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中印战争遇难题，周总理点将刘伯承想对策，罗瑞卿评价：乱

1962年10月18日午夜，北京西山指挥部灯火通明，电话声此起彼伏，急促得像是催命鼓点。当天凌晨，印度前线部队已在达旺方向炮击我巡逻点。距离国庆才过去半个月，边境骤然升温，中央军委必须给西南战区一个清晰指令。

罗瑞卿把最新电报摊在桌上，抬头一句：“前线态势，一个字——乱。”乱在哪里？敌情、地形、气候、补给，层层交织；更棘手的是，向南突进的各部通讯时断时续，连基本坐标都报得磕磕绊绊。参谋们埋头画沙盘，山势沟壑密密麻麻，怎么看都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再往前推两年，1960年4月，周恩来访印六昼夜，与尼赫鲁反复谈判，矛盾却愈演愈烈。尼赫鲁回到新德里后抛出“前进政策”，凭着一句“中国人不会开枪”，硬是在山口、谷地插满哨所。到1962年夏，印军哨所已接近一百八十个，像钉子一样钉在我方实际控制线内。

10月18日，印军总部启动“里窝那”计划，炮声铺天盖地。毛泽东当晚主持西山会议，出人意料地先谈气候：“现在打，能走公路；再晚一个月，大雪封山。”随后拍板：五十四军先遣，总攻以十月下旬为限。会上，周总理忽然点名：“伯承，你怎么看？”房间里瞬间安静，目光齐刷刷落在那位久未上前线的老元帅身上。

刘伯承不急着说条件，而是提问：“高原海拔多少？河谷几条？雪线在哪？”得到数据后，他才慢慢道出策略：借水行军，顺流隐蔽；小股佯动，主力穿插；一步抢到印军背后再合围。短短几句，把凌乱局势拆成几道可解方程。罗瑞卿低头记录，忍不住在旁边小声嘀咕：“又是分段推进，怪不得看着乱，其实门儿清。”

19日凌晨两点，五十四军炮兵群五百门火炮齐鸣，三枚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东、中、西三路突击队同时出击，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克节朗河上游。那儿冰层足有半尺厚，士兵要用工兵锤劈开冰面再涉水。气温零下二十度，喊口号都冒白雾。可为了速度，他们连被褥都没带，只背两天口粮。

佯攻部队拖住印军火力后，真正的杀招来自侧后。按刘伯承部署，一个师绕道中印锡金交界，昼伏夜行，从密林中硬是抠出一条不足肩宽的小道。三天三夜，官兵靠炒面和雪水支撑，整条行军线悄无声息。第四天清晨，尖刀连突然撞进印军旅部。对方军官还穿着单衣，连“站起来”都听不懂，就被缴了械。 “你们是怎么飞过来的？”一名俘虏用英语连连追问。翻译答：“水路、脚力，再加一点中国办法。”

战场另一端，罗瑞卿在野战指挥所听报告，电报纸条像雪片一样堆在手边：某团与主力失联，两小时后又报缴获火炮；某排误闯雨林，却抓回三十俘虏。情况千头万绪，他却逐渐放心，“乱中有序，正如伯承所料。”

战斗第五日，印军一线全面瓦解，考尔中将欲乘直升机奔赴前沿。当旋翼刚停，他就发现机场上飘着八一军旗，赶紧钻进一辆牛车狼狈逃离。直升机连同机枪、航测照片被我山炮连拖走，现场官兵打趣：“不费一枪一弹，捡了架‘会飞的礼物’。”

11月16日，瓦弄方向残余印军被全歼，东线战事告一段落。前沿统计，短短二十八天，部队南进二百五十公里，拔除印军据点八十余处，俘敌四千余人。我军阵型看似散、补给看似乱，但依托群众三万头牦牛，单点投送居然没断过一顿热饭。罗瑞卿总结：“乱，是表象；敌乱我不乱，才是要诀。”

胜利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旋即致电二十六国首脑，宣布我方主动停火、后撤二十公里，俘虏、物资悉数归还。外电一片哗然，“战场赢家先收兵”的戏码史上罕见。尼赫鲁读完公报，沉默良久，只留下一句：“他们只想让我们认清边界，不想多占一寸地。”

12月1日，部队开始北返。山道泥泞，战士们把从印军仓库缴来的罐头分给老乡，“这一路要是没你们赶牛，咱也冲不到达旺。”老乡只是摆手笑，眼里掩不住自豪。

关于这场战争，罗瑞卿“乱”字评语流传至今。有人质疑我军何必轻撤，也有人惊叹刘伯承“水路穿插”是奇招。无论外界怎样猜测，当年的高原雪线、补给极限，都摆在那里。那是一场必须快打、快收、见好就收的较量，而“乱而能治”，正是此战最难得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