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记忆（36）：当年那些洋玩意儿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家乡虽然落后，但也陆陆续续出现一些新奇的东西，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围绕这些洋玩意儿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情，对于了解那个时代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参照。

自行车应该是出现最早的洋玩意儿，那时候就叫“洋车”。我记事起，村上就有自行车。一个本家叔叔在公社税务所工作，估计是村里最早有自行车的人，记得车子是“飞鸽”牌的，虽然不新，但每天都擦的明晃晃的。村上还有一个本家哥哥，是一个典型的老农民，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家很早就有一辆自行车。不过他家的自行车可不是明晃晃的那种，而是黑乎乎的，甚至什么牌子的都没有显示，村上人都叫它“干骨龙”，而且走在农村的土路上呼呼啦啦的，于是就有人风趣地说，那个自行车哪儿都会响，就是铃不会响。我刚记事那时候，村里除了那两辆自行车，就很少见到了。除非村里来了公社干部，或者外地来了走亲戚的。对，还有偶尔到村里来转一圈的“㩟猪匠”，他们总是骑着自行车，车把上还挂着几缕白胡子和红飘带，看上去挺神气的。当然，如果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就会有不少骑着自行车来的客人，门口摆好几辆自行车，那简直是一片美丽的风景，往往引起村民特别是孩子们围观。

最早见过的“加重”自行车

后来出现的轻便自行车

我家大概是村里第三个有自行车的家庭。说来挺不好意思，前面提到的本家叔家里有一辆自行车，有一年他家是缺粮户，我家是余粮户，他家的缺粮款正好和我家的余粮款相当，大约七八十块钱吧，生产队就把他家的缺粮款“照”给我们家了，也就是让他家直接把欠款直接还给我们家。但他家又一时拿不出钱，就把自行车拿来抵账了。其实自行车并不值那么多钱，抵账嘛，只会高估不会低估，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但因为我们两家属于近门儿，关系又比较好，也就不去计较这些了。反而是我，小小年纪的，心里总觉得不得劲儿。因为我们两家关系很好，特别是本家叔家的大女儿和儿子跟我年龄相仿，天天一起上学，一起割草，一起玩儿游戏，简直跟亲兄弟姊妹一样。但是一说起那辆自行车，我就会觉得尴尬。那时候我们都不懂别的道理，也都不会骑自行车，但毕竟是他们心爱的东西，突然就这么到了我家，幼小的心灵嘛，总要起点波澜的。当然，这件事始终也没有影响我们两家的关系，更没有影响我跟他家那些姐姐弟弟们的友好情义，这种情义至今仍然很深。

后来村里又有人买了自行车，但大多都是二手货，因为新的凭票供应，不是不好买，而是根本就买不到。当时凭票供应的商品都是供应城里人的，或者只对吃商品粮的居民，村上没有一个吃商品粮的，自然也拿不到自行车票。好在可以买到二手货。自行车多了，才知道自行车也有牌子。当时最流行的有两种，天津产的“永久”牌和上海产的“凤凰”牌、“飞鸽”牌，后来也出现了安阳产的“飞鹰”牌。再往后来又有了“加重”与“轻便”之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就多了起来，越来越灵巧，越来越漂亮。小的时候，看见自行车都用五颜六色的塑料带缠着，平时放家里也要用被单盖着，经贵得很。自行车少，自然会骑车的人也少。自行车多了，会骑车的人也越来越多。学骑车子也是个技术活儿，不摔三五次跤是学不会的。刚学会骑车子的时候，看见自行车就想骑，学会骑车了家里又没有，就想方设法借车子骑，本来和和睦睦的亲戚邻居因为借车子骑闹出很多不愉快甚至伤和气的事。我小时候也因为骑车子的事摔过不少跤、挨过不少吵，也出过不少洋相。

自行车的三大品牌之一：凤凰牌

自行车的三大品牌之一：飞鸽牌

自行车的三大品牌之一：永久牌

如今的自行车已被家庭汽车取代。回到村里，到处都停放着崭新轿车。自行车已不是主要交通工具，而且也变了模样，那种“飞鸽”、“永久”也早被琳琅满目的各色自行车取代。

第二种比较大的洋玩意儿就要算缝纫机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缝纫机在农村刚出现，加上缝纫机是家庭妇女用品，很多时候外人是不容易知道的。所以，据我所知，当时村里并没有几台。最早有缝纫机的也是在乡税务所工作的本家叔叔家里。那个婶子手很巧，虽说不是裁缝，但农村常穿的衣服她都会剪会做，自然也会用缝纫机。婶子很善良，凡是谁家剪衣服做衣服，她有求必应，给邻里们帮过很多忙。村里刚买缝纫机的女孩子也都去向她求教，她也很乐意教大家。记得我穿的第一件蓝色斜纹制服就是她剪的，也是她指导我三姐用缝纫机给我做的。

