茭”来指称。其中作为干刍或干草的“茭”——也就是苜蓿——在西北汉简中有丰富的记载。

与马匹的饲养、使用、管理、处置等有一套完善的规程相似，对于马匹饲料的茭草，汉代也有一套严密的治茭制度，涉及茭的刈取、斫莝、运输、贮存、看护、取用、调配、监管、出入、买卖等方方面面，各个流程大都有相关的簿书或专门的记载。在这套制度中，主管治茭的吏员有将茭尉史、主茭校长、主茭佐以及守令史、置丞等，参与具体的治茭事务的人员包括省卒、徒复作、甲卒、里民等，参与运茭的人员包括卒、骑士、民、僦人、候长、候史等，关涉到西北边塞地方各级乃至中央的各个阶层的人员，可见治茭是西北戍守庶务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其目的当然是为了保障马匹的饲养。通过茭草（苜蓿）这样一种看似平平无奇的植物，我们可以看到汉代边塞政府运转和社会治理的各种细节，颇可享受历史学“以小见大”之乐趣。

烙马

前文说到，西北汉简在登记马匹的时候，会逐项记载马匹比较明显的身体特征，其中典型的一项就是“剽”，在简文中往往根据其位置的不同作“左剽”或“右剽”。这种记录其实不限于西北汉简，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封诊式》有一条《盗马》的案例：

爰书：市南街亭求盗在某里曰甲缚诣男子丙及马一匹，骓，牝，右剽；缇复衣，帛里莽缘领袖，及履，告曰：“丙盗此马、衣，今日见亭旁，而捕来诣。”

其中记载的马匹信息“骓，牝，右剽”与西北汉简类似，可见这些内容是秦汉时期官方登记马匹的通行格式。

“左剽”“右剽”的“剽”通假为“标”，也就是标记的意思，就是指在马匹身上烙出的徽记或标识，其主要目的是标明这是官马。秦汉时期存在着严格的公物标识制度，其中对官马、官牛加以标记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种标识在张家山汉简《津关令》中叫作“马识物”，其中有一条简文说：

关外郡买计献马者，守各以匹数告买所内史、郡守，内史、郡守谨籍马识物、齿、高，移其守，及为致告津关，津关案阅，出，它如律令。（简509、508）

规定在出入关致籍中要写明“马识物、齿、高”三项内容，其排列顺序与前面所说的记录马匹各种信息的格式如出一辙，其中的“马识物”的位置就相当于“剽（标）”。

前面说过伯乐既是相马者也是治马者，其实伯乐治马的记载早于相马的记载。《庄子·马蹄》说：“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烙）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皂栈……”其中的“雒（烙）之”就是指为马烙上标识而言。

烙马需要用到烙马印，出土的先秦秦汉玺印中有一些印面异常大的玺印，有的形制还比较特殊，学者多认为属于烙印，例如：

1.战国“日庚都萃车马”印：长7厘米，宽7厘米。日本友邻馆藏。纽上有方銎，用来装柄；下半中空，用来装炭火加热，以便于烙印。

2.西汉“官”字印：《中国书画》副刊《中国印》，2003年第11期，中国书画杂志社。

3.西汉“海”字印：长8.9厘米，宽7.1厘米，南昌海昏侯墓出土。

4.“大宫”印：长6.9厘米，宽6.75厘米，文雅堂藏。

5.西汉“迺侯骑马”印：长7厘米、宽7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6.西汉“夏骑”印：长8.5厘米，宽7.2厘米，大风堂藏。

7.西汉“灵丘骑马”印：长6.9厘米，宽6.7厘米。

8.西汉“常骑”印：长7厘米、宽7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9.西汉“邞骀”印：长7.5厘米，宽7.7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10.西汉“夏丘”印：长9.2厘米、宽4.9厘米。

11.西汉“魏石”印：长7.3厘米，宽6.7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12.西汉“曲革”印：长7.2厘米，宽7.1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日庚都萃车马”印

“官”字印

“海”字印

“大宫”印

这些烙印，有的应该是烙马印，如其中的单字印或“大宫”等笔画比较简单的双字印；文字与马有关的印可能也用于烙马；有的可能不一定用于烙马，而是用于烙器物，但其性质跟烙马印是一样的，可以合观。

烙马印相当于马匹的身份证，是马匹管理的重要一环。无论是登记造册，还是稽查数量，以及避免官马与私马、不同官马之间的混淆，都可以根据文书的记载，结合烙马印来加以确证。至于烙马的部位，后世有多种情况，则主要集中在马的左右臀部、左右胯部、左右前足、左右项部及左右颊部，这些部位的差异很可能是为了体现马的年齿、用途、优劣等级的不同。至于先秦秦汉时期烙马印的具体部位，除了左右之别以外，似尚未有足够的文献加以体现。

医马与治马

我国古代也特别重视马匹的治疗。关于疗马文献，《隋书·经籍志》有“《伯乐治马杂病经》一卷”“《疗马方》一卷”等书，可惜都已亡佚。现存最早的疗马文献见于前述《齐民要术》卷六“养牛马驴骡第五十六”，其中有“相牛、马及诸病方法”的内容。先秦秦汉的疗马文献则主要见于出土简牍中，包括2022年公布的天回医简《疗马书》和2026年公布的清华简《凡马之疾》两种。它们的主要内容都是马匹各类疾病的名称、症状、病理，以及治疗的相应马药、方剂和医治方法等。西北汉简中也有若干治马病方。这些出土文献，提供了多已失传的先秦秦汉兽医书的诸多内容，弥足珍贵。

