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运：我的治史心得

我叫魏宏运，1948年来南开。在我谈问题以前，我要跟大家谈一个情况。最近在南昌有个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三十多个学者，我们这儿的李金铮教授去了，他回来后给我介绍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学者们探讨的议题是中国革命与苏维埃运动。有的人提交了这样的文章，譬如某某根据地是什么时候创立的，创立的经过，根据地妇女的解放和贡献。华东师大的教授杨奎松评论说，这不叫学问，这样的题目早就有人写过多少遍了，他对此批了一通。我跟李金铮讲，在会上公开批评虽然有点不近人情，但是很有道理。这些题目太老了，现在还简单地写根据地的建立、根据地是怎么形成的，太过陈旧。研究的题目一定要醒目，要看时代的潮流，不能总是弄老掉牙的东西。题目一定得小，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帽子很大，内容太空泛。不要什么都扩大到世界意义，这个不好。有的人讲世界意义，而在国外，人家谁管你这个事啊。研究问题，你要反复琢磨，怎么才能制胜。比方说，搞古代史的人，有新的观点和新的资料发掘，文章可以制胜。搞现代史的，你要注意搞社会调查，这是最基本的。搞世界史的，要搞到一手资料，难度较大，一般地使用二手材料，所以要从世界各国的比较中得出自己的看法。我记得张伟伟讲过，他到世界各国参加过一些会议，世界史研究的确比中国史难度大得多。

下面我讲一讲我自己是怎么研究热点问题的?

先从辛亥革命谈起吧。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越来越深刻。20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国内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对孙中山是不是思想家，争论很激烈。有人说孙中山不是思想家，因为他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思想是从外国吸收进来的，所以不能算思想家。后来胡绳，中国近代史的权威，曾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说如果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孙中山还应该算个思想家，因为这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当辛亥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希望日本资助他。日本人就问他你要干什么,他说我要建个共和国。他一直为共和国而奋斗，1911年他成功了。孙中山这个人，太值得研究了。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历史，我们很多问题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有一年我在美国的奥本尼大学，一个美国学者问我，你们国家什么时候开始用纪元、公历的?我说从共和国开始用西历，公元多少多少年。不过，在这以前，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有很多租界，他们已经用西历了，但从中国来讲那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辛亥革命以后有很多新鲜的事，什么都改变了。过去穿着长袍马褂，你们看鲁迅的文章，现在开始穿中山装。新式学堂也是这个时候开始的。过去没有大学，过去是书院，书院不是现代化的大学，到五四运动的时候已有七八所大学。女子学校，从清末就有，但是真正大规模的妇女平等教育运动也是从辛亥革命以后开始的。最近很多文章研究妇女解放各个方面的表现，把反缠足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以后，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了。

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孙中山，后来我就想把孙中山一生的事迹写一写，所以就搞孙中山年谱。我没有搞过年谱，不懂怎么个搞法，我就问其他老师，反复琢磨。刚开始也走了弯路，我根据胡绳写的《孙中山小史》写，后来感觉到不合适，得找孙中山的原著以及同时期其他人的著作，没有资料根据不行。“文革”时期，我家几乎所有有关孙中山的书都被抄了，我把好不容易搞的年谱资料，到处藏，这个东西还好，没有被抄走。改革开放后，我在南开学报发表了这个年谱，发表后在国内影响很大，因为没人搞，那一期南开学报卖得很好。后来，正式出版了《孙中山年谱》。

孙中山是个演说家，是很有才的。50年代，孙中山纪念会经常在北京碧云寺召开，我常常参加。很多事参与不参与是不一样的，纯粹在文字上理解与从实际状况中理解是两码事。所以，我很强调搞现代史必须在实践中去领悟，去提高自己。举一个例子，今年辛亥革命一百年，我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关于孙中山北上三次的文章。我们要问的是，每一次北上孙中山想的是什么,他为什么北上，住在哪儿?比如头一次住在法国租界，我以前调查过。

第二次在利顺德饭店，大公报上记得很详细。第三次啊，就不在那里了，在张园，是溥仪曾经住的地方，现在是个纪念馆。有人说第三次也在利顺德，利顺德饭店当然高兴了。我说第三次没在这里，但利顺德饭店说肯定在，他们还把屈武请来，屈武是国民党元老，他也说在那儿。但是人的记忆总是有限的，不可靠的。我就在南开周报上写了文章，我的题目比较吸引人，有针对性，中华读书报转载了。当时在《天津日报》上为这个事打了笔墨官司，打了7次，最后天津市办公厅说不要打了。其实很简单，当时报纸上就有，写得清清楚楚。我们搞历史，必须依靠资料，凭空说话很快就站不住脚了。

