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投降，为何钱弘俶善终，李煜却惨死？

李煜画像

01

李煜被毒杀是一个野史污染了集体记忆的典型例子，跟赵二斧劈赵大的经典程度不相上下。

这个说法，最早出自北宋南宋之交的《邵氏闻见后录》，一同被怀疑遭毒杀的还有钱弘俶：

李王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生日，錢王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日，皆與赐器幣，中使燕罷，暴死，並見國史。

邵博的这本书，属于是回忆录体的笔记，本身就不是啥正经史料，为了增加可信度，邵博还欲盖弥彰地在文末强调此事载于国史。

但在北宋国史里，李煜明明记的是正常病故，而且赵光义对李煜可谓相当不错。

赵光义在登基后第二个月，就把李煜那个羞辱性的“违命候”封号给去了，改封“陇西郡公”（从候到公晋升了一等）。

又过了三个月，李煜跟赵二说他手头有点紧，赵光义二话不说当场就赐了他三百万钱，还恩赐他在官俸之外再额外领一份津贴。

李煜死后，赵光义不仅追封他为吴王，还为他辍朝三日。

南宋官方教科书《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里甚至夸赞说：

至于小周后的黄谣，大概是脱胎于李煜身边一位臧姓宫女在李煜死后，成为了赵二的后宫，为赵二生下一子一女，后来还受封为贵妃一事。

另外，李煜生日是否是在七夕那天也是存疑的，南唐在亡国之前，长期臣属于北宋，双方使者往来频繁。

宋太祖派人致送国主李煜生辰国信物，见于记载的至少有两次，分别是建隆三年(962年)三月与开宝六年(973年)四月。

若李煜生辰日在七月，宋方的使者不应于三、四月间启程南下。

收到太祖的礼物后，李煜派遣使者致送贡品回谢，见于记载的是建隆三年七月庚申:

唐主遣客省使翟如璧来贡，谢生辰之赐也。

七月庚申是七月五日，若李煜的生辰未过，回谢生辰之赐的使者已抵达汴京入见赵匡胤，显然不合情理。

02

倒是在《太宗皇帝实录》里，有记载钱弘俶的死前是被赵光义奶了一口：

对比之下，显然《邵氏闻见后录》里关于钱俶去世的时间是错的，他误将钱俶离开京城的雍熙四年(987年)当成他死亡之年，实际钱俶是亡故于次年。

更关键的是，邵博省略了钱俶在离京之前已经「抱病」，与流星堕落钱俶寝室之前的情节。

在《实录》中，「是夕暴薨」是与流星的坠落直接相关的结果，显示钱俶之死是天道与人事相互感应的结果，若省略了这段叙事，后面的「人皆异之」四字即无法理解。

成书于北宋的《吴越备史》对于钱俶晚年生活有详细记载。

雍熙四年(986年)二月，太宗因钱俶的健康不佳，任命他为武胜军节度使，离开汴京前往邓州居住，八月，太宗得知钱俶病情加剧，特别差医官前往邓州诊治。

次年七月，太宗因钱俶染病，再次派遣使者与医官前往邓州。

至八月初，钱俶的病况有所好转，特别派儿子钱惟渲进京谢恩。

太宗因钱俶生辰将届，再派宦官至邓州赐赠礼物，乃有钱俶与使者饮宴之后，流星堕于寝室之前，钱俶随即于次日清晨死亡之事。

太宗若真有铲除钱俶之意，怎么会先派医官为其治病，等到病情好转，再派使者将其毒杀?

03

比《邵氏闻见后录》稍晚些，另一篇更劲爆的小作文出现了。

南宋的王铨在他的《默记》中以一条长达295字的记事，描述李煜被赵二赐药毒死的过程，并对李煜被害的原因加以分析，其详细的程度仿佛作者当时就身临其境。

这里直接上译文：

一天，太宗皇帝询问徐铉是否曾见过南唐后主李煜。徐铉回答说，臣不敢私自会面。太宗指示徐铉，只需告诉他是由皇帝派去的。于是，徐铉直接前往李煜的居所，尽管守门的老卒告诉他有上旨不得与外人接触，但他表明是奉旨而来。老吏通报后，徐铉在庭下站立，李主穿着纱帽道服出来，徐铉行拜礼，但李主立刻下阶拉住他的手，表示今日无需繁琐的礼节。两人相对而坐，李主默默无言，忽然叹息道后悔杀掉潘佑、李平。徐铉离开后，太宗召他问及李主的言语，徐铉如实禀报，由此引发了秦王赐予牵机药之事。牵机药是一种毒药，服下后会使人头足相接，状如牵机。此外，后主在赐第中命旧妓奏乐庆祝七夕，乐声外传，太宗得知后大怒。还有关于“小楼昨夜又东风”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诗句也被提及，导致后主因此遭受了不幸的命运。