说到治疗马病，还可以谈一谈《西游记》中孙悟空在担任“齐天大圣”之前在天庭的旧履历，也就是担任弼马温这一职务，其主要负责管理天马。但是，弼马温是中国历代都没有的职务，为何《西游记》要创造出这么一个官衔呢？其实这里用了一个谐音哏，“弼马温”就是“避马瘟”。古人相信猴子可以保护马、牛、羊乃至骆驼等牲畜不得瘟疫，因此从古至今，在与马有关的文献，以及雕塑和绘画等图像中，常常有猴子的存在，例如拴马石柱的柱头往往刻有猴子，又如唐三彩的骆驼背上趴着猴子，更不必说历代绘画中的马、猴“同框”的场景了。

从文献追溯这种观念的最初记载，依旧是前文所述的《齐民要术》卷六“养牛马驴骡第五十六”，文中“凡以猪槽饲马；以石灰泥马槽；马汗，系着门：此三事，皆令马落驹”的注文说：

《术》曰：“常系猕猴于马坊，令马不畏、辟恶、消百病也。”

该书卷六“养羊第五十七”也有类似的记载，文中“羊脓鼻，口颊生疮如乾癣者，名曰‘可妒浑’，迭相染易，著者多死，或能绝群”的注文说：

竖长竿于圈中，竿头施横板，令猕猴上居数日，自然差。此兽辟恶，常安于圈中亦好。

从中皆可看出，猴子是牲畜的“健康保护神”。

虽然文字记载的向上追溯止步于北魏（或者往前延伸至《术》的著作年代），但图像的呈现则可以提早到汉代，而且图像更加直观形象。1973年在肩水金关遗址（今甘肃金塔县）出土了由三块木板拼成的一幅画，学界多称之为“马厩图”：

肩水金关木板画《马厩图》

画中马匹旁边的树枝上正“悬挂”着一只猴子，似在左顾右盼，寥寥数笔，把猴子的形象描绘得很是灵动鲜活。

四川成都曾家包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中也有类似的形象：

成都曾家包汉画像石（《中国画像石全集7·四川汉画像石》（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四三）

图中左上部的骏马旁边的柱子上，正攀援着一只猴子。这与后世拴马柱头雕刻猴子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类图像显然是猴子辟病观念的一种反映。再往前追溯，战国时期猴子骑马的佩饰、猿猴造型的带钩可能是这种观念的一个源头。

马与猴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另一个场景中，那就是“马上封猴（侯）”，这同样用的是谐音哏。“马上封猴（侯）”的说法在后世并不少见，其滥觞可能是战国以降猴子骑马的造型，但比较确定有此寓意的图像可能还是汉代的画像砖石。河南省新密市出土的一方画像砖中有如下图案：

河南省新密市出土画像砖（邢义田《画为心声》第523页）

其左侧是一人在奔驰的马匹上回首射虎，右侧则是一幅比较特殊的画面：最右是一人在树下弯弓射鸟，其左旁则是猴子骑马。弯弓所射之鸟应该是雀，谐音为爵禄之“爵”，汉代画像砖石中也有不少“射爵射猴图”，因此，此画像砖中与“射爵”对应的猴子骑马形象，应该具有“马上封侯”的意味在。当然，即便有此含意，也不排斥其中包含猴子辟除马病的观念，二者实际上是可以共存的。

近期刚刚公布的清华简中，还有其他三篇先秦马政类文献，包括《驯马》《驭术》《驭马之道》，都属于古代记载的“治马”的范畴。《驯马》主要记载驯马与刍饮调节方法（包括刍饮量与时间的配合等）。《驯马》和《驭马之道》都是驭马经验和方法的总结，但前者侧重于“技”，后者则侧重于“道”，二者相互补充：《驯马》的主要内容是根据马匹的身体和精神状况的不同（外在表现则是肢体动作的不同）来选择不同的驾驭方法；《驭马之道》侧重于驭马一般原则的归纳，更像是理论总结。此外，《驭马之道》从驭马的原则延伸到治邦牧民，是具有一定政治思想的文献。

实际上，关于我国古代马匹的出土文献和考古文物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就“先秦秦汉”和“出土文献”这两个关键词来介绍其中的若干内容，兼及一些有关的文物资料，拉拉杂杂，不成系统，也难免挂一漏万，敬请批评指正。谨以此文恭祝各位读者马年吉祥，福乐无疆！

（本文写作多蒙业师刘钊先生指点，相关论述亦多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谨致谢忱！）

主要参考文献

1、董珊《乐从堂藏铜马式考》，《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2、刘钊《谈汉简中的马名》，“古文字微刊”，2026年2月16日

3、刘钊《说秦简“右剽”一语并论历史上的官马标识制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4、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中西书局2026年

5、邢义田《“图像与历史研究”之孙悟空篇》，邢义田《立体的历史——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