国内现在谈论的很多热点问题，对历史工作来讲是好事，因为过去片面性太多，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很多事情都被扭曲了。但这一情况也给现在历史学者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研究空间，最近很多文章都是从这里做起的。我先说几个热门问题，一个热门问题是蒋介石，蒋介石日记出现以后争论很大，有人提出这个日记出现以后可以改变中国历史的写法。我以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有一年我到中央党校去讲这个问题，我说只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来写中国的历史，蒋介石日记只是个参考，不能以它为中心来写中国近现代史，因为蒋介石说的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并不全一样。给蒋介石说好话的，说蒋介石非常好。美国有个华文的世界日报，影响很大，它曾在一年之内连续登载了50篇关于蒋介石日记的文章，作者根据自己的领会对每一篇蒋介石日记加上自己的看法，都是评功摆好。在我看来，尽管都是根据资料，但资料也有阶级性，有局限性，不能随便使用，你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对蒋介石就有不同的看法。这方面例子太多，再比如说1946年底沈崇事件，就是美军强奸北大学生，我们在北京整夜写大字报，然后北京学生反美运动就起来了。最近有个学者说沈崇事件没那回事，他完全根据美国的资料，这怎么行呢?美国能说他的军队犯错误了吗?他不会说真话，你不能根据这些资料来立论。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从绥远战争看蒋介石。在绥远战争的时候，他说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最大的敌人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是红军。这就差得太远了，内战是两党主义之争，和日本是生死存亡之争，与日本和，怎么行啊?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如果看蒋介石日记的话，那是很好的，但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就是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结果。现在有的人说蒋介石没有宣布过不抵抗，引用的是赵四小姐的话，但赵四小姐一个家庭妇女怎么知道的呢?何柱国就讲过，他曾接到过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不知道你们是否看过吴湘相的《第二次中日战争》,他是台湾有名的一位教授，他根据档案资料得出，当时蒋介石已经提出“安内攘外”了。在这个时候，于右任等一批国民党人说不要引起冲突，要镇定。镇定的结果呢?东北三省完了，华北危机了，北京、天津成为最前线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一些人有一些错误的观点，说中国弱，中国没有力量打，包括胡适在内，认为应该卧薪尝胆，现在没力量打。问题是，你东北军那么多，那么多武器，你还不抵抗，不抵抗就丢了。华北危机了，你还说没有力量，你把力量全部投入打红军，非消灭红军不可。所以，蒋介石作为政治家、军事家，他缺乏像孙中山那样的宽容，实行三民主义，但也容纳三大政策，他就高一筹。所以，绝对不能评功摆好。搞历史，一定要多想。蒋介石的问题还要继续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史上很多有争论的人物，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包括秦始皇，都一样。搞历史研究很不容易。有一年我在成都开会，全国文史委员会负责同志就讲现在的难处，比如你把历史人物说得稍微什么一点，当事人的后代就不干，就老闹，说不是这么回事。做现代史有难度，你要碰一些人，要秉笔直书，暂时不能发表，就缓一缓，若干年以后就发表了。最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言论，过去不能说的，现在都开始慢慢说出来了。研究历史得有勇气，有勇气才能研究。

接下来谈谈我研究历史的方法。

我是什么历史的基本东西都搞，搞大事记，搞纪事，搞年谱，搞讲义，搞资料，经过自己实践，闯出一条路来。南开大学在八里台，我一辈子在八里台。我在日本讲学的时候，我说我是老八路，因为八里台有一个8路公交车，我老是坐8路车到火车站，他们都笑了。年轻人应该有信仰，有抱负，我像你们一样，我想我不能只研究一个问题，我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研究孙中山，研究五四运动，研究周恩来，研究二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解放区。我每个问题发表七八篇文章以后，就改变研究方向了。我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更促使我思考一些问题。我到美国5次，到日本5次，到欧洲两次，到澳洲两次。有一年我在美国讲学9个月，这个机遇很难得。在国外讲课，他们有时希望你讲什么内容。比如说我在丹麦讲学一个月，丹麦待遇很好，讲个四五次，每日一百美元，他们让我谈怎么在农村收集资料，因为这对他们很新鲜。我去美国参加亚洲学会年会，他们出的题目是集市贸易，他们对此很感兴趣，他们想知道很多问题，集市贸易是怎么产生的，有什么影响。我就在河北各县做调查，集市贸易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影响多大，经过这样的调查，这篇文章就实在了。我曾有一个博士生，他的论文写20世纪中国农业，我说你的文章太空，你应该去家乡搞调查，丰富一下才能通过，不然通不过。

