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70岁从部队离休，歇1个月后又接到中央任命，革命工作经历72年

1949年深秋，华北的风已经有了些寒意，北京西郊的一处小院里，一群刚从前线回来的军官围坐在一张旧桌旁，正热烈地讨论着部队整编的问题。有人忽然提到一个名字：“要说带兵有门道，还是张震那路子。”一句闲聊，却把一个身影推到眼前——这个从1928年参加革命、后来70岁离休、却三次“退休失败”的将军，一辈子都没能真正离开过“工作”二字。

他的一生，跨度从井冈山的枪声，一直到共和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时间一晃七十多年，许多战友早已离开岗位，他却总是在关键时刻，被一纸任命再度推上前台。有意思的是，他自己倒是一次又一次认真准备“离休”，每回都觉得可以歇口气了，结果都成了空。

一、从广昌战场走出的“高参”

1934年，广昌战役进入后期，前线的火力咆哮不止。张震在阵地上奔跑穿梭，指挥部队调整火力点。枪炮声震得人脑袋发涨，他忽然发现，身旁的司号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只瞪着眼睛看他。张震先是着急，用手势比划着催促吹号，司号员用力鼓起腮帮子，却一点声音也听不见。

就在那一刻，张震才意识到不对劲——不是对方不吹，而是自己已经听不见了。耳膜被震伤，双耳暂时失聪，再加上前几天刚中弹负伤，还反复发疟疾，他的身体到极限了。没多久，他被抬下前线，送往后方医院治疗，暂时离开了他最熟悉的战场。

那时候，张震不过是红军中一名年轻军官，却已经在连队里“有点名气”，敢打、会打，还爱动脑子。伤员病房里本来沉闷，他却拿着沙盘和树枝，在床上比划战术，把身边几名轻伤员都拉着一起复盘上次作战过程。战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这是当参谋的料。”

不久后，一件小事改变了他后面的轨迹。红军长征前夕，时任师政委的黄克诚到医院慰问伤员，逐床询问情况。走到张震床前，他抬头叫了名字：“你就是张震？”一句话，让年轻的张震心里直发热——原来在上级眼里，自己这些日子的带兵表现，他们都看在眼里。

黄克诚对他的印象不错，后来在干部调整中，专门点名把他调到第10团担任作战参谋。对张震而言，这算是一个转折：从团一级的带兵干部，开始正式进入到指挥谋划的岗位。也正是从这时起，他逐步被人称为“高参”，不再只是冲锋陷阵的一线指挥员。

长征途中，部队边走边打，环境极其艰苦。张震一边适应参谋工作，一边不断琢磨如何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组织作战。他后来回忆当年的情况时，曾感叹一句：“那时想着的就是一点，要把兵带到，不能白白损失。”话很简单，却透出一种当时许多红军干部共有的朴素想法——活着走到最后，才有机会打以后更多的仗。

二、从解放战争到朝鲜战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急转直下，全国局势很快进入新的较量。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张震已经成长为野战军中能独当一面的高级参谋，被调到华东野战军工作，协助陈毅、粟裕等老一辈军事家指挥大兵团作战。

1948年，豫东战役打响，敌我力量对比错综复杂，战役设计极其关键。张震参与战役筹划和指挥时，重点盯着一点：如何利用机动作战，把敌军各个击破。当时，地图摊在桌上，他和同事们反复推演，每变一条线路，就得考虑补给、地形、敌情等一大堆问题，常常一通宵不合眼。

豫东战役之后不久，淮海战役接续展开。那一役，对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有着决定性意义。上上下下都明白，淮海打好了，全国形势就会发生根本变化。张震在战役中负责的工作，主要是参与作战方案的拟定和修改，根据信息变化不断提出调整建议。不得不说，这类工作枯燥也累人，功劳往往看不见，但一旦出现疏漏，后果非常严重。

有战友私下说过一句大实话：“你看张震，打仗不一定总在最前线冒头，却总在最要紧的地方把着关。”从结果来看也是如此，豫东、淮海等战役的胜利，为解放全中国打下了坚实基础，参战的每一位指挥员、参谋员，都在其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新中国成立后，和平并没有马上到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随着战争进程推进，志愿军需要不断轮换和加强兵力。毛泽东亲自签发命令，任命张震为志愿军第24军代军长，赴朝鲜战场指挥作战。

