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林徽因的国徽方案后，网友感叹：审美一绝，落选也是意料之中

1949年9月25日的夜色刚刚降临，北京城已经被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气息包围，中南海丰泽园里却还亮着灯。屋外树影摇晃，屋内围坐的人，却在为一枚还不存在的“国家脸面”犯难——国徽方案迟迟拿不出一个让大家都放心的定稿。国旗、国歌有了着落，最能代表国家形象的那一枚徽章，却空在那里。

那一晚，毛泽东提出一个折中办法：国旗先定，国徽缓一缓，由中央人民政府再最后拍板。正因这一决定，1950年前后，一场跨度数月的国徽设计拉锯战，才真正被推向前台。也就在这场拉锯战中，林徽因的方案惊艳亮相，又在争议中黯然落选，引来无数人唏嘘。

有意思的是，很多年后，人们再看到那张方案图稿，往往会脱口而出一句话：“审美一绝。”而这一句后面，往往还会跟着下半句——“落选，也是意料之中。”

一、从“空着的城楼”说起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画面已经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固化：礼炮齐鸣，人潮涌动，天安门城楼上红旗招展。然而，如果把镜头稍稍拉近一点，就会发现一个细节——城楼正中的位置，并没有国徽，只是一条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的横标遮在前面。

这并不是临时疏忽，而是当时不得不做出的权宜安排。9月下旬的那次会议之后，距离开国大典只有几天时间，国徽方案却意见不一。要在短时间里重新组织征稿、讨论、定稿，根本来不及。横标挂上去，既庄重，也能遮住那个“空位”，算是一种务实的解决方式。

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一个直白又棘手的问题：什么样的图案，才能让几十年、上百年后的人，一眼就能认出这是“新中国的国徽”？既有政治内涵，又有文化底蕴，还要便于制作与传播。说到底，这不单是画一张好看的图，而是在构建一个国家的视觉符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决定邀请专家组成专门的小组，集中攻关。于是，两个重要团队几乎在同一时间被点名——一个是由张仃领导的中央美术学院小组，另一个，就是由梁思成、林徽因领衔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小组。

二、病榻与图纸：林徽因“扛”起来的重任

要理解林徽因国徽方案的来龙去脉，不得不把时间稍微往前推一点。1946年7月，抗战刚刚结束不久，梁思成、林徽因从西南回到满目疮痍的北京。他们心里很清楚，接下来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筑和古迹保护，都必须重新规划。清华大学准备建立建筑系，这是一件他们极为看重的大事。

然而计划还没完全铺开，教育部和清华大学就通知梁思成，希望他赴美国考察战后建筑教育的情况。外交部随后又牵线，把他推荐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按理说，这样的机会难得，可梁思成一开始并不痛快答应。原因很简单——林徽因的身体，已经到了令人揪心的地步。

那时候，她几乎夜夜失眠，咳嗽剧烈，呼吸困难，肾病反复折磨。梁思成清楚，一旦远赴重洋，家里就只剩下她和一堆未完的工作。试想一下，一个丈夫在病床前犹豫不决，本身就说明问题有多严重。后来，还是林徽因反复劝他：“该去的还是要去，该做的事不能因为我就放下。”

梁思成在美国停留约一年，匆匆完成调研就赶回国内。回国后，他陪林徽因做了肾切除手术。住院和术后那段日子，为了缓解她的痛苦，他常常拿古建筑测绘图、城市规划草案陪她讨论，刻意把话题拉到他们共同热爱的专业上。那不是闲聊，而是一种“拉着她活下去”的方式——中国的古建筑需要他们，未来的城市也需要他们。

等到新中国即将成立，国家开始筹备国徽设计，梁思成接到清华方面的消息：营建系被点名参与。把这个消息带到病房的那一刻，对林徽因来说，意义非常特殊。她那时已经是清华建筑系的一级教授，早已不是单纯的“作家林徽因”，而是中国现代建筑学体系的奠基者之一。

有人回忆，当听说要为新中国设计国徽，她眼里立刻有了光。尽管疾病缠身，她还是坚持一句话：“为国家做事，不能拖。”很快，在两人的推动下，清华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成立，多位教师、学生参与，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设计工作，在一个并不宽敞的梁家小楼里悄然展开。

