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的地名学成就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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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朝地名学在3个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1）地名学规律的总结与运用，包括“因水为名”命名原则的最终完善、“因原而名”等原则的首次提出等；（2）地名渊源解释丰富，仅《元和郡县志》一书就达24类、931处；（3）开展地名“标准化”运动，贞观年间州县省并缓解了唐初的地名混乱状况，开元十三年（725年）更改州名提出了整理地名的基本原则“避文相类及声相近者”，而天宝元年（742年）更改天下110处县名，使同名县大大减少，大部分县名变得通俗易懂、易写易记。唐代地名学之成就，既是承袭汉魏以来传统地名学并向前发展，又是学术本身发展的产物，还与统治者的重视有关。

关键词：唐代，地名学，命名与更名原则，地名渊源解，地名“标准化”

我国传统的地名学，萌芽于先秦，奠基于西汉，魏晋南北朝时有了显著的发展。以此为基础，唐代的地名学在学科规律的总结与运用、地名渊源解释、地名“标准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步。

1 地名学规律的总结与运用

1.1 “因水为名”命名原则的最终完善

东晋南朝时期已有因水为名的思想。北魏郦道元又提出了“因水以名地”（《水经·河水注四》）、“藉水以取名”（《水经·寇水注》）、“因水以制名”（《水经·来水注》）等说法。最终明确地将它归纳为一般普遍意义上“因水为名”原则的，则是唐朝的李吉甫（公元758—814年），其《元和郡县图志》（以下简称《元和志》）卷3泾州：“后魏太武神麝三年（公元430年）于此置泾州，因水为名”；卷9濠州：本西楚州，“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改为濠州，因水为名”；卷15洺州：“周武帝建德六年（公元577年），于（广平）郡置洺州，以水为名”；卷29永州：“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平陈，置永州，因水为名”；卷33渝州：“然则巴国因水为名”，卷33合州赤水县：“因水为名”。“因水为名”在《元和志》中一共出现了六次，可见李吉甫已将此原则作了最终的完善并加以熟练运用了。唐末樊绰《云南志》卷2：昆池“在柘东城西······水阔二丈余，清深迅急，至碧鸡山下，为昆州，因水为名也”。可见到了唐末，使用“因水为名”原则已很普遍。

与“因水为名”近似的“因川为名”原则，也是李吉甫总结的，如《元和志》卷3丹州义川县：“后魏文帝大统三年（公元537年）置义川县，属义川郡，因川为名”；卷15泽州陵川县：“隋开皇十六年（596年）于此置陵川县，因川为名”；卷30思州务川县：“隋开皇九年（589年）置，因川为名”。“因川为名”是“因水为名”的派生，两者相辅相成，说明这类原则的应用具有广泛性。

1.2 “因山为名”原则的发扬光大

“因山为名”原则系由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最终归纳完善的，至唐代李泰（公元617—652年）、李吉甫均加以发扬和运用。李泰《括地志》：“封龙山一名飞龙山，在恒州鹿泉县南四十五里，邑因山为名”；“昌平山在泗水县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乡，盖乡取山为名”。李吉甫《元和志》曾在卷2陈仓县、卷2陇州、卷5缑氏县、卷5王屋县、卷8广武县、卷12浮山县、卷12岳阳县、卷14五台县、卷14哼县、卷21均州、卷22河池县、卷22钳川县、卷26缙云县、卷31青城县、卷31绥山县、卷32卢山县、卷33飞鸟县、卷33龙安县、卷33壁山县、卷40龙勒县等名称释名中，均注出了一般普遍意义上的“因山为名”原则。《元和志》卷33普州安居县：“本周柔刚县也，因山为名；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改为安居县，因水为名”。象这样在同一县名释名中同时使用“因山为名”、“因水为名”两条原则，是很罕见的。另外，敦煌文书伯5034号《沙州附近关山泉泽等地志》：石门涧“源出县东南三里，于县城南五步向西出，入石门谷，众水合□，可□三十步，百姓堰水以溉田，因山为号”。“因山为号”是“因山为名”的继续，僻在敦煌一隅的文书尚且如此，说明唐代“因山为名”原则的使用业已普及。

