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顾炎武提倡藏富于民，反对“独治”，主张“众治”

今天推荐一位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1613年7月15日——1682年2月15日），他的学历并不高，甚至连举人都不是，但就是这位奇人，通过自己一生的不懈努力，不仅博览群书，而且敢于挑战陈旧观念，大胆提出了“藏富于民”等许多新颖学术思想，最终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开山始祖”。被人们赞誉为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还与王夫之、黄宗羲、唐甄并称为明末清初的“四大启蒙思想家”。

出身望族，屡试不中后自学成才

顾炎武在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出生于昆山千灯镇的江东望族人家，他原为顾同应之子，后被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

顾炎武的寡母是个非常好学之人，她16岁未婚守节，白天纺织，晚上看书至二更才休息，并独立抚养顾炎武成人，还教他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为榜样，信守忠义之节。

顾继绅

从小受此良好的教育，给顾炎武将来做学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从18岁起就前往南京参加应天乡试，但直至27岁都屡试不中，于是，他断然终止了科举之路，转而走自学成才之路。

顾炎武于是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书籍，并摘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中国明代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地理著作，共120卷）和《肇域志》（全国性地理总志）。

总结明朝失败经验，拒绝为清朝服务

当清兵入关后，顾炎武曾投入南明朝廷服务过，他为行朝出谋划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战略、兵力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后来，南京失守后，顾炎武依然心存故国，时时关注着沿海一带抗清斗争的进展情况，希望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顾炎武还结交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共同组成诗社，他们表面上以“故国遗民”“优游文酒”，其实是以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顺治十四年（1657年）元旦，顾炎武拜谒明孝陵。在之后的7年之间，他总共六次去明孝陵，以寄故国之思，然后返回昆山，将家产全部变卖，从此离开故乡，一去不归。

顺治十六年（1659年），已经45岁的顾炎武又赶至山海关，凭吊古战场，此后20多年间，他孑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并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顾继绅

顾炎武就这样躲避清朝政府，多次拒绝对方的入朝为官之邀请。并开始冷静地总结明朝失败的经验教训。顾炎武等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当时的伪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

在道学家空谈心性道德而不务经世之术，学子多为声利所迷，将经典视为晋升之器的时代背景下，顾炎武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的实学主张。

顾炎武认为，这些清谈既不追溯古代圣王治理天下的方法，又不关注如何解决当下问题的手段，不得孔孟儒学之精粹。与之相反，顾炎武所倡导的实学，一方面归纳总结古代圣王治世理事的精辟手段与其中蕴含的精微道理，另一方面利用自身所学的有用之学进行治道之事，前者可谓明道，后者可谓淑世。实学的关注重点在于淑世，实学关注经术的目的在于将其应用到社会实践中。

“藏富于民”的富民思想在中国渊源极早，譬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和孔子“庶之，富之，教之”等。这些思想皆将物质的丰足视为进行道德教化的前提，在强调道德教化重要性的同时指出了百姓物质丰足的重要性。

藏富于民的思想也在这种风气下被简单地理解为君王不可与民争利，不可横征暴敛，国家对促进百姓生产财富的引导作用长期被忽视，百姓通过自身努力取得财富、创造财富的行为也被视为追逐利益、不合经义的利己行为。正因如此，不同时期藏富于民思想都受到同时代人们关于物质利益与道德追求理解的影响。

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早期儒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关注“性与天道”的问题，所关注的学问同社会实践脱节严重；因此，理学强调以道德理想的追求来抑制内心对于物质利益追求的方式已然是行不通了，传统儒家想破除袁黄、李贽等异端思想，唯一的方式便是扶正祛邪，寻求一种以儒家正统理论将道德追求与物质利益统一起来的新理论。

明亡之际，民族矛盾尖锐，这种“天崩地解”给了知识分子极大的心理打击，给予了当时的思想界猛烈冲击，有识之士在反思明亡教训之时，认识到空谈误国的问题。因此，儒者尝试用一套新的理论来回应异端对于理学的质疑，做到这套理论能真正有益于社稷，这套理论便是实学。

实学是明代思潮自然发展变化的结果，也是在国破家亡下的应激产物，因此在实学思潮中，各家观点不尽相同，有的信奉理学，有的信奉心学，有的调和理学与心学，有的则对心学与理学全持批判态度，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状况。

顾炎武提倡“利民富民”，他认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他希望能逐步改变百姓穷困的境遇，达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他不忌讳人们谈论“财”与“利”。曾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所恶于兴利者，为其必至于害民也。昔明太祖尝黜言利之御史，而谓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人害物。’此则唐太宗责权万纪之遗意也。又广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产铁，请置炉冶。’上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数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矣。’杖之流海外。圣祖不肩好货之意，可谓至深切矣。自万历中矿税以来，求利之方纷纷，且数十年，而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然则治乱盈虚之数从可知矣。为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为意与？”

顾炎武认为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言财言利，而在于利民还是损民，在于“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他认为自万历中期以来，正是由于“为人上者”只图“求利”，以致造成“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的局面。由此，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

顾继绅

顾炎武所倡导的实学属于调和保守一派，试图通过经世致用的儒学传统来调和道德与物理的关系。

在这种理论下，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是需要遵循的至理，但人有私欲也是常情，人们追求私欲的行为，被通过是否违背道德划分为“利己”与“徇私”。

