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心！环卫工最低时薪3元，比不上共享充电宝

每天凌晨，当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还在沉睡，他们已悄然走上街头。

69岁的韩守义，凌晨5点开始扫地，但6点才能打卡——系统里，他只“工作”了8小时。实际上，他每天要在寒风里站上10个小时。

62岁的周秀莲，拎着四五十斤的垃圾袋，一天走3万步。她捡起行人丢弃的矿泉水瓶，面无表情地说：“是尿。”

广州的高洪斌，为了孩子能读公办学校，咬牙坚持这份月薪4000的工作。他在清理垃圾时，有人隔着围栏把垃圾扔在他头上。

他们是环卫工。他们清扫我们随手丢弃的烟头、狗粪、呕吐物、落叶、积雪。他们徒手抠砖缝里的杂草，在零度的清晨擦拭护栏，在落叶季日复一日追赶被风吹散的叶子。

而他们的月薪，是2000元。

在某些地方，时薪只有3元——比共享充电宝还便宜。

一、“电子镣铐”戴在手上，真正的枷锁是低廉的劳动定价

最近，“电子工牌”引发争议。它能实时定位，停留超过20分钟就自动播报：“继续努力工作吧！”

舆论称之为“电子镣铐”。但比这更让人心酸的，是工人们的态度。他们并不太在意“尊严”这个词，只担心走晚了中午赶不回家吃饭，担心被巡查拍照罚款，担心“给领导添麻烦”。

他们不敢休息。

高芳累了，只敢背靠三轮车站一会儿，屁股不能沾座椅。她没听说过“人性化管理”，只知道自己总结的经验：坐下休息，哪怕不到十分钟，被领导看见就是偷懒。

他们不是不努力。临沂的“烟头不落地”活动，每位保洁员每天弯腰400多次。落叶季，程军每天装运树叶数十袋，被比自己小20多岁的领导骂得抬不起头，只能赶紧去扫。

他们比谁都努力，却只拿到最低的报酬。

问题出在哪里？不是他们不够勤奋，是这个系统把他们的劳动，定价得太廉价了。

二、廉价背后：财政缺口、层层转包与社保空白

环卫工的工资差异，暴露了更深层的不公。

文章里写得很清楚：在一线城市，由于地方财政宽裕，环卫工工资相对较高，有的还有五险一金、垃圾分类补贴、加班工资。但在三四线城市，月薪只有2000元左右；更小的村镇，只有900元。

这不是市场决定的薪资，而是财政决定的。环卫外包公司按政府预算报价，预算高的城市，工人拿到体面的工资；预算低的城市，工人就只能被压缩。

更可怕的是层层转包。一线城市尚可直签，但许多县市是“大包给小包，小包再分包”，每一层都要利润，最终被挤压的，是扫地的老人。

社保空白是最尖锐的问题。 文章里，多位环卫工只有意外险，公司不给缴社保。他们老了干不动了，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障。这不是一份“工作”，只是一份临时的、随时可以被替换的“活计”。

三、他们支撑着城市的体面，自己却住在城市的角落

程军住6人间宿舍，60平米，床与床之间仅容侧身。公司规定晚9点睡觉，可他腰酸背疼回到家，洗漱完就夜里10点多了。“哪能躺下就睡着？”

周秀莲更苦。公司租不起市区的房子，她每天凌晨坐40分钟车进城。午休时，夏天躺在树荫下，冬天在车里对付一口。有一次在饭店门口坐着，被人驱离——“人家嫌我碍事。”她劝自己：“我们就是农村出来干活的，人家瞧不起也正常。”

他们的劳动，让城市干净、体面、吸引游客和投资。但城市回馈他们的，是一张无法安睡的床，一顿没有选择的12元盒饭，和一个“碍事”的评价。

这公平吗？

四、不只是“同情”，是重新定价

总有人说，环卫工是“低技能岗位”，薪资由市场决定。但这是一个伪命题。

环卫工作不是低技能，是社会不愿为其支付合理价格。 没有人愿意在零度的清晨扫街，没有人愿意徒手捡拾带尿的瓶子，没有人愿意在落叶季追赶永远扫不完的叶子。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不是在出卖“低技能”，是在忍受大多数人不愿忍受的辛苦。

他们的劳动价值，不该由“地方财政是否宽裕”决定，而应由这份工作的艰辛程度、社会贡献决定。

一些简单的改变就能带来巨大不同：

第一，设立全国环卫工工资指导线，以当地最低工资的1.5倍为基准。 财政困难地区由省级或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兜底，不能让地方财力决定环卫工的温饱。

第二，强制缴纳社保。 环卫工多为高龄，他们没有时间再等“政策逐步完善”。现在不为他们缴社保，未来他们生病、失去劳动能力，社会成本只会更高。

第三，改革考核机制。 电子工牌可以用于安全保障，但不应用于超时监控、罚款创收。路面垃圾滞留时间不超过15分钟，这标准本身没错，但前提是配足人手、合理排班，而不是用罚款逼老人狂奔。

第四，直接结算，减少中间层。 压缩外包链条，让财政资金尽可能多地落到工人手里。

五、凌晨四点的城市，不该只有他们醒着

韩守义因为落叶被风吹散，被罚了150元。他心疼得反复问自己：“还没到吃不上盐的地步，为啥要来受这份气？”

他还在干。因为不干，就连这2000元都没有。

我们的城市有无数个韩守义。他们清扫跨年夜狂欢后的狼藉，处理呕吐物和排泄物，在积雪里一铲一铲清出道路。他们维持着系统的运转，自己却成为系统里最沉默、最容易被折叠的部分。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取决于它如何处理光鲜的成就，而取决于它如何对待那些支撑光鲜的人。

他们不该困在“电子镣铐”里，不该困在2000元的月薪里，不该困在15平米的出租屋里。

他们应该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报酬，应该拥有有尊严的晚年，应该在被驱离时不必自我安慰“我们就是干这行的”。

凌晨四点的城市，是他们扫干净的。

天亮后，轮到我们为他们做点什么了。

图片来源于微博截图及凤凰网微博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