1.3 “因原而名”、“因烽为号”等原则的首次提出

《元和志》卷3邠州永寿县：“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分新平县南界于今理北三十里永寿原西置永寿县，因原而名”；卷9徐州萧县绥舆山：“宋高祖绥舆里人，盖因里以名山也”；卷16贝州：“周武帝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平齐，于此置贝州，因丘以为名”；卷28信州永丰县：“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置，因里为名”；卷37昭州永平县：“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割平乐县永平乡置，因乡为名”。“因原而名”、“因里以名山”、“因丘以为名”、“因里为名”、“因乡为名”这些地名命名原则，均为李吉甫首次提出，并为后代所继承和广泛运用，因而在地名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样，敦煌文书也归纳了一些地名命名原则，如伯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州城驿“在州东二百步，因州为名”；白亭驿“为置白亭烽下，因烽为号”；长亭驿“为置长亭烽下，因烽为号”；阶亭驿“为置在阶亭烽侧，因烽为号”。伯5034号《沙州附近关山泉泽等地志》：龙勒山“其山因泉为名”。斯367号《沙州伊州地志》：柔远县“相传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伊吾胡共筑营田，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胡归国，因以为县，以镇为名”，并于下文著录“柔远镇：县东七里，隋大业十二年（616年）置伊吾郡，因置此镇”。“因州为名”、“因烽为号”、“因泉为名”、“以镇为名”等地名命名原则均为敦煌文书首次提出，它们在地名学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1.4 完整地总结了年号地名的命名原则

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年号地名是东汉建安八年（203年）所置的建安县（治所在今福建建瓯县松溪南岸），首先提出地名以年号命名的是北魏杨衒之，而将此原则简洁、完整地归纳为“因年号为名”的，则是李吉甫，如《元和志》卷28池州至德县：“本汉石城，至德二年（757年）刺史宋若思奏置，因年号为名”；卷29道州大历县：“本汉营道县地，大历二年（767年）观察使韦之晋奏析延唐县于州东置，因年号为名”。

1.5 进一步完善地名“别名”的概念

最早提出地名“别名”概念的是北魏人阳固，唐朝人加以完善，如《括地志》：“北岳有五别名，一曰兰台府，二曰列女宫，三日华阳台，四日紫台，五曰太一宫”；《括地志》：“汝水至豫州郾城县名水，《尔雅》云‘河有澭、汝有’，亦汝之别名”；《吴地记》：“笠泽，松江之别名”。唐代地名“别名”的概念已涵括山、水两大类地理实体。

1.6 “因事名之”原则的贯彻

最早提出地名“因事名之”原则的是《越绝书》。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颁布《改丹水为怀水勃》：“宜改丹水为怀水，改丹水府为怀仁府，其乡里名号亦仰长官随事改易”。如果说“因事名之”是地名命名的原则，则“随事改易”是地名更名的原则。天宝元年（742年）《故右龙武军翊府中郎高府君（德）墓志铭并序》中，已称“怀州怀仁府”，可知有些“乡里名号”的确已“随事改易”。武则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分成都县置犀浦县，李吉甫《元和志》卷31云：“昔蜀守李冰造五石犀，沉之于水，以压怪，因取其事为名”。

