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世界｜魔都除了邬达克，还有鲍立克

谈到解放前的上海城市发展与建筑，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无疑是备受瞩目的“外国上海人”。然而，还有一位同样来自欧洲、深度参与上海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人物不应被遗忘——德国规划师理查德·鲍立克（1903-1979）。在近代上海的城市规划史上，鲍立克是一位深刻影响了魔都城市发展蓝图却长期鲜为人知的关键人物。

德国规划师理查德·鲍立克（1903-1979）

鲍立克与上海的结缘，始于政治动荡与友情牵引。鲍立克出生在德国东部易北河畔的一个工人家庭，1923年进入皇家萨克森理工学院学习建筑。后来鲍立克参与了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学校的包豪斯德绍校园的建设，毕业后成为格罗皮乌斯事务所的建筑师。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具有左翼倾向且伴侣为犹太人的鲍立克，为躲避迫害接受好友罗尔夫·汉堡嘉的邀请，来到上海从事建筑设计。1938年，德国驻沪领事馆拒绝为他换发护照，鲍立克成为无国籍者，只得长期滞留上海。这一身份困境反而促使他将事业与生活更深地扎根于这座城市。

在上海期间，鲍立克广泛涉足室内设计等领域，如将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和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等室内相对臃肿的Art Deck风格改变得功能实用一些。1943年，他受聘为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教授，成为当时中国高校中极少讲授“都市计划学”的学者，这一身份为其后来在研制大上海都市计划中起主导作用奠定了学术基础。鲍立克的人生前30年，恰逢现代主义建筑在欧洲崛起以及包豪斯成为这场运动的“精神高地”，这使得鲍立克在上海前后十六年的实践，最充分地展现了他“功能优先、人文为核”的现代主义设计底色。

抗战胜利后，上海启动战后重建规划。1946年，上海市政府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着手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该委员会的核心是由市长吴国桢、工务局长赵祖康与规划教授鲍立克组成的“三驾马车”。规划编制引入了当时国际前沿的“有机疏散”“功能分区”“区域规划”及“卫星城镇”等理念，主张通过建立卫星城疏解中心城区过度集中的人口与产业，以绿地系统分隔、以快速干道连接，构建组团式发展的都市结构。

作为圣约翰大学教授，鲍立克以技术专家身份全面参与规划工作。有研究揭示，他是委员会中唯一的全职专业人士，后续的规划编制“基本上按照鲍立克的观点进行深化完成”。在他的主导下，上海城市功能被明确定位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与“国际大都市”。其诸多设想在当时极具前瞻性，甚至引发争议。例如人口发展，在人口仅500余万的1940年代，他预测50年后上海人口将达1500万，曾被认为是“天方夜谭”，却为21世纪的上海发展所验证。又如港口规划，他强调上海需要建设新的集中型的深水码头，现有各种小而散的私人码头应该迁移转变成为公共空间，数十年后黄浦江岸线的港口外迁和功能转型印证了他的远见。再如浦东开发，他指出黄浦江不应该是上海的边界，浦东需要纳入上海城市发展的范围，1990年以来的浦东开发也使其预见成为现实。

尽管因政权更迭与时代剧变，鲍立克和他的中国同行呕心沥血作了贡献的《大上海都市计划》未能直接实施，但它如同一颗深埋的种子，对上海的城市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一，开创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之先河。该计划是上海结束租界历史后第一部覆盖全市的现代城市总体规划，也被视为中国大城市中首部系统性的现代总体规划，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意义。

其二，传承了现代主义的城市发展思想。规划所确立的“有机疏散、组团结构、卫星城镇”等现代主义思路，成为上海后续历次总体规划一脉相承的思想源头。从新中国1950年代规划建设闵行、嘉定等卫星城，到改革开放后浦东开发中的多中心布局，乃至新时代“五个新城”战略，均可见其精神延续。

其三，树立了坚持不懈的专业精神典范。在政局动荡、资源匮乏的环境中，鲍立克与中国同事——包括后来成为同济大学规划学科奠基人的金经昌、钟耀华、李德华等——坚持不懈，从1946年到1949年最后完成三稿规划交给新上海陈毅市长。这种为城市长远未来负责、近乎“战风车”式的执着，成为上海战略研究和城市规划行业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哪有一个建筑师不知道柏林的斯大林大道！在上海，在北京，在中国多少个正在建设的城市里，又有多少中国的建筑师怀念他们的老朋友鲍立克。”这是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1950年代写给回德开展工作的鲍立克的信件。

今天回望，鲍立克的上海故事与邬达克的建筑遗产同样意义深远。鲍立克的城市规划影响比设计地标性的摩天大楼更为深邃。他不是简单地将包豪斯现代主义与欧美规划思想系统引入上海，而是将外来理念与本土现实有机地融合，在战乱与转型的夹缝中，为上海勾勒出现代化都市的空间框架。他的经历揭示了上海城市发展中外来智慧与在地实践深度交织的历程，也为今天上海建设以人为本位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注脚。

（本文作者诸大建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

来源：诸大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