那时候的林徽因，很多时候只能卧床。但只要进入设计讨论，她整个人会像是被重新点燃。小组成员带着资料和图纸往家里跑，客厅、书房、卧室，渐渐都被铺满了图稿。有人形容“屋里像个小作坊”，一点也不夸张：墙上贴着方案，桌上压着古籍，床边放着画板。这样的场景，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普通的“绘画练习”，而是把一个国家未来的符号，摆在病床边推敲。

三、“玉璧国徽”的惊艳与隐忧

对林徽因来说，国徽设计不是无源之水。她和梁思成几十年来对中国古代建筑、礼制、器物的研究，到了这时全部派上了用场。她心里有一个念头非常明确——新中国的国徽，不应是苏联或东欧模式的翻版，而必须带着一眼就能认出来的中国味道。

为此，她先让小组成员系统地看了一轮各国国徽的例图。奥地利国徽上有雄鹰，象征国家意志；澳大利亚国徽上有袋鼠和鸸鹋，强调本土物种和地域特征。看完这些，她点出一个共性：成功的国徽，往往把本国最具代表性的元素，做成一种符号，让人一眼就记住。

有了这个前提，她又从书架和资料中翻出大量中国古代礼器的图案——铜镜、玉环、玉璧……在传统礼仪体系中，玉璧是极其隆重的器物，常用在重大祭祀场合，象征“通天”“至诚”。她敏锐地意识到，这个东西看似简单，却足够典型：一圈圆环，中间虚空，既像日月，又像门户，容易概括，又沉稳大气。

于是，一个以玉璧为主体的国徽构想逐渐成形。她在草图中，将玉璧作为整体构图的基本轮廓，再把新中国国旗上的五颗金星巧妙嵌入其中，用以呼应国家政体的核心象征。底部用金色齿轮指代工人阶级，两侧的金色嘉禾象征农民阶级，二者由红绶带环绕、打结，寓意工农一心。

在色彩选择上，她坚持不用当时流行的那种“多色拼贴”的苏式国徽风格，而是回到中国民间最具体、最生活化的经验。她提起婚嫁喜庆时的大红灯笼、绣着金字的大红绸缎。红与金在中国人心中，几乎不用解释，自带吉祥和庄重。她认为，国徽采用红金搭配，既富丽，又不轻浮，在视觉上也足够醒目。

小组成员普遍认同这个思路。有人从画面均衡谈，有人从民族特色讲，最终在内部讨论时，这套方案几乎是全票通过。不得不说，从审美角度看，这样的构思确实十分完整：有中国传统礼制背景，有工农联盟元素，有新中国政治象征，还有鲜明的色彩组合。

然而，问题随之而来。送交中央审阅后，很快传回的意见却并不乐观。评价的大意是：此稿太重艺术美感，对政治寓意的呈现不够直接，有“偏重装饰”的倾向。

换句话说，站在美术设计角度，这是一幅极佳的作品；站在新生政权的政治需求上，这枚“玉璧国徽”，显得有些含蓄，有些“文气”。有领导看图时甚至提出一个直观感受：整体太像一件精致的传统艺术品，而不像一个强烈宣示国家新面貌的标志。

也正因如此，当后来人重新翻看这套方案时，往往会发出那句感慨——“审美一绝”。但如果把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氛围、传播需要一并考虑进去，“落选，也是意料之中”，倒也并非苛刻之语。

四、天安门入画：两案争锋与最后的抉择

林徽因的方案被否定后，国徽的设计工作并没有马上迎来定论，反而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阶段。中央美术学院的小组此前已经提出，将天安门城楼作为核心图案，这个思路具有很强的直观性——天安门就是新中国诞生的象征地标。

后来，中央美院吸收了玉璧方案中五星、齿轮、嘉禾、红绶带等元素，进行再组合。可以看出，各小组之间的交流并不是“各干各的”，而是在互相借鉴。但即便如此，方案送审后，仍然没能顺利通过，原因仍离不开一个问题：如何在艺术性和政治性之间找到那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

时间慢慢逼近1950年。出于对整体形象的权衡，梁思成与参与评选的人员经过反复讨论后，提出一个关键意见——无论如何，天安门图像应该出现在国徽中。这既考虑了人民对开国大典的记忆，也让新政权的“诞生地”有了直观的视觉符号。