1.7 “取其嘉名”思想的继承与运用

唐玄宗《改丹水为怀水勅》：“不息恶木，忍渴盗泉；行道之人，避恶名也”。与“恶名”相反，便是“嘉名”，东汉应劭和圈称最早提出了地名“取其嘉名”的思想，魏晋时臣瓒注《汉书·地理志》时也有类似的说法，唐代加以继承并广泛运用，如《括地志》：“又按《史记》，赵亦有长安君，未详赵取嘉名，将更有长安地名也”；《元和志》卷3庆州：“（开皇）十六年割宁州归德县置庆州，立嘉名也”；卷4胜州：“（开皇）二十年，割云州之榆林、富昌、金河三县置胜州，立嘉名也”；卷28江州都昌县：“本汉彭泽县地，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分置都昌县，以县北有都村，配以‘昌’字，取嘉名也”。“嘉名”又叫“美名”，《元和志》卷4乌水：“初，统万城成，（赫连）勃勃下书曰：‘今都城已建，宜立美名。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国，宜以‘统万’为名'”。“统万”乃系美名，故地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又，《元和志》卷34广州增城县：“本汉番禺县地，后汉于此置增城县，按昆仑山上有阆风，增城盖取美名也”。

2 地名渊源解释

地名渊源解释是我国传统地名学的主流，《括地志》、《大唐西域记》、《元和志》、敦煌地理文书均含有丰富的地名渊源解释内容。

李泰《括地志》成书于贞观十六年，凡550卷之巨，可惜宋室南渡时亡佚，今仅残存佚文一千余条，其中有75例地名渊源解释，大致可分为10类，如表1所示。

除上述10类之外，《括地志》还有8例关于移民地名、对称地名、地形地名、因镇为名、少数民族地名的渊源解释。

《大唐西域记》12卷，玄奘口述、辨机执笔撰著，成书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书中解释了一些西域地名的渊源，著名的有：卷1：“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卷1：“铁门者，左右带山，山极峭峻，虽有狭陉，加之险阻，两傍石壁，其色如铁，既设门扉，又以铁锢，多有铁铃，悬诸户扇，因其险固，遂以为名”；卷4“女国”：“世以女为王，因以女称国”；卷5曲女城：“九十九女，一时腰曲······从是之后，便名曲女城”；卷8香花宫城：“王宫多花，故以名焉”；卷12：“葱岭者，据赡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多出葱，故谓葱岭；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

敦煌文书伯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今仅存卷三，首尾俱残，写成于开元年间，解释了21个地名的渊源：悬泉水：“侧出悬崖，故曰悬泉”；宜秋渠：“其渠下地宜晚禾，因号为宜秋渠”；孟授渠：“右据《西凉录》：‘敦煌太守赵郡孟敏，于州西南十八里于甘泉都乡斗门上开渠溉田，百姓蒙赖，因以为号’”；阳开渠：“据《西凉录》：‘刺史杨宣移向上流，造五石斗门，堰水溉田，人赖其利，因以为号’”；都乡渠：“诸乡共造，因号都乡渠”；北府渠：“昔敦煌置南府、北府，因府以为渠名”；三丈渠：“其渠阔三丈，因以为号”；阴安渠：“据《西凉录》：‘敦煌太守阴澹于都乡斗门上开渠溉田，百姓蒙利而安，因以为号”；东泉泽：“右在州东卅七里，泽内有泉，因以为号”；卅里泽：“在州北卅里，中有池水，周回二十步，堪沤麻，众人往还，因以里数为号”；大井泽：“《汉书·西域传》：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讨昆弥，至敦煌，遣使者按行，悉穿大井，因号其泽曰大井泽”；长城堰：“刺史李无亏造成······大周圣神皇帝赐无亏长城县开国子，故时人名此堰为长城堰”；兴胡泊：“其水咸苦，唯泉堪食，商胡从玉门关道往还居止，因以为号”；州城驿：“在州东二百步，因州为名”；清泉驿：“其驿置在神泉镇庄侧，故名神泉驿；今为清泉戍，置在驿旁，因改为清泉驿”；横涧驿：“驿侧有涧，因以为名”；白亭驿：“为置白亭烽下，因烽为号”；长亭驿：“为置长亭烽下，因烽为号”；甘草驿：“驿侧有甘草，因以为号”；阶亭驿：“为置在阶亭驿侧，因烽为号”；古效谷城：“桑钦说：汉孝武帝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渔泽都尉，教人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焉”。