做文章不能搞三段论式，起因、经过、结果，这个糟糕极了。有一年历史系一个研究生，他已经到北京找了很好的工作了，但是他的论文是三段论式的，像个讲义，不像个论文，他的导师杨志玖先生说你虽然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但不能毕业，你重改去，后来又延长一年，第二年才毕业。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论文千万不能抄袭。我在浙江大学主持过一个博士论文答辩会，这篇文章有三千多字是抄袭复旦大学一个老师的成果，恰恰复旦大学这个老师也去审阅论文，这下露馅了，麻烦了。这对我是个难题，我主持答辩，怎么办?把年轻同志一下子打下去也是个事啊，我就在会上狠批，然后我劝大家让他通过，因为年轻同志受到打击，几年恢复不了。咱们历史系有一个博士毕业了，后来被发现抄袭太多了，最后取消学位。所以，一定要注意，应多注释。你要证明你的论点，如果你自己说话不行，就找权威人士说的话，引用权威的书籍，一定得注意这个事。

我刚才讲，我曾多次更换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些是很偶然的。我研究根据地，就很凑巧。1979年参加厦门大学在福建才溪乡召开的一个学术讨论会，孔永松召集的。参加的人很多，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次学术会议。我和财政部副所长在一起住，谈话很投机，他说我们想搞抗日根据地资料的收集与研究，你愿意不愿意参加，我说当然愿意，于是就参加了。这纯属一个偶然的机会，参加后我就开始搞抗日根据地。并组织召开了两次国际会议。现在有的国际会议，就只有一个外宾、一个外籍教师，是不合适的。武汉曾召开过一个大革命的国际会议，外国代表只有我的一个韩国博士生参加，一个人怎么能叫国际会议呢?国际会议你总得有些国际会议的意思，各国的不同面孔都得来，得有不同的声音。在这次厦门大学的会议上，有两个问题很有意思的。一个是瞿秋白怎么评价，近代史所的陈铁建首先给瞿秋白平反，他的研究是很不错的。第二个是对查田运动怎么看，中央党校的几个同志认为，毛泽东在的七八个县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错误的。但是你到苏区去，一问查田运动，干部都肯定，老百姓都摇头，都反对。这个引起争论，有争论就有意思，没有争论，一个声音就不好了。

20世纪80年代初，我有两个很好的机遇，这是很不容易得到的。一个机遇是我和财政部挂钩，财政部有钱啊；第二个是和日本学者联合搞华北农村调查。和财政部搞了七八年，出了两套非常重要的资料书，这两套书世界各国学者都在用，一个是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资料选，一个是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资料选。因为有财政部的红头文件，为根据地调查提供了极大方便，除了党的一些文件不能看以外，其他的都可以看，因为地方上对财政部尊重，他可以给你减税，所以我们到各地吃住都方便。常常是从这个县到那个县，这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把你送到那个县的交界处，那个县的县长、县委书记亲自过来接，那是很神气的。有一次，在孔府住了一段，在孔府吃的饭，孔府的饭非常好吃，一般是吃不上的。有时候也不知道资料怎么找法，很难。有一次我们到五台山参观，在忻州停歇，吃饭的时候，我跟忻州地委书记韩成贵聊天，我问他过去是干什么的?他说他过去是搞商业贸易的，我高兴极了，我按照他给我的线索，顺藤摸瓜，对边区商业贸易的情况有了比较真切的了解。再如关于晋察冀边区的军事工业资料，在战争状况下留下的资料是很少的，我就找当时的军工负责人，让他说，我们记录，这就得到了第一手资料。