建议一经形成，清华小组立即行动。林徽因当即让朱畅中负责绘制天安门的透视图。对建筑学出身的人来说，这不是简单描摹，而是要在准确比例与视觉效果之间，找到一个既合规又有气势的角度。透视图完成后，林徽因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图，把天安门与五星、齿轮、嘉禾等元素重新组合，开始新一轮方案打磨。

这段时间，她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好转，甚至更差，很多时候只能躺在床上绘制、修改。小组成员拿着新稿一卷卷往梁家送，屋子里讨论声、翻纸声几乎没停过。有时深夜，桌上灯光还亮着，图纸叠了一摞又一摞。有人粗略统计，清华小组先后完成了二三十个正式方案，陆续送到政协国徽评选小组和中央领导手中。

直到1950年6月，第二稿方案终于被选出，进入关键评议阶段。那天，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场里，两套方案并列悬挂——一边是清华小组的作品，另一边是中央美院的设计。沙发椅排成几列，参加评议的委员们在两幅图之间来回走动，有时停下，对着其中一幅小声讨论。

有人指出中央美院的方案色彩明快、视觉呼应明显，也有人更倾向清华方案，认为它的构图更稳，民族特色更浓。意见此起彼伏，争论虽然不算激烈，却足以看出，大家都很清楚这不是一般的评图，而是关系到国家形象的长远选择。

周恩来走进会场时，讨论声一度静下来。他与大家寒暄几句后，示意评议继续，不久就加入到观察与比较中。最终，多方意见汇总后，清华方案略胜一筹，被认定为更符合整体要求的大方向方案。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正在众人以为尘埃落定之时，周恩来在图前沉默了片刻，目光落在外围象征农作物的部分。他突然指着其中一处问朱畅中：“这是什么？”朱畅中答：“麦穗。”周恩来又问：“麦穗很好，不过能不能再向上挺拔一点？”

这一问一答，看似细节，其实透露出一个关键考量——国徽上的每一个元素，既要有象征意义，又要有精神状态的暗示。麦穗如果偏向横向展开，容易显得平和、装饰；稍稍向上挺拔，则更有一种昂扬的姿态。朱畅中当场回答：“可以，可以继续改进。”

会后，他第一时间赶到梁思成家，把会上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出来。林徽因和梁思成那时都因长期劳累和旧疾发作而倒下，但在听到“麦穗要更挺拔”的建议后，林徽因几乎没犹豫，立刻召集小组成员，再次围绕麦穗细部展开调整。

麦穗的弧度、粒形、排列疏密，包括与齿轮、天安门的相对关系，都被一遍遍推敲。不得不说，这类微调，在外人眼里也许微不足道，但在国徽这样级别的符号上，却会积累成一种整体气质的变化。

新的修改稿完成后，很快被送入中南海。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召开。会议上，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与会代表以以掌声方式通过了这套由林徽因、梁思成主持设计、众多成员共同完成的国徽图案。那一刻，几个月来围绕国徽的拉锯，总算有了明确的答案。

当天，林徽因受邀到场。掌声响起时，她的情绪明显波动，有人注意到她悄悄抬手擦了擦眼角。考虑到她这些年从古建筑测绘到古迹保护、从城市规划到这次国徽设计的持续投入，这样的反应，并不难理解。

1951年国庆节前后，国徽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那一年，林徽因已经相当虚弱，却仍在梁思成陪同下，来到金水桥头，抬头看着那枚在阳光下闪耀的红金徽章。有人回忆，她只是静静看着，没有多说什么，眼眶却明显湿润。这并非一场简单的“功成名就”的满足，而更像是一种确认——那些与疾病、与时间赛跑的日夜，并没有白费。

至于那一版曾经令人惊艳的“玉璧国徽”草案，最终被珍藏在档案与回忆中。站在当年决策者的位置，很难说哪一条路绝对更好；但从结果看，天安门、五星、齿轮、麦穗、红绶带组成的现行国徽，确实在此后几十年经受住了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检验。

回头再看林徽因的方案，“审美一绝”四个字并不过分。只是在那个需要鲜明政治符号、需要强烈时代宣示的年代里，她那种略显含蓄又极具文化纵深的构想，不免显得有些超前，也有些“不合时宜”。也正因为这份微妙的错位，才让许多人在看完那张图纸后，会不自觉地多叹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