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军委书记武怀让，37岁命丧苏联，幕后凶手竟是王明、康生？

说起武怀让同志，可能很多读者会感到比较陌生，但在我党历史上，他却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是我党首批党员之一，曾担任过临时中央军事部部长、临时中央军委书记、中央执行局保卫部部长、共产国际监察委员等要职。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年纪轻轻就身居要职、前途无量的优秀革命战士，却在赴苏开会期间不幸遇害，年仅37岁。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其幕后凶手竟是王明、康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武怀让，河南孟州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生。其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4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开封一中就读。

除了学习成绩优异外，武怀让还是一个思想进步的新青年。1915年12月，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消息传来，他当即在班会上痛斥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之举。之后，他又积极组织学生，在校园里张贴各种“反袁”标语。

1916年，武怀让考入河南福中矿物学校就读。该校是英国福公司和中原公司合组为‘福中总公司’后开办的，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中外合资的私立工科高等学校和矿业高等学校。然而，这所原本为了培养采矿冶金专门人才的学校，却多次打着实习的名义，强迫学生下矿井挖煤做义工，其行为之恶劣，令人发指。

武怀让亲眼目睹了劳工们遭受的非人待遇后，决定奋起斗争。他发动工人学生罢工、罢课，并要求煤矿增加工人的待遇、改善劳动条件等。英国人迫于压力，只好同意，并停止了学生下矿井做义工的行动。

为了解决武怀让这个“刺儿头”，英国人最初采取收买的形式，试图高薪聘请他当翻译，但遭到了武怀让的拒绝。见收买不成，便索性开除了他的学籍，将他赶出了学校。

尽管武怀让并未因此屈服，但这也让他彻底看清了那个草菅人命、强权蔽日的黑暗年代。武怀让深知，想要打破这腐朽不堪的旧秩序，让受苦受难的底层民众重获新生，就必须得掀起一场改天换地、轰轰烈烈的革命。可问题是，自己孤身一人、势单力薄，如何才能实现这一宏伟的理想呢？

1919年春，武怀让在《新青年》上看到了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李大钊先生的《庶民的胜利》。这篇文章犹如雪中送炭，让武怀让激动不已，他顿觉找到了革命导师，于是马上动身前去拜访李大钊先生。

在李大钊先生的鼓励下，武怀让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同年“五四运动”期间，他作为唐山交大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与工人代表邓培一道，组织学生、工人发动罢课、罢工及示威游行，表现异常出色。

1921年，时年22岁的武怀让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首批党员，正式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

次年10月，武怀让与邓培等共同筹划了开滦煤矿大罢工。其间，他率领唐山交大1000多名学生上街募捐支援罢工，结果遭到数千名军警的血腥镇压，工人死伤50余人，武怀让也遭到了通缉，后虽幸运脱难，但却被校方开除了学籍。

1924年7月，武怀让受组织委派，带领10余名党员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苏四年间，武怀让担任过中共旅莫党、团支部书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等职，为革命工作忙得不亦乐乎。在此期间，他还与同校的侯玉兰结为了革命伉俪。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并制造了多起震惊中外的惨案，国内斗争形势越发严峻，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退党。

在此危急关头，武怀让当即向中央申请回国参加革命。1928年6月，经组织批准，武怀让携妻子侯玉兰回国。

而就在去年的8月1日，侯玉兰在莫斯科生下一子，恰逢“南昌起义”爆发，于是便取名为“南昌”，当时刚好1岁。

为了回国参加革命，夫妻俩只好狠心将当时还在生病的儿子留在异国他乡。没想到，一年后，小南昌就在孤儿院患病夭折了。

回国后，武怀让主动提出到当时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山东工作，后历任淄博特委书记、青岛特支书记、青岛市委组织部部长等职。

尽管武怀让在山东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工作成绩却是有目共睹的，尤其在青岛工作期间，他仅用了短短3个月的时间，就将党员数量从最初的30多人发展到了100多人。要知道，在当时的困难局面下，这一成绩无疑是非常耀眼的。

然而，就在武怀让准备继续吸收党员、恢复党的组织活动之时，山东党组织再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组织上只好急调武怀让赴济南主持工作。结果，武怀让刚到济南不久，就因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了！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各种威逼利诱、严刑拷打，武怀让坚贞不屈，从始至终没有透露党的半点秘密。

此外，他还与先他入狱的邓恩铭（曾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起，秘密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商讨越狱计划。经过3个多月的周密准备，在狱外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这年7月，武怀让和邓恩铭带领10余名同志成功越狱。

出狱后，武怀让历任唐山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北满特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等职。

事实上，武怀让在这些岗位上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几乎每隔几个月就要换一次岗位，但这频繁的调动，既不是升迁，也不是重用，而是充当一名革命“救火队员”的角色。但为了中国的革命的胜利，武怀让对此也是乐此不疲。

1931年，上海党组织遭到了重创。同年底，由于苏区斗争的需要，周恩来、李富春又离开上海赶赴反“围剿”前线。这样一来，“军委书记”一职便空了出来。

当时，“临时中央”原本拟让张国焘接任，但其见上海危险，于是便借故推诿。在此情况下，“临时中央”只好急调此时正在东北大地上率领抗日联军开辟根据地、痛击日寇的武怀让到上海，担任“临时中央”军委书记。

武怀让接到调令后，立即赶赴上海。到上海后，他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一方面阻止博古的“左倾冒险主义”蔓延，一方面着手重建红一军团，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接着又在西安等地建立了秘密交通联络站，为红军输送武器弹药、医疗药品。在武怀让的不懈努力下，上海的革命形势初步好转。

1933年初，上海“临时中央”军委改为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武怀让继续任书记。次年春，武怀让改任中央保卫部部长，负责白区党的秘密斗争和情报工作。

1935年春，武怀让受组织委派，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七大。在七大上，武怀让被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然而，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次年8月，武怀让受共产国际委派到波兰视察，结果刚回到莫斯科就突然失踪了。

由于各种原因，当时很多人都不清楚武怀让的真正下落，妻子侯玉兰在丈夫失踪后也是多方寻找，但都无功而返。

直到1956年后，在中央领导的关心下，才终于查清了武怀让的下落。原来，早在1936年，武怀让就被秘密处决了。1953年，苏共中央已经为他平反。这年9月，中共中央追认武怀让为革命烈士。

但令人不解的是，武怀让为何会被秘密处决呢？他的“罪名”又是什么呢？

原来，并非武怀让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他的存在触及到了某些人的利益。而所谓的“某些人”指的就是王明和康生。

众所周知，在“遵义会议”后，中央就已不承认王明的总书记地位。但到了莫斯科，王明和康生却想阻止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的肯定，于是便找到武怀让，让其不要透露“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在会上给王明说好话，以让王明“东山再起”。

但武怀让光明磊落、刚正不阿，他根本不理会康生所言，在会上实事求是地宣布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并说：“王明同志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他的教条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这让王明大失面子。

武怀让的不配合，既得罪了王明和康生，同时也为自己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1936年8月，王明和康生借苏联的“肃反”运动排除异己，诬陷武怀让为“特务”“托派”，最后被秘密处决，年仅37岁。

历史不会忘记武怀让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他坚定的革命信念与无私的奉献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