藏富于民的理论是顾炎武在这套理论的指导下面向实际的应用手段，顾炎武的实学明显存在着调和的特点，过往儒家所言的道理被顾炎武视为常经加以保留，而当时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诉求又被顾炎武通过权变来论证其合理性。因此，顾炎武的富民理论有着重视商业、强调国家放权、鼓励个体自我驱动等与传统观念不符的内容。

顾炎武所倡导的藏富于民，并不是简单的不与民争利。他认为许多过往的言利之臣的手段和方式是值得借鉴的，而平民自身努力追求物质财富的行为也是需要肯定的，这类观点如若不能通过儒家的经典加以解释，给予其理论支持，就容易被儒者视为申韩之术。相应的，顾炎武的富民观也并不把富民当作最后的任务，他继承了孔子“富之”“教之”理念，认为平民良好的物质财富基础有利于教化工作的开展，也有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构建。

关注道德性命之学是程朱理学的一个特征，理学家大多赞同孟子性善论的观点，用性善论来论证与人天性相符合的仁义之理的重要性，他们从性善论出发，认为人在天性善良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学习理来实现修齐治平之道。

对于顾炎武而言，这种对于自身道德素养的极致追求并不是人人都要追求的，而是信奉儒家人道的儒家学子需要践行的，普通的平民百姓存在私心是正常的，人们追求私利存在一定合理性。同时，即便是儒者，适当地追求私利也是正常的，因为追求私利与践行道义并不冲突。

顾继绅

在提出自身的公私观后，顾炎武直接抨击当时的道学家将正心诚意之法视为释家的明心见性之法的做法，将他们视为释教一类，并指出，儒学的实质应当是修己治人的实学之法。

顾炎武的观点表明了他所认为的修己不是道学家所谓的存公废私、革灭人欲，而是既坚守仍能适用于世的儒家之经，又采取权变的手段应对现实的需要；治人也不是简单地通过自身对他人的教化或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去利向义，而是通过顺应时势的方法有的放矢，使得人们接受儒家经义。

可以看出，顾炎武的理论对于普通百姓与儒者的要求是不一致的，对于普通百姓而言，顾炎武认为他们存在私利是正常的，并鼓励他们追求自身私利；而对于儒者而言，顾炎武则主张要先义后利，行己有耻，做到坚守道义，不能盲目追求私利，更不能以追求自身私利为目的剥削他人；同时，顾炎武也指出，利己和益人并不冲突，“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岂必自损以益人哉”，在不伤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适当寻求利己是正常的。在此基础上，顾炎武进一步提出了以名为利的折中之法，他认为，普通人很难做到醇儒的以义为利，但国家可以通过政策的引导使普通人以名为利。

审时度势，讲求权变，追求务实之策，不言虚无之论，是顾炎武实学思想的重要特征。

在顾炎武理想的大同世界里，人们应当以义为利，先公而后私。但在当时的实际状况下，社会逐利风气已经形成，此时一味强调先公后私，以义为利，已经不具有实践价值。因此，顾炎武号召儒者需要顺应“势”的发展，掌握权变的方式，在顾炎武看来，以名为利的非纯王之政是有利于当时形式的良政。在这种理解下，顾炎武提出了他给后世圣王的富民之法，这种富民之法源自先贤的藏富于民之法，又有着顾炎武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具体考量。

论述公与私的辩证关系，反对“独治”，主张“众治”

顾炎武的第二个学术思想，是对公与私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他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并且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他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主张，以及对“私”的肯定，都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状态下，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

顾继绅

顾炎武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他旁征博引地论证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并进而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所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篱笆，但他这种怀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

顾炎武创立的新学术思想，更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人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上，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所说的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指广大的中国人民生存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

在顾炎武的一生中，也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中，还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如人主之于其臣，授之官而与以职。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

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科举之路并不顺利，甚至连举人都不是，但就是这位学历并不高的奇人，通过自己一生的不懈努力，不仅博览群书，而且敢于挑战陈旧观念，大胆提出了“藏富于民”等许多新颖学术思想，最终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开山始祖”。被人们赞誉为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还与王夫之、黄宗羲、唐甄并称为明末清初的“四大启蒙思想家”。

顾炎武的实学思想实际是顺应时代需求的调和之法，亦是扎根实际的务实之法，经世致用的理念使得顾炎武将对道德的追求融入做实事之中。这种理念的指导使得顾炎武的思想更为包容和兼收并蓄，更加关注在现实条件下，如何灵活地使用儒家经典来指导民众生活，促进国家富强。

顾继绅

顾炎武批驳了过往理学将言利之臣视为洪水猛兽的看法，认为言利本身是必须的，而言利之臣通过“害民”的手段来充实内帑才是他们违背儒家道义的所在，因此言利之臣必须更为关注开源节流之法。

在“藏富于民”思想上，顾炎武指出，私欲是人天生就携带的，人们在追求私欲的过程中必然会自发创生各种增加自身财富的方法，这些方法有部分可能是通过剥削他人来取得财富，但更多的会是去创造财富。因此，国家给予个体自我激励、自我创造财富的外部环境，鼓励商品流通，个体自然而然会创造出新的财富，从而实现国家实力的增强。

顾炎武的传奇经历启发人们：人们要创造出成就，并不在乎其有多高的学历，只要肯努力，并且孜孜不倦、坚强不息，敢于向传统观念与思想作坚决地斗争，还会勇于创新，就一定能取得预想的效果；为官一任，必须以人民利益为重，切忌以权谋私，做出损公利己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群众喜欢的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