在我国地名学史上，五代以前历代传世文献中地名渊源解释超过20处以上的地名学著作，仅有班固《汉书·地理志》等9种而已。作为一部地方志，《沙州都督府图经》的地名渊源解释多达21处，从而使五代以前地名渊源超过20处以上的地名学著作增加到10部，而它本身也成为我国地名学史上一部重要的地名学著作。

李吉甫《元和志》对931处地名作了渊源解释，数量仅次于《水经注》，是古代地名学的宝贵财富。今依其性质，将它们分为自然与人文两大部分、24类（见表2）。

3 地名的“标准化”

唐代的地名“标准化”以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整顿政区地名和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13—755年）更改州县地名最多，取得的成就最大。

《通典》卷172“州郡序目下”：“贞观初，并省州县，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此事《唐会要》卷70作“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笔者依据新、旧《唐书·地理志》，将这次“并省州县”的情况整理成表3。

唐初省并州县，波及整个贞观时代，共废157州、274县，其中贞观元年废73州、137县，几乎占了一半，可见贞观初年省并之激烈。经过这次整顿，“权置州、郡倍于开皇、大业之间”的情形得到了暂时的缓和。

唐玄宗在世的开元、天宝年间，国力极盛，出现了“开天盛世”局面，国家有能力组织并完成更改不规范政区地名的工作。据《元和志》卷3邠州载：“开元十三年，以豳、幽字相涉，诏曰：‘鱼、鲁变文，荆、并误听，欲求辨惑，必也正名，改为‘邠’字”。最后一句“改为‘邠’字”，《唐会要》卷70作“改‘豳’字为‘邠’”，具体日期作该年二月二十二日。邠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诏书指出更名的原因是“豳”、“幽”字相涉，即字形相近，目的是“欲求辨惑，必也正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正式提出地名整理原则的诏书。

据《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十三年二月丙子，改豳州为邠州、鄚州为莫州、梁州为褒州、沅州为巫州、舞州为鹤州、泉州为福州，以避文相类及声相近者”。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开元十三年二月乙卯朔，丙子为二十二日，与《唐会要》卷70所载颁诏日期正合，则知该诏书内容还包括鄚、梁、沅、舞、闽诸州的改名；改名的原因，据《新唐书·地理志》载：“豳”字类“幽”（幽州治今北京市），“鄚”、“鄭”文相类（鄭州治今河南郑州市），“梁”、“凉”声相近（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市），“沅”、“原”声相近（原州治今宁夏固原县），“舞”、“武”声相近（武州治今甘肃武都县）。可见，这次更改州名的原则是去掉文相类及声相近即地名用字相似、读音相近者，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更改县级地名，唐初已有之，而更改县名规模最大的，要数天宝元年（742年）了。《旧唐书·玄宗纪》载：天宝元年九月“丙寅，改天下县名不稳及重名一百一十处”。这是中国地名学史上一件大事，《新唐书·玄宗纪》、《资治通鉴》却只字未提。笔者据现有文献记载，将天宝元年县名更改情况整理成表4。

由表可知，天宝元年县名的更改可分三种情况，其中更改重复县名46处，繁字、生僻字的简化15处，因同音、符瑞及县名不稳而改30处，总计91处，占该年应改名总数110处的82.7%；另有18处应改的重名县没有更改。天宝元年，已改县名91处，应改而未改18处，两者相加为109处，与《旧唐书·玄宗纪》所载110处仅差一处。经过这次县名改名，使得大部分县名通俗易懂、易写易记，使同名县大大减少，故有人称之为唐朝的地名“标准化”。像这样大规模地更改县名，不要说唐朝，就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也是罕见的，因而此事在地名学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若从微处观察，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些不见历史记载的现象。例如吴兴郡之德清县（今浙江德清县），本名临溪县，因濒临余不溪（今东苕溪）而得名，符合该县地理特征，为什么天宝元年非改名不可？从宋谈钥《嘉泰吴兴志》、明郝成性《嘉靖德清县志》到新版《德清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从表4罗列的现象可知，本年吴兴郡之临溪县与临邛郡之临溪县（治今四川邛崃市西南）重名，故吴兴郡之临溪县须改名。此可补史传之阙。又如会稽郡之萧山县（今浙江萧山市），本名永兴县，为什么天宝元年要改名？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张淏《宝庆会稽续志》、明万历、清康熙、乾隆、民国及新编《萧山县志》、清毛奇龄《萧山县志刊误》均无解释。从表4可知，天宝元年因会稽郡之永兴县与江夏郡之永兴县（治今湖北阳新县）重名，故改永兴为萧山县，以山为名。此亦可补史之阙。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于南康郡之信丰县（本名南安县、今江西信丰县），鄱阳郡之浮梁县（本名新昌县、今江西浮梁县），桂阳郡之蓝山县（本名南平县、今湖南蓝山县），蕲春郡之广济与蕲水二县（本名永宁县、兰溪县，今湖北武穴市、蕲水县）、清源郡之仙游县（本名清源县、今福建仙游县），临海郡之黄岩县（本名永宁县，今浙江台州市黄岩区）等县中，恕不一一考辨。