搞历史要多动脑筋，肯下功夫，你原来不懂的东西懂了，找不到资料也找到了。我从林彪事件以后在历史系当革委会主任、当系主任，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1984年从美国访问回来，就整天找校长，我说我一直搞党的工作、搞行政，不能再干了，我一生都贡献给历史系、贡献给南开。如果再继续搞行政，我就没有时间和机会搞调查研究了。我在美国蒙他拿大学讲学的9个月期间，南开大学曾投票选举我担任副校长。我回国后，很多人写信祝贺我当副校长。我说没那回事。当时的校长滕维藻跟我很熟悉，他对做行政有更深的体会，他说“你看我都搞成这个样子了，本来很想写一篇文章，但没有时间写，我不能再让你干了”。为此，我很感谢藤校长。人应该好好把握自己，市委文教部曾调我，我也坚持没去，我就在历史系蹲着，守着历史系这个摊儿。当然那个时候都是工具，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我们只在可能的范围内把握自己的方向，锲而不舍，才能出成果。南开大学的历史系和化学系都很著名，化学系是在实验室里，历史系则必须在资料室或搞调查，这个学科需要你坐下来。马克思如果不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就不会产生他的《资本论》。不知道《资本论》你们看过没有，读书要广。毛泽东曾讲，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以及国外的一些书籍都得看。北京大学有个很有名的美国史教授，他原来在人民出版社工作过，他说为了写美国史，几十种中外文小说、各方面的书籍都找来看。我推荐李金铮的读书和研究方法，他买了许多名人尤其是著名学者的日记、回忆录，他看这些人是怎么成功的，用什么方法治学。这是很好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前辈那里获得很多经验。李金铮现在研究乡村史，研究中共革命，是很有名的。现在许多重要会议都邀请他，他几乎每年都在权威刊物发表文章，譬如《近代史研究》和《历史研究》。他研究农村借贷很有成就，这是个大问题，我跟他开玩笑：“你是借贷专家，我从你那借贷点儿吧。”他原来是河北大学的，后来复旦要他，中央党校也要他，最近浙江大学也要他。尽管别人给他的条件很好，我劝他“你还是在南开”,系里也与他讲不要走。我说，一切都应以学术为中心，南开的学术环境是不错的。所以，他最后留了下来。

我再讲我是怎么冲出国门的。

外文你们必须学好。我在北平辅仁大学(教会学校)学习过3年，其中有16个学分是在外文系拿的。有一个外文老师是北洋时期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悦良，讲得非常好。我那时搞地下工作，有的课仅仅是维持，所以考试成绩有的得C,甚至有的得了D。有的同学看了我的成绩表后说，你的分数是C和D,成绩不及格，怎么能留校?但是历史系有两个老师，一个杨生茂，一个黎国彬，给学生的分数都是C、D,没有得B的。现在如果你们得到这个成绩，都不会高兴，但南开的特点就是严。你们知道南开大学为什么和北大、清华在一起组成西南联大，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吗?我给你们举个例子。1936年胡适代表中央研究院、北大和南开参加哈佛300周年纪念，就代表这三个单位。北大、清华的很多老师都是先在南开，后在北大、清华的。我曾对张伯苓与何廉的讲话有很深的印象，何廉讲张伯苓办学成绩的表现在哪里呢?英国牛津大学承认中国7所大学，其中就有南开，这说明张伯苓的办学经验、办学成绩已经得到国际的承认。也就是说，你到伦敦以后，不用考试，它承认你、认可你，承认你的学历了。所以，抗战爆发后南开能和清华、北大在一起，这是基础。

你们翻翻五四以后的南开周报，很有意思。南开这个私立大学，一开始是开放性的，它把到北京讲演的世界各国著名学者包括杜威、罗素等人，都邀请来南开演讲，开拓学生的视野。几年之内，学生能够从各个方面来吸收知识，吸收本系和外系每个老师的优点。有的人讲五四运动中断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是新旧并存。你们翻开南开的历史就知道，南开大学也请来当时的大儒，张伯苓还要求南开的学生人手一册《论语》,所以不能说那时传统文化中断了。

从研究这个角度来讲，要讲独立思想，研究学术必须有独立的思想。大家都知道陈寅恪是典型，其实南开的何廉教授也都讲独立思想。但是任何社会，政治是中心，经济是基础，任何社会的研究都离不开政治。如果你的政治思想太过偏激，你这个政治就不太正确，会影响到各个方面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我们这个经验教训太多了。