那时候缝纫机牌子不多，最好的好像是“蜜蜂”牌和“飞人”牌，还有“蝴蝶”牌，而且还有“三斗”、“五斗”之分，“五斗”的可以把机头放进去，不用的时候像一个小桌子。当然，这些名牌主要是供城里人用的，乡下人不托熟人是买不到的。记得大姐订婚以后，婆婆家托熟人买了一台“标准”牌缝纫机，结果大姐很不满意，但也没办法，勉强用吧，后来发现非常好使，村里女孩子们听说了，也都纷纷买“标准”牌的。一时间，“标准”牌缝纫机也流行起来了。

“五斗”缝纫机

说实话，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基本上还都是穿手工缝制的粗布衣，缝纫机的用处并没有那么大，最早有缝纫机的也多是家里摆设。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缝纫机开始流行，不过不少也是为了赶时髦。特别是未婚女孩子，都把缝纫机作为最好的订婚礼物，买回来摆在家里，偶尔自己用用或者偶尔借给别人用用。出嫁当天，用一块红布一搭，由两个送客抬着送到婆家，是一件双方都很光彩的事。

著名的“蝴蝶”牌缝纫机

缝纫机是一个过渡性的物件，顶多也就流行了一二十年光景。穷的时候买不起，条件好的时候人们都买衣服穿，又用不上，所以家用缝纫机的历史是很短暂的。如今除了博物馆，估计很少能看见那玩意儿了。

手表，同自行车一样是那个年代男人们的最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手表在城市当中已不是什么稀罕东西，可是在我们家乡那样的农村，有手表者仍是凤毛麟角，比自行车少多了。一是因为自行车可以代步，农民看着太阳出工收工，根本不需要手表。二是因为价格不菲，和自行车的价格差不多。当时还没有进口手表，国产品牌也不多，我知道的“东风”、“上海”牌手表，价格也在100元以上，这对农民来说是余粮大户一年的收入。所以这类纯属奢侈品的东西，没有固定工薪收入的人是绝对不买的。即便是城里人，戴手表的也不多。

著名的“上海”牌手表

在家乡，当时把“骑洋车、戴手表”作为男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我记事起，村里没有一个农民戴手表。上学以后，看见有些公办教师戴着手表，一些外来的县乡干部有手表。村里偶尔看见谁戴个手表，感觉非常稀奇，甚至会引起人们围观。戴手表的人似乎也希望人们看稀奇，他一定是经常揙着袖子故意把手表露出来，如果是冷天不能揙袖子，就会不停地扒手脖看时间。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不是看时间，而是让别人看他的手表。村上有个在县城工作的亦工亦农合同工，据说月工资37.5元，上班一年后买了一块手表，因为妻子还是村里农民，所以他每到周末都要回来。只要他回来，就会有人围着他看手表。这时候他会把手表取下来，让大家轮着戴一会儿，这样一来二去，村里的大人小孩就都戴过手表了，一时传为佳话。

我考上大学了，大哥把他的二手“东风”手表奖励给我了。

我的家人有手表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大哥是平顶山一家建筑公司的小头头，率先买了手表，记得也是几十块钱的二手货。随后，在乡兽医站当兽医的三哥也买了一块手表。三哥比较低调，很多人不知道他有手表。大哥就不一样了。大哥本来不善言辞，不爱交际，但有了手表以后，就喜欢到人堆里串。越是这样，村上的年轻人也越喜欢逗他，一见他就问，“大哥，现在几点了？”“叔，看看你的手表几点了？”大哥很善良，不知道大家是在逗他，一问他他就马上看手表，然后是大家一场哄堂大笑。不过大哥就是大哥，有大格局，他用他心爱的手表，改变了我的人生：为了让我返校复习，大哥拿手表利诱我，而我戴着大哥的那块手表，返校复习，幸运的考上了大学。这一段故事，我在《我的高考》中有具体的记述，回忆起来，我的三个哥哥为了让我考上大学所做的威逼利诱，至今仍让我感动不已。

“三转一响”中的收音机就没有自行车、缝纫机、手表那么有吸引力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收音机的节目比较少而且内容单调，多是政治类的，农民听不懂。文艺节目除了八大样板戏几乎没有别的，农民听不惯。更重要的是家家户户都有有线广播，听来听去都是那一套。加上那时候的收音机比较笨重，不便携带，所以个人买收音机的很少，多是大队、学校、生产队等单位集体买一台，和有线广播连接起来，在上级广播站停播期间收放文艺节目。另一个作用就是通过收音机的扩音功能，发个通知找个人什么的。总的来说，集体的收音机，闲的时候多，用的时候少。

可以外接喇叭的台式收音机

村里最早有收音机的人，是南队的生产队长“老靳”兄。“老靳”兄是入赘女婿，只知道他姓靳，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有一个爱好，就是不管干活还是吃饭，每天手机拿个“砖头”那么大的收音机，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据说他也不是特别喜欢哪个节目，而是有什么听什么，只要有声音就行。

跟“砖头”一样大的便携式收音机

说是“三转一响”比较吃香，其实真正吃香的只有“三转”，“一响”是比较受冷落的。所以后来，“一响”就很快被电视机取代。有意思的是，那些所谓的“洋玩意儿”却基本上都是国产货。反而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三转一响”中出现了不少的外国货，名副其实的“洋玩意儿”才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