那一阶段的战斗强度，远比许多人想象中更为惨烈。美军装备精良，空中优势又明显，志愿军要在这种条件下打出气势，难度极大。张震带领24军入朝后，在五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组织部队连续发起和抗击多次战斗。根据当时统计，部队在这一阶段击毙敌人一万四千余人，取得了符合战略部署要求的重大战果。

战场上的指挥，既要胆大，更要心细。张震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看重情报和地形，常常亲自拿着地图，与前线来报的情况对照，一点一点抠。有战士从阵地上撤下来，被他叫住问：“那边的山梁，是缓坡还是陡坡？”战士愣了一下，比划了一下，他又追问：“一排人散开跑，多少分钟能冲上去？”听上去啰嗦，却正是这种细致，支撑了许多关键战斗的决策。

1953年停战以后，志愿军开始陆续归国。张震回国后，继续在部队要害岗位任职。1955年，我军进行首次授衔，他被授予中将军衔。这一年，他49岁，已经有了二十多年战场经历。到了1988年军衔制恢复时，张震又被授予上将军衔，从资历和贡献来看，这个军衔与他的经历相匹配。

三、严于律己的“家里老张”

从军这么多年，张震在部队里的威望很高，但回到家里，却是另一幅样子。孩子们私下里都叫他“家里老张”，语气里是既敬又怕。

他出身贫寒，父亲早年在旧社会的重压下积劳成疾，贫病交加中离世。那时，张震正在中央苏区参加作战，战事不断，根本不可能往返奔丧。父亲的丧事办得很简单，连像样的墓碑都没有。等到1949年以后，工作越做越大，他仍旧没有特地为父亲“风光一回”。

1961年，他的母亲因水肿病病重，在老家度过了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那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张震担负着重要工作，事务繁忙，调动也多，最终没能回乡为母亲守丧。亲人离世，儿子不在跟前，从人情角度看，确实留有遗憾。但在当年的特殊环境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许多干部都面临类似的两难。

时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件小事把这段往事推到前台。1992年前后，张震的一位老同学回乡探亲，无意中去看了看张家的祖坟，发现坟地十分荒凉，几座坟包破败不堪，有的已经被人平掉，当成菜地在上面种菜。他回城后，感到过意不去，就找到有关部门，提出帮张震家修修祖坟。

这位老同学很热心，还想着替张震考虑“身份问题”，提议由区里出面，申请一点公家经费，按烈士或高级干部的标准，把坟地重新修整一番。区里也算重视，专门画了几张设计图样，寄到北京征求意见。

没多久，张震回信了。大意很明确：一，不同意用公家钱修坟；二，不赞成占用乡亲的土地；三，不需要另立新的高大墓碑，只要把原先的碑修一修，把字刻清楚就行。他还特地寄去1000元钱，让家里人按这个思路去办。至于已经被当菜地的那几块地方，他写得很干脆：种菜就种吧，这样对乡亲们也有点好处。

“种了也没事，这样还能为乡亲们做些贡献。”信中这句话，看上去平淡，其实道理很简单——个人和家庭的事，再大也不能动公家的钱，更不能侵占老百姓的利益。对于一个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将军来说，这种观念，已经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

张震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他的四个儿子全部从军，而且最终都成长为将军。唯一的女儿嫁的也是军人，对方同样是少将军衔。一家六位将军，在全国范围内都属于极少见的情况。但在家里，子女们很清楚，父亲从不允许他们搞任何“特殊”，更不会因为自己“姓张”，就觉得享有某种便利。

有人打趣说：“你这一家是‘一门六将’，在外头可了不得。”家庭成员听了，大多只是笑笑。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六将”的称谓，不是一张“资格证”，而是一份压在肩上的责任。尤其是在张震眼里，儿女从军，是各人自己的选择，能做到什么程度，全凭本事和纪律，不可能靠父辈“加分”。