总之，唐代地名的“标准化”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开元十三年更改州名，原则上是取消文相类及声相近者；天宝元年的大规模整理县名行动，除了上述相同内容外，更主要地在于消弥县名重名和改掉繁字、生僻字。天宝元年已更改的91个县名当中，有32个县名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年之后，今天仍在使用，占更名总数的35.2%，进一步说明这的确是一次成功的地名整理，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4 成因简析

唐朝是我国地名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该时期所取得的地名学成就既是承袭汉魏以来地名学传统之后的向前发展，又是学术本身发展的产物。

东汉班固著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地名学意义的《汉书·地理志》，应劭对《汉书》的注释大大丰富了《汉书·地理志》的地名学内容，此后地名渊源解释之风顿开，地名命名原则的探讨也随之而兴起。到了魏晋南北朝，仅解释地名渊源10处以上的地名学家及其著作即有三国吴韦昭《汉书注》、《国语注》、《三吴郡国志》，佚名《太康地记》，西晋乐资《九州要记》，东晋郭璞《尔雅注》、《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东晋常球《华阳国志》、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梁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补》、陈顾野王《舆地志》、北朝阚骃《十三州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这些地名学著作总结了地名理论、水乡地名的命名规律、方位词与虚词不可单独作地名、因山为名、因事为名等原则，具体解释了1000多处地名的渊源，从而充实了我国传统地名学的内容。作为唐代地理著作，《括地志》、《大唐西域记》、《元和郡县志》、敦煌地理文书对地名学规律的探讨和地名渊源的解释，实是继承了汉魏时代地理著作在这方面的传统做法。唐代地理著作也总结了一系列的地名命名与更名规律，解释了一千多处具体地名的渊源，从而使传统地名学完成了从魏晋南北朝到两宋时期的过渡。

魏晋南北朝时，涌现了大量地记地志著作。绝大部分都是私修的，南朝齐陆澄汇集了160家编成《地理书》149卷，梁任昉在陆澄的基础上又增补84家，编成《地记》252卷。即使如此，刘知几也说：“地理为书，陆澄集而难尽”，可见数量之巨。这些地志著作都成了《括地志》和《元和志》的资料来源之一。

随着地记地志著作的不断增多，这方面的撰著也由私修逐渐向官修过渡。《隋书·经籍志》地理类总叙：“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15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其余记注甚众”。到了唐朝，修撰“图经”已形成固定制度，前期是“凡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与板籍偕上省”，建中元年（780年）以后“请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五年一选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这里所说的“地图”、“州图”，在别的书里被写作“图经”。其实，当时所谓“地图”、“州图”、“图经”都是一回事，都是既有地图，又有文字说明，如《太平御览》所引《洛阳地图》、《长安图》、《冀州图》、《荆山图》、《金陵图》、《江宁图》、《罗州图》等，均仅存文字说明，地图反而因难以保存而亡佚了。我们读唐史，时常可以看到唐人的“图经”，如元稹撰有《京西京北图经》四卷，陆羽《茶经》卷7引有《夷陵图经》、《永嘉图经》、《淮阴图经》、《茶陵图经》，甚至韩愈、薛能的诗中，也提到“图经”。《太平御览》引录的“图经”达三十六种之多，绝大部分都是隋唐时期的；这些“图经”也不乏地名渊源的解释，总数约有40处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业已亡佚了的“图经”中有些地名渊源的解释，直接为《元和志》所继承（表5）。

