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第五战区李宗仁接到一个电话，之后竟然难过的三天吃不下饭

1940年5月16日凌晨两点，皖鄂边界的前敌指挥部灯火未熄。电话铃刺破夜色，一名作战参谋跌跌撞撞冲进作战室，把话筒递给李宗仁。电话那端传来哽咽的通报——“张总司令在襄河西岸殉国，号码确认完毕”。短短一句，把李宗仁钉在原地。值班军医回忆，司令放下电话后一句话没说，只挥手让众人散去。第二天起，他挪不开筷子，茶水也只是抿两口，整整三天，众人再没见他好好吃过一口饭。

同僚惊讶并不难理解。桂系与西北军原本少有交集，李宗仁扛下第五战区后，兵力东拼西凑，愿意真刀真枪堵枪眼的老部队并不多。1938年春，得知张自忠被闲置在汉口，他亲赴重庆向蒋介石讨人。蒋迟疑，李宗仁只说一句：“此人如不赴战场，后方难安。”争了半天，才在战区序列表里挤出一个“三十三集团军司令”的位置，让张自忠再披军装。

张自忠愿意北上，绝非简单服从命令。往前推两年，平津失陷后，他在天津一度被日方拉拢，险些成了华北伪政权里的招牌将领。那场拉锯外界并不清楚细节，只知道张自忠夜过津浦线，一身旧军装逃进保定，把伪职一把火烧了个干净。从那天起，他常自嘲欠了国家一笔“赎罪账”，若不满血还给战场，死后也难闭眼。

第五战区地形复杂，长江、汉水、襄河三线交错，要防的是日军第十一军，还要顾武汉西撤遗留的补给线。部队主力只有桂军、川军、西北军旧部。川军好勇却缺武器，西北军懂平原作战但心灰意冷，中央军汤恩伯部又常常阳奉阴违。李宗仁要找一块钉子，把这盘散沙钉住，瞄来瞄去，也只有张自忠。

接管三十三集团军后，张自忠先在徐州外围打了兰封，再在随枣守住了宜城北门。战区内部议论：“张老总跟疯了一样，逢战必冲最前线。”眼下说他疯，其实他明白自己没退路。宋哲元瘫痪在重庆医院，他每打一仗就把战况手写一份让人快递过去，信封上墨迹发黑，字迹遒劲：“愿以此血洗昔日之耻。”

1940年春末，日本第十一军调集约十万兵力，发动枣宜会战。目的很直接：沿长江中游切开湖北腹地，威胁陪都重庆，同时封锁西南国际通道。三路合围的走向，逼得第五战区必须拿出机动部队侧击。张自忠主动请缨，向李宗仁要了先头任务，只带两师两旅就直插敌后。他说得云淡风轻：“人少跑得快，动起来他们抓不住。”

5月5日深夜，张自忠率先进入襄河西岸石牌至宜城一线。羽田部队七千余人自北扑来，雨夜混战，子弹打光，守军甚至用石块掷敌。参谋余志荣后来回忆，将军在帐篷外亲自指挥，每隔一会儿就把地图展开，对着煤油灯看一遍：“再撑八小时，李长官的预备队就到。”然而援军始终没赶上，日军又从汉水南岸渡河包抄，三十三集团军陷入三面合围。

5月7日午前，战到巷战阶段。石牌街面一共不到两里，尸体铺成两层，一挺重机枪最后只剩空冷套。张自忠额头中弹后仍靠着墙角，手里握的是缴获的三八大盖。警卫劝他突围，他摇头：“欠账就该在这儿还完。”下午三点，他中了第八枪，倒在襄河岸边帮忙掩护伤兵的壕沟口。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各部仍须努力”成了现场最后一句完整的话。

战斗结束近三十个小时，外围黄维刚部突入石牌。残垣中找到一具裹着军大衣的遗体，肩章和臂章俱全。防潮纸片夹在衣袋，上面的字迹依稀辨认：“告老总，此役功罪自有公论。”确认无误，黄维刚当即致电第五战区。

电话传到桂系指挥部，就是那凌晨两点的铃声。参谋本能地放轻声音，仿佛怕惊到谁。有人后来回忆李宗仁的神情：面色铁青，眼珠发红，整个人硬生生站了十分钟。随后才坐下，把烟卷捏得纸屑四落。他没发作，只说一句：“善后要快，遗体必须带回重庆。”

重庆方面的气氛同样凝重。蒋介石听完陈诚汇报，半晌没出声。桌面是已经写到一半的作战计划，他把钢笔放下，吩咐军事委员会：“葬仪规格按国葬办理，护灵舰艇即刻出发。”国民政府公文里极少出现“悲恸”二字，这一次破例写进通电。

葬队自宜昌上船，顺江而下。两岸百姓闻讯自发披麻，灵柩每到一处，钟声大作。瞿塘峡窄水，数十条小渔船拉起白幡，渔民站在船头躬身致礼。护灵官兵记下一个细节：日本飞机高空盘旋，却没投下一枚炸弹，似乎也在远远低头。次日，东京日日新闻以“壮烈殉国的中国骁将”作标题，罕见用了整版黑框。

重庆郊外沙坪坝的雨在5月19日下午停歇。灵柩入城，军政要员列队。蒋介石、林森、何应钦、白崇禧、周恩来悉数到场。两侧站着青年学生，校旗翻飞，默诵“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周恩来在挽词里写道：“公前驱而死，其魂且为长江守”。李宗仁守灵一夜，第二天清晨，他才终于肯吃下一碗白粥。

外界对张自忠有两种评价：前半生差点误国，后半生拼命雪耻。西北军旧将刘汝明多年后在台北说：“若照旧典，当谥忠武，再高也不为过。”冯治安则补一句：“他没给自己留活路，才把军人这两个字擦得锃亮。”这番议论传回大陆，新兵们听得血脉偾张，却也明白那份决绝并非人人做得到。

战区总结枣宜会战损失，援军迟到是主要原因之一，李宗仁在检讨时并未回避。公文里写着：“调配不当，致骁将陷孤。”批示下方，他亲手添了八个字：“愿以后功，告慰张公英灵。”再没有多余语言。

军事史家讨论枣宜会战时，经常将其与珍珠港、巴丹对比，缘由在于前线指挥官最后亲赴火线。张自忠之死，并未改变战役失利的结局，却打碎了当时流行的“华北旧部已失斗志”说法——事实证明，只要给他们舞台，他们照样敢打敢拼。桂系、川军、中央军之间的嫌隙，也在送葬途中淡了几分。

当年六月，长江梅雨季提前，重庆空袭再起。第五战区抽不出重兵东援，只能以江防支队守住水面。李宗仁把三十三集团军番号封存，留给檀香木牌匾，没有人敢再用。至此，那个在襄河岸边背水死战的身影，被定格在抗战史册最黯也最亮的角落。

有人统计，张自忠参战十余年，大小战斗不下百次，亲自策马督战超过三分之二。临终前，他身中八弹、两处炮伤、一刀刺伤，伤口全部在身前。军医记录完毕，对记者淡淡一句：“活着时，他从不躲子弹。”冷静得近乎刻薄，可也道尽了这一员悍将的全部意义。

1940年的那通电话，没有拯救石牌的败局，却让抗战军队内部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将星陨落”的震动。三天滴米未进的李宗仁，后来再提张自忠，只说：“此人死得其所。”话不多，却重如千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