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死亡高峰：2022年1041万，2023年1100万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都在不断膨胀，然而这种情况却在2022年迎来了转折点。

连续2年的时间，我国的死亡人口都在不断上升，从2022的1041万人到2023年的1110万人，而且人口死亡率也在上升。

与之相对的则是出生人口的不断下降，这也不免令人感到心慌。

那么，2024年我国的死亡人口有多少呢？面对有可能到来的人口死亡高峰又该如何应对呢？

2023年全国死亡人口是1110万，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死亡数字破千万，当时很多人用“百年一遇”来形容。

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093万，表面上看确实比前一年少了十几万，一些解读就开始松口气，说“高峰大概过去了”。

问题在于，这种“回落”很大程度上是疫情拖出来的后遗效应。

2023年那拨冲高，是前几年压着的病、拖着的老人，被一波病毒和并发症集中击中了，本来未来几年要发生的部分死亡，被提前挤到了那一年。

所以2024年稍微低一点，不是健康状况突然大幅改善了，而是统计意义上的“透支效应”：一部分本该后来发生的已经先走了。

真正要看的，是死亡和新生儿之间的“剪刀差”。

2024年出生人口大约954万，对比1093万的死亡，相当于一年净少了接近140万人。

这个数字，不是偶然，是趋势。

生的人越来越少，走的人维持在千万量级，就意味着所谓“人口负增长”已经从新闻里的新鲜事，变成了年的常态，今后每年都会重复。

更长远一点看，现在离场的主要还是战争年代、建国初期出生的那一批人，数字不小，但还不是“最猛那一波”。

真正的“时间炸弹”，埋在1960年代初那几届婴儿潮里。

1963年，全国新生儿超过2900万，这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一年内多出一个澳大利亚人口。

这批人现在刚六十出头，身体普遍还可以，是商场里消费最舍得花钱的一拨人，也是各大景点广场舞大军的主力。

可再过十来二十年，当他们整体跨过75、80岁，死亡曲线才会迎来真正的“大坡”。

届时，每年死亡人口可能不是一千多万，而是会冲到两千万级别，这才是系统性压力的极限测试。

再加上今天的医疗水平比过去好多了，人均预期寿命逼近80岁，多数人不是“突然走”，而是长期和慢性病耗着。

现在统计上，心脑血管、肿瘤、糖尿病这些慢性病已经占到了全部死亡原因的八成多。

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怎么活到终点”和“怎么体面地走完最后十年”，会成为绝大多数家庭避不开的现实问题，而不是少数人的不幸。

人口结构的变化，最先露出端倪的地方，是跟“人多才有生意”的行业。

教育就是典型。

几年前，多孩家庭、学区房、早教班还在“军备竞赛”，最近两年，倒下的是民办幼儿园和培训机构。

仅2024年，全国就有大约1.5万所民办学校注销或停办，很多县城的幼儿园干脆合并，教室空着没人上。

这对老师、教培从业者来说，是一轮硬生生的洗牌。

有人转行做互联网，有人进体制考编，更多的人只能去做和原专业不太搭的服务业。

往大的说，这是“少子化”的第一道连锁反应，原本围着孩子转的产业，开始缩表。

再往后，会影响到教材出版、儿童用品、亲子旅游等一大堆上下游。

另一头，制造业的样子也变了。

表面上看，劳动力变少，似乎要担心“没人干活了”，但实际走进沿海工业区，会发现另一种画风。

厂房里灯关着，机器不停转，所谓“黑灯工厂”。

过去一条生产线站几百号工人，现在只剩下几位工程师，看着屏幕调程序，机械臂、传送带、AGV小车在各自轨道上默默运转。

这不是老板突然心疼工人，而是人力成本和招工难倒逼出来的选择。

年轻人不愿吃苦、宁愿进服务业和新兴行业，再叠加人口总量下滑，用机器替代人，是维持产能、控制成本的必选题。

结果就是，中国从“一个工人对应一台设备”的粗放模式，正在往“一个工程师管几十台设备”的精细模式过渡。

以前我们习惯讲“人口红利”，人多、工资低，可以支撑大规模制造和基建。

现在越来越多行业靠的是“工程师红利”，谁家懂自动化、懂软件、懂系统集成，谁能在同样的工人数量下干出更高的效率、更复杂的产品。

当然，这种转型对个体是残酷的。

没跟上技能升级的人，很难在新的岗位上站稳。

工厂愿意多花钱请几个能看懂代码的技术员，却不愿再养一大批只会简单重复动作的普工。

教育行业那些失业的老师，如果不能转成职业教育、心理辅导、养老服务等新赛道，也容易被时代甩下。

简而言之，少人不一定意味着国家整体变弱，但一定意味着“低技能换口饭吃”的路越来越窄，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要么往技术、管理、服务深水区游，要么就得接受收入和稳定性同步打折。

人口老了，不只是养老金账户里的数字在吃紧，而是从医院到殡仪馆，再到保险公司、互联网企业，都开始重新设计“老年版”的产品和服务。

先看医疗端。

前些年，很多家庭在重大疾病面前的习惯是“四个字”：不惜代价。

老人进了ICU，一天几千上万，家属咬牙也得撑。

哪怕老人清醒时说过“不想受那么多罪”，到了关键时刻，大多数子女还是会选择抢救到底，因为社会评价、亲戚舆论、内疚感都会推着你做“看上去最尽力”的选项。

这两年，安宁疗护和居家护理开始变成一个正式的行业。

国家层面在多个城市试点长期护理保险，把“失能但没到死亡边缘”的这段长时间照护，纳入医保和社保体系。

各种地方也在布局，开设安宁病房、鼓励社区护理机构、培训专业护工，让老年人有机会在减轻疼痛的前提下，安静度过晚期，而不是在器械和滴滴声中被“吊着”多活几个月。

另一方面，连“身后事”都开始数字化。

一线城市传统墓地价格高、土地紧张，一块墓地动辄几十万。

于是，所谓“数字墓园”“网上纪念馆”“云祭扫”开始出现，不再强调“有一块实体地方埋着”，而是通过手机、网页去完成追思。

这背后既有现实考虑，也对应着家庭结构变化。

独生子女独自在外打拼，清明节未必回得去老家，只能通过网络给父母留一段话。

技术公司也敏锐地嗅到这块需求，有的做“AI复声”“数字人纪念”，通过整理生前视频、音频，让逝者在屏幕里“说话微笑”。

这当然会引发伦理争议，有人觉得是安慰，有人觉得是对死亡的打扰，但它客观存在，而且会越来越多。

制度层面，“长护险”作为继养老、医疗等之后的“第六险”，正在很多城市试点。

简单说，就是通过个人缴费+单位缴费+财政补贴的方式，提前为“失能后的照护费用”攒一笔钱。

这样，等你或者家里老人真的失能了，可以用这笔钱请护工、住机构，而不是完全指望子女亲自照料。

这一整套变化指向一个现实，传统那套“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模式，很难再承受住一个高龄社会的冲击。

我们这一代人，一边还记得小时候院子里一群孩子疯跑的画面，一边又要学着给父母选护工、给自己算养老金。

能做的，大概只有两件：

一是尽量让自己在“工程师红利”的时代不被淘汰。

二是早点认清，所谓安全感，不再来自“我有几个孩子”，而是来自“我有没有规划好自己的最后二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