四、三次“准备退休”，三次都落空

如果只看荣誉，张震的一生算得上圆满；但若看他“退休”的那几次经历，又多少带着一点戏剧味道。

1985年，中央军委对总参谋部领导班子作出调整，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震，职务被免。他那一年已经七十出头，身体虽好，但按常理也到了该休息的年龄。对组织上的安排，他心里早有预期，也并不意外。

家里人得知消息，反而挺高兴。妻子嘴里虽然不说什么客气话，心里却暗暗盘算了一阵：几十年东奔西走，家里事一大半压在她身上，如今丈夫算是歇下来，日子也许能慢一点。她还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过一句：“以后你总算有时间在家里吃几顿安稳饭了。”

张震本人也开始认真规划“退休生活”。有书要看，有材料要整理，还有许多老战友的情况想了解，他甚至跟朋友聊起：“以后有空，可以去部队调研，不一定都要带着职务去。”从外表看，这位老将军似乎终于可以放下心里的那根弦了。

结果，这种状态只维持了一个月左右。军委常务会议作出决定，请他出山负责筹建国防大学。这个任务意义重大：要为新时期军队建设培养高层次指挥人才，既要保留我军传统，又要引入新的军事理论。用当时的话说，国防大学是“新形势下的战略工程”。

对这个安排，张震不是没犹豫。他的年龄摆在那里，筹建一所新型院校，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但从使命角度考虑，他很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再加上军委的反复研究和劝说，他最终还是答应了。就这样，他第一次“准备退休”的计划，以“去办国防大学”无疾而终。

几年之后，时间来到1990年。中央军委再次调整领导班子，已经超龄服役的张震，再一次觉得，是时候真正退下来了。那时候，许多与他同一代的老战友，陆续退居二线，有的已经在家颐养天年。他身边有人笑着对他说：“咱们也该下来了。”

“那就一块下吧。”张震当时也顺势说了这么一句，态度坦然，仿佛这件事水到渠成。事实上，在许多人看来，以他的资历和年龄，此时退休再正常不过。组织在研究时，也认真考虑过这一点。不过在综合评估身体状况和工作需要之后，最后的结论却是：他仍然需要继续留任。

于是，76岁的张震，依旧出现在军队最高领导层的日常工作之中。开会、调研、研究方案，和过去相比节奏略有调整，但该操的心一点没少。有外地来京的干部见到他时，还忍不住感叹：“您这岁数还这么忙啊？”张震只是笑笑，回了一句：“身体还可以，就多干一点。”

1992年，他已经78岁，第三次正式准备退休。这一次，他没有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写了一份内容详尽的书面报告，建议组织挑选合适的同志接替自己的工作。他在报告中解释得很清楚：年龄已高，精力有限，从整体工作考虑，换人更有利于长远发展。

报告递上去后，他心里倒是很平静，觉得这次大概率就能“真正退下来”了。谁知到了当年9月中旬，消息传来：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个决定，等于是让他从“准备离岗”的状态，再一次推回到更重要的位置上。

这一次，他已经没有任何“退缩”的余地。军委副主席，是关乎全局的大任，需要承担的责任，比以往更重。张震面对任命，心里当然明白分量，也只能继续扛起来。他后来有过一个简短的说法，大意是：既然组织还有需要，就再干几年。

从1985年第一次“准备离休”，到真正退休，中间整整跨过了九年。期间三次计划落空，不是因为他舍不得职位，而是历史发展到了某些关键节点，需要他继续站在台前。

等到1990年代中后期，张震年岁已高，身体开始明显衰老。直到84岁时，他才从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岗位上正式退下来，真正离开了长期担负的繁重工作。算起他从1920年代末参加革命，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完全退出领导岗位，前后经历足足有72年。

这72年里，有枪林弹雨，也有案头灯火；有战场上的生死抉择，也有和平时期的制度设计和院校筹建。对张震个人来说，这是一条从普通红军战士，到高级将领，再到军队高层领导的长路。对中国近现代史而言，他的人生轨迹，也悄悄嵌进了许多重大节点。

有时候，人们会把他“三次离休未果”的故事，当作一个略带幽默的插曲来讲。但仔细想想，支撑他一再走上前台的，不只是个人意愿，更是那个时代对老一辈革命军人的一种信任。而他在关键时刻从未推脱，也正说明，所谓“革命工作经历72年”，并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一种持续到晚年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