由上述对比中，很明显可以看出有相当一部分《元和志》的地名渊源解释来源于隋唐时期的“图经”。但是，留存至今的“图经”仅仅是片言只语，故实际上《元和志》引用“图经”之处肯定比这更多。从这层意义上说，《元和志》是李吉甫利用宰相这一有利身份、参考利用了保存于中央政府的全国各地图经编撰而成的。更何况，《元和志》本身也是一部图经体著作，正如李吉甫原序所说：“谨上《元和郡县图志》，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

当然，《元和志》摄取“图经”的内容，不仅仅限于地名渊源解释。《元和志》卷28宣州溧水县下谓中山“出兔毫，为笔精妙”，就是参考《宣州图经》“古老相传云，中山有白兔，世称为笔最精”而来的。现存敦煌文书伯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也是唐朝政府强调三年一修或五年一造“图经”的结果，内有“因州为名”、“因烽为号”等一般普遍意义上的地名命名规律的总结，已见上述。边地尚且如此，可以推测内地州县的图经中也相应会有更加丰富的地名命名与更名规律的总结；《元和志》中有关地名学规律的总结，大部分可能由此而来。如果这种推测大致不差，那么可以说《元和志》是唐代地名学的集大成之作。

不过说到底，地名学研究的对象是地名，地名学所取得的成就也离不开地名的发展。自从隋开皇三年十二月甲午（公元584年1月18日）废天下诸郡以后，政区制度由州、郡、县三级制变为州、县二级制，大大简化了行政机构和政区地名；然则隋朝国祚短促，三十八年而亡，各地群雄蜂起云涌，唐初权置州、县又复加多，请看表6。

由表6可知，武德八年统县政区比大业五年多出229州，县级政区多出383县，《资治通鉴》卷192总结说：“唐兴，相帅来归，上皇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诚非虚言。而况，武德时期重复地名也很多，同时存在49组同名州，其中有4个义州，3个云州、文州、平州、龙州、智州、简州、永州，两州同名41对，县名相同的更多；即使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明令重名地名前加“南”字，武德八年时仍有两个南平州、两个南晋州、两个南石州和两个西会州。政区地名如此混乱，革故鼎新势所必然，结果贞观初年天下稳定后，唐太宗悉令省并，于是产生了唐太宗整理政区地名的一幕。从这个意义上说，贞观年间政区地名的整理及其成就，也是“贞观之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贞观年间在省并州县的同时，另外又新置了75个州、175个县（见表2），因此到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平高昌时，全国有360个州、1557个县。这就是《括地志序略》所载《贞观十三年大簿》的数字。这样，平均每州辖县数已从武德八年的3.94提高到贞观十四年的4.32，可见贞观年间的省并措施是符合地名学发展规律的；到了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平均每州辖县数提高到4.80，这既说明省并措施仍在持续，同时又说明省并措施并不彻底，因为这个数字离大业五年平均每郡辖6.77县差得很远。顺便说一下，1986年全国县级政区（2201个）也是统县政区（地市级，325个）的6.77倍。事实上，到开元、天宝时期，地名声相近、形相似、重名的情况仍复不少，所以才有开元十三年更改州名之举和天宝元年更改天下110个县名的措施。但是，古代任何改革都是不彻底的，天宝元年仍有18个重名县名没得到及时更改，从而成为唐朝地名“标准化”中的一个小小遗憾。

作者：华林甫

来源：《自然科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杨 琪

校对：汪鸿琴

审订：耿 曈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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