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坑旁听”违法！旁听席不是法院“自留地”，想让谁听让谁听

近期，一些地方法院对公开开庭案件采取“限制旁听”的措施，引发社会争议和“审辩冲突”。

这令人心生疑窦：宪法法律明确规定的“公开审判”，还存不存在？违反该项规定，要不要追责、谁来担责？推行20多年的旁听制度，被变相废止了么？

今年2月2日，辽源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一起“许愿蜡烛诈骗”案。笔者注意到，此案曾引发媒体报道和社会广泛关注。庭审期间，法院被曝“占坑旁听”——多位法院领导等人士出现在旁听席，一些从外地赶去的旁听者被拒于法庭外，理由是“旁听席已满”。

有质疑者称，庭前已经沟通协调的旁听，因“被占坑”而未果。由此，他们认为，法院有“欺骗”之嫌，更是戏称本案为“骗子审骗子”。另外，还有知情者爆料，该法庭的部分旁听席位被“临时拆除”（四排座椅被拆去两排）。辩护律师反映“限制旁听”问题反被斥。

辽源中院的上述作为合法合规吗？答案显而易见。2016年5月1日起施行的修正后《人民法院法庭规则》明确，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官方网站、电子显示屏、公告栏等向公众公开各法庭的编号、具体位置以及旁听席位数量等信息。

若确有上述“临时拆除”情形，辽源中院不仅违规、而且违法，这是物理层面的、赤裸裸的“限制旁听”举措，与宪法法律明确规定的“公开审判”严重相悖！

从法律层面，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刑诉法明确，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

这里的“一律公开”，可没有给法院授予想公开哪个公开哪个、愿向谁公开向谁公开的“选择性”。

从情理层面，笔者理解该院部分领导同样关注此案庭审。但其旁听权不应“高于”、或应“低于”其他群众。法庭大都有监控录像系统，他们可以在“楼上”通过监控视频观看庭审实况，或者观看庭审录像回放，没必要挤占稀缺的旁听席位。

2月9日，三亚市城郊区法院开庭审理一起备受关注的寻衅滋事案。该案也因旁听问题引发争议。一位远道而来的被告人的亲友未被允许现场旁听，沟通得知，旁听席位留给法院邀请的特殊群体，不同意去视频室旁听的他，“被审判长指令审理期间不得再进入法院”。身为律师的他，一气之下将手中的律师证摔在地上，愤而怒道，“信了一辈子法，却在法庭前信仰崩塌。”

根据《人民法院法庭规则》，公开的庭审活动，公民可以旁听。旁听席位不能满足需要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的先后顺序或者通过抽签、摇号等方式发放旁听证，但应当优先安排当事人的近亲属或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旁听。

法院邀请的特殊群体其旁听权“高于”一般群众吗？法律似乎没有这般规定。因此，不存在要“优先保障”特殊群体的旁听权。退一步讲，法院要想“特殊关照”，大可以将案件调整至有更多旁听席位的大法庭审理。

上述案件中，那位律师跟被告人亦师亦友，虽不算直系近亲属，但比很多人更关心和关注被告人的情况。他亲临旁听，不仅对安抚被告人情绪、更对监督和督促法院公正审判，有着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遗憾的是，法院不同意他旁听。而被告人也因此与审判人员滋生对抗情绪。此等完全不利于公正审判的举措，三亚市城郊区法院因何为之？

在隔壁法庭观看庭审转播视频，算不算旁听？在笔者看来，严格地讲，这不算旁听。因为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旁听”一词的解释为：“参加会议而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都没进入法庭，如何能算参加了庭审活动。部分期待旁听者选择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实属无奈。

透过上述个案及笔者近年来的观察，“占坑旁听”“限制旁听”等这类旁听制度推行中遇到的问题，亟待最高法从顶层设计角度解决，出台更具刚性的法律规定予以保障，同时督促各地认真落实。

审判旁听制度推行已20多年，是法院为贯彻落实宪法法律规定的“公开审判”的一大措施。但是，旁听权可不是哪家法院领导的“自留地”——想让谁听让谁听！

据最高法官网转载《法制日报》的报道——《法院司法公开从顺应潮流到引领潮流》，1998年6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出我国第一张庭审旁听证。

法院在旁听证上公开承诺：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均可凭有效证件旁听公开庭审的案件。

法制日报称，第一张庭审旁听证，正式拉开中国法院司法公开大幕。此后，审判公开逐渐成为全国法院共识。

1999年3月,最高法公布《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第10条明确：依法公开审理案件，公民可以旁听。

至此，庭审旁听制度算是从法律规范层面得以确认。

2007年6月，最高法印发《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再次将庭审旁听进一步细化，规定对群众广泛关注、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方便其对审判工作的监督。

上述规定，为三亚市城郊区法院安排特殊群体旁听之事提供了法律依据。

2016年‌，最高法对《人民法院法庭规则》进行修改，明确“年满十八周岁的我国公民凭身份证，可以旁听公开审理的案件”，并在第一条中强调要“方便公众旁听”，这从规则层面保障公民旁听权利。

近十年来，审判公开工作时有迂回曲折行迹。对于一些有争议的案件，法院往往在旁听席时“搞小动作”，以小法庭或找人占座等方式“限制旁听”，对外则以“旁听席已满”搪塞。

根据2010年11月起施行的《人民法院法庭建设标准》，法院会根据情况设置大法庭、中法庭、小法庭等。而大法庭能容纳更多的人现场旁听。法院对某一案件开庭审理前，大多已知晓或掌握本次庭审是否有多人旁听的情况。小法庭不能满足，可以选择中法庭或大法庭。

另外，最高法在2014年12月9日发布的《对“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旁听规则的建议”问题的答复》一文中提到，“旁听席位不能满足需要时，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视或其他公共传媒进行图文、音频、视频直播或录播，让大量的未到庭的公众，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远程旁听庭审活动。”

令人惋惜的是，已被公众熟知和认可的“庭审直播”，如今，往往在一些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案件上缺席，甚至是被告人一方多次申请庭审直播的情况下，法院仍不愿直播。而裁判文书公开的情况，近年来也是饱受非议。

如果连审判都不想主动公开、不愿依法公开、不敢实质公开，怎么来确保让群众在每一起个案中“看得见”公平正义？

最后，笔者强调，撰写文章只为观察司法个案、探讨现实问题，绝无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