王铨的那本《默记》该怎么说呢，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关于宫廷八卦秘辛的段子合集，其中的猎奇段子包括但不限于：

张茂实是宋真宗的私生子，赵二强纳了李煜的妹妹当后宫，钱俶跟着赵二伐北汉和契丹，赵二在高粱河膝盖中了两箭，李煜的妹妹在高粱河被俘成了辽圣宗的妃子。。。

《默记》里的那篇文，首先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李煜在宋庭时并未被软禁或者禁止与外人接触，不论在赵大或赵二时期，李煜皆有以官员的身分参与宫廷宴会的记录，或至崇文院观书。

04

另外，所谓的牵机药也是王铨本人原创出来的玩意。

宋徽宗曾于政和四年曾颁布过一道御笔，下令废除储放毒药的苑东门药库，遣散管库官员，销毁库中所藏毒药。

徽宗在御笔中解释，禁中存放毒药是五代以来的传统，当时政治秩序混乱，帝王以此铲除叛臣；自赵宋立国以来，臣下犯罪皆明置典刑，从未使用过库内的毒药，因而下令废除此一缺乏实际作用的机构。

由此可见，徽宗并不认为本朝曾有以毒药赐死臣下的先例。

后来蔡绦在其《铁围山丛谈》里记述了此事，还列出了库中所藏毒药的名称，其中并无「牵机药」之名。

事实上，在宋代及其之前的传世文献中，只有《默记》记载「牵机药」之名，除此之外，连「牵机」二字连用的例子都没有。

宋代以后的文献提及「牵机药」者，皆是引用《默记》之说。

王铨和邵博的说法在南宋初年出现，但对于南宋时期完成的相关史著似乎毫无影响，除了陆游编撰的《南唐书》。

不过从明代开始，王铨与邵博的说法被广泛引用，由于两人所述的内容存有矛盾，明代文人还搞出了合订本。

像曾于明武宗朝任官的陈霆，分别在他两部不同的书里描述过李煜之死。

其在《唐余纪传》的描述是以王铨说法为基础，再增入邵博所述的部分情节：

陈霆在另一部书《两山墨谈》中则以《邵氏闻见后录》的说法为主，再辅以王铨的记录，但误将邵伯温当成《邵氏闻见后录》的作者：

先抄录邵博的文字，再据以作出「盖太宗杀之也」的判断。

接着根据「野史」即王铨《默记》，将李煜被毒死的原因定位为七夕作乐及词作的文字。

进而推测钱俶也是因为词作蕴含有故国之思而被杀。

如此一来，被宋太宗毒死的降王就从一位增加为两位。

并将钱、李二王诗词作品中思忆故国的文字当作致祸主因。

比陈霆稍晚的姚士麟也在其《见只编》里一样是以邵博的记录为基础，再加上王铨所述的部分情节，推测太宗是因为猜忌降王，假藉生辰赐酒杀了钱、李二王。

姚士麟的说法颇受后人的重视，在清代编纂的笔记和诗话中多次被引用。

05

到清代时，李煜之死的叙事趋向简化，「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词句被视为招祸的主因，也就是倾向从「文字狱」的角度来理解李煜被毒死的传说。

清人笺注李煜《虞美人》时皆引用王铨之说，导致李煜被牵机药毒死的印象就随着其词作的流传而普及。

又或者编排出一些新的情节，比如叶澐的《纲监会编》里：

虽号称引用陈霆之说，实际上是对李煜中毒而死过程提出新的描述。照此说法招儿在听到李煜府中作乐之声后，立即派遣大皇子等人携带牵机药与酒器至李府，陪李煜饮酒；以致饮宴尚未结束，李煜已中毒而死。

问题是，李煜也不住在皇宫隔壁呀，赵二怎么会在李煜开party后就听到音乐声？而且赵二也不太可能随身备有毒药吧？

不合情理之处显而易见。

李煜被宋太宗毒死的说法在清代已广泛流传，民国以来出版的李煜年谱和传记大多承袭此说，在诗词合集中对李煜生平的介绍亦然。

例如:在1986年及1999年出版的两部《全唐五代词》，皆采王铨所记赵光义赐牵机药之说。

李煜在降宋后留下的词作，充满了哀思，读过这些作品的人很容易认定他遭到北宋君主的亏待。

王铨的说法正好符合此种既定的印象：李煜的府第有士兵守门，禁止他与外人接触；他的经济拮据，只有「旧椅子」可让徐铉坐；李煜见到徐铉时放声大哭，显示他的情绪低落。

李煜死于牵机药的说法，则使他个人的悲剧形象达于顶峰，关于赵二厚待李煜的史料则容易被当成虚假的政治宣传而不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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