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78岁病逝，临终前曾问30岁娇妻：我死后，你打算怎么办？

1969年1月28日夜，隆冬的北平城被呼啸的北风刮得玻璃作响。协和医院二层病房里，七十八岁的李宗仁扶着氧气面罩，冲守在床边的胡友松轻轻摆手：“别嚎了，坐下，我还有句心里话。”三十岁的胡友松泪水涟涟，却还是俯身靠近。对话只有一句——“我没了，你打算怎么过？”短短九个字，像冰雹砸在地面，清脆又沉重。

这一幕若放在四年前，旁人恐怕很难想象。那时的李宗仁正精神矍铄地跨过罗湖桥，携夫人郭德洁归国。1965年7月20日，新华社电讯里“李宗仁回到北京”的消息迅速传遍街头巷尾。共和国用最高规格迎接这位曾在台儿庄力挫侵略者、也与共产党兵戈相见的老将。各大报纸都提到：李宗仁归来时已七十五岁，走路仍挺拔，手杖多半只是装点。他对记者招呼微笑，口音里却带着桂林山林的清朗。

短暂的风光总被命运的波谷打断。1966年3月26日，李宗仁刚结束华南考察，就接到噩耗：相濡以沫二十三年的郭德洁病逝于北京。那位在动荡岁月中陪他共渡流亡岁月、曾在巴黎医院贴身照顾他的伴侣，终于在癌症面前倒下。七十五岁的老将第一次在人前失声痛哭，泪水打湿了军装扣子，久久不能自已。

中央统战部密切关注这位“功过并存”的老人。徐冰找来随侍多年的程思远提醒：“德邻先生成天闷坐，可得给他找个伴儿。”程思远明白，这不是简单撮合，而是要让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广西硬汉在余生里有人陪伴，有人递杯热茶。消息很快放了出去，信件像雪花一样簌簌落到桃园居所的案头：有寡居的师太太，有女学生写来热烈的仰慕，还有旧部遗孀含蓄的问候。

一个午后，李宗仁手捧放大照片，眯着眼琢磨：鹅蛋脸，眉目清秀，笑里带稚气，似乎在台北的交际舞会上见过，又像《天鹅湖》里舞者的转身。程思远提醒：“她叫胡友松，广西桂林人，今年二十七，在广州做医护翻译。”李宗仁只说一句：“请她来。”

首次见面选在桃园小楼。胡友松进门时，只见屋里陈设极简，却一尘不染。李宗仁站在窗前，白绸长衫，西裤笔挺，精神头十足。可她还是捕捉到那抹掩不住的寂寥。饭后，二人参观书房，脚步声在红地毯上沉沉回荡。胡友松忽而鼻子一酸：这位传奇将军，原来连一盏台灯的孤独都不愿分享。

第二次照面，两人坐在沙发对望。李宗仁略带歉意地说：“昨夜失眠，脑子里总是你的影子。”这一句没半分将帅口吻，倒像邻家老伯的自白。胡友松脸颊烫得发红，低头摩挲手指，一声“德公……”拖得又轻又长。窗外飘了毛毛雨，他坚持撑伞送她到车旁，又忽地钻进车里：“路远，我送你回去。”长安街灯火在雨幕后打碎，车窗里倒映出两个人不安又甜蜜的身影。

两次见面后，才情与温情都在升温。李宗仁心思分明，第三次邀约直接开口：“老朽不该动情，可我确实喜欢你。来此，只为听你一句回话。”话音落下，他低头沉默，似在自嘲。胡友松看着这位曾经一声令下炮火连天的元戎，此刻像迷路的老人，忽觉心软。晚风拂过窗纱，她轻轻点头。那晚，一老一少在柔和灯光里相拥良久，屋外激越的知了声像鼓点，敲醒这一段“不合常理”的缘分。

1966年7月26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七个盛夏，人民大会堂前草坪碧绿，李宗仁与胡友松在亲友祝福中执手成婚。年龄差四十八岁，外界议论不绝。有人替胡友松惋惜青春，也有人暗里揣测政治意味。可婚后不久，同居北京、北戴河的日子告诉所有人：这段姻缘更多是互补。黄昏海滩，老将拄杖缓步，年轻妻子时而搀扶，时而蹲下捡贝壳，像细心女儿，又似缠绵情侣。沙滩上留下两行深浅不一的脚印，一道稳健，一道轻快。

1967年夏，李宗仁旧疾复发，高烧不退。胡友松几乎彻夜守在床前，端水、递药、翻身、按摩，如影随形。偶尔天色微亮，她趴在床沿就打个盹，再被他轻轻拍手心唤醒：“小胡，去歇会儿吧。”她摇头，坚持要陪。医生感慨这是病房里少见的“老来俏”：倘若病人不想活，医生再高明也无济于事，可李宗仁的眼里有依恋。

可岁月从不因眷恋停步。1968年冬，他的咳嗽一日比一日急促，肺炎夺走最后的气力。1月29日夜，病房里灯火幽暗，呼吸机的嘶嘶声像旧列车驶向远方。李宗仁仍保持着将军的清醒。他招手，示意扶他坐起：“若梅，你别急，我还有几桩事要交代。”声音很低，却透着习军时的命令口吻。

第一桩，他把在南京的几处故居与父辈墓地位置写在纸上，叮嘱清明务必代祭；第二桩，是广西桂林兴安老家的族谱，他怕人失散，让她托人续修；第三桩便是那句沉甸甸的提问：“我死后，你打算怎么办？”房间里只剩风声。胡友松抖着嗓子回：“我不给人做续弦，照顾好伯母，再照顾好自己。”李宗仁点点头，闭目片刻，又睁开：“别憋屈自己，也别怕流言，一切凭你心意。”那天夜里，他似乎完成了诀别的检阅。

1969年1月30日凌晨，心电监护曲线直线下滑，医护人员紧急抢救无效。北京的天空还没破晓，李宗仁的人生却定格了。噩耗传出，军中旧部有的鞠躬长叹，有的悄悄掉泪；而隔壁病房的胡友松在病榻旁嚎啕，声嘶力竭。她只记得多年以前在桂林江边捡到的第一只白鹭羽，一如李老先生曾反复说的“喜鹊报喜”，如今却只剩回声。

2月3日，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兵、花圈与军号声交织，京城天空飘起细雪。送别队伍中，人们看见一位白衣女子拎着小花篮，额头贴着纱布——那是震后的头撞墙青痕未褪。她低头捧起一捧黄土，哽咽着放入墓穴。身后有人低声嘀咕：“三十岁守寡，往后可怎么活？”话音落下，她只抬眼看了看，没解释，也没流泪，像极了战时医院里那个沉着的白衣天使。

时间继续向前。1979年清明，北京的杨花扑面而来，有记者在八宝山偶遇胡友松。她轻轻擦去碑上的尘土，摆好鲜花。有人问：“十年过去，你还来？”她答得云淡风轻：“德公喜鹊多事，要我照看。”说罢，拍了拍碑角落下的枯叶，转身离去。脚步轻，却不再犹疑。

李宗仁与胡友松的结合，夹杂着政治、爱情、年龄、舆论的多重光影。有人说是“英雄迟暮，佳人误终身”，也有人称之为彼此救赎。至少有一点清晰——在往昔硝烟散去的余晖里，老将军曾用余温，温暖过一个少女的冬；而她，也在动荡年代，用柔软的肩膀接住了晚年的重负。世事如潮，浪头来去，留在沙滩的脚印也许会被冲刷，但那年深浅交叠的两对足迹，依然在记忆里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