我想，你要想你的学术站得住，观点站得住，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你就要尽量全面，你也要预防别人来批你，跟你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使自己的思维更健全。我希望你们多参与一些问题的争论，一定要写，我就是从争论开始的。比如说我20世纪50年代初写史可法，当时是个有争论的问题，史可法是不是民族英雄?后来郑老郑天挺教授，他是北大的秘书长，历史系系主任，我们开始不认识，后来院系调整，他来南开，有一次在第一教学楼开会，休息的时候，他说，你就是魏宏运?是不是就是那个写史可法的?我说是。郑天挺先生是权威人士，而我当时才20多岁，得到一个权威人士的鼓励，自然高兴得很，它会鼓励你继续研究。由这个事例可见，任何人任何学者都是平等的，不要因为他地位高，就不敢见，不敢谈，没有必要，我多次在会上讲这一问题。即使是权威人士，有时候他的看法也不完全正确。杨志玖先生讲得好，陈寅恪是权威，但权威也不一定都对，他研究唐史，但他研究唐史的某个问题就不对。有一个唐史博士生给藩镇翻了案，有的答辩委员说他的看法和陈寅恪的观点不一样，不能毕业。杨志玖不同意，他是非常耿直的一个人，他说权威不一定都对。马可波罗有没有来过中国，争论很激烈，英国有一个学者认为没来过，说马可波罗是根据别人的记录写的，杨志玖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坚持说来过，他是根据考证得到的，他坚持自己的观点。

历史系有个好处，老先生都坚持自己的看法。王玉哲先生，研究先秦史的，当国内都争论中国古史分期的时候，有坚持郭老的，有同意范老的，有的还提出其他的看法。他就不同意郭老的，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历史系有些老师都有个性，都有自己的看法。比如说杨生茂先生，搞美国史，他原来是燕京大学的，后来到美国去，是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的研究生。美国大使馆常来南开，要把霍普金斯中美文化交流中心放在南开，请杨生茂先生负责筹办，但杨先生坚决不干。很多人都说这是南开多好的机会啊，可杨先生他有他的看法，他考虑太麻烦，而且筹建这个事情你得听人美国的话，所以坚持不要。党委书记、副书记找了他几次，他还是不承担。南开教师很有个性。

在20世纪50年代，有的说要读历史，就读南开，因为当时有雷海宗、郑天挺教授，还有一批西南联大的老师。雷海宗先生，现在很多人都研究，美国的、澳大利亚的，都研究雷海宗。他外文特别好，讲课特别好，他讲课你走不了神，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非常好的一篇文章!教育部要开两门课，一门史学概论，一门物质文明史，全国各校都开不出，唯一南开开出来了。雷海宗讲物质文明史，他讲蒙古族的裤子就讲了3个小时，真是有才华。史学概论呢，郑天挺说，我是历史系主任，我来承担。所以说，南开这个基础实在太好。当然，现在一批中青年都起来了，跟北大都齐名了。你们年轻人不仅要在这里接受熏陶，还应让这样的风气、这样的优良传统传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南开人是很爱国、爱校的，对南开是有感情的，我爱南开嘛!我们去国外，经常受到南开校友的接待。我们头一次去美国，南开著名校友、大数学家陈省身，亲自到飞机场去接我们。陈省身还给第一任南开数学系主任姜立夫，捐了一千美金，做奖学金。南开的好传统，就得这样传下去。

南开大学办学，总是花钱少，效率高。那么,南开办学为什么这样成功?很多人研究南开，南开有很多特点。我希望你们敞开思想，思想不敞开不行，特别是青年时期，正是思想开阔、富有力量的时期。

国外的讲座一般都是几十分钟，然后提问题。我一言堂不好，我就说这些，我希望你们提问题。我们的学生一般很少提问题，不好意思，国外不一样，正在讲着就有人举手了，他不同意你的看法，让你回答。所以，做讲座总是尽量准备得充分一些，平常讲课也是这样。比如我讲课，讲一个问题，涉及到数目字，多亏我前一天晚上认真准备了，记住了，否则就麻烦了。作为老师，如果你今天讲，第二天就更正，第三天又更正第二天的，你的声望一下子就完了。郑老(郑天挺)就告诉过我，他说我讲了一辈子课，我明天讲课，今天还得好好备课，不敢大意，有时候大意了，不光是丢面子，影响也不好，过去有的人发生过这个事情。所以，一定得认真。你们提问题，不要不好意思，我回答不出来没有关系，我脸皮厚，我文化大革命什么都经过，我整天挂一牌子扫地、扫厕所。我被学生拉去斗，我坐“飞机”很早，天天坐几十次飞机，我是经过考验的，你们问什么问题都可以。

学生提问：做研究如何选题?

我刚才讲过，首先要从资料上突破，从认识上突破。日本学者来华北农村做调查时说，过去别人搞的，我绝不再搞。因为没有新的资料，没有新的认识，文章就没办法做。题目要有针对性，切忌一般化。你看我在南开学报上发表的孙中山第三次北上的小标题，第一个标题是1924年北上的目的何在?第二个是欢迎孙中山盛况空前；第三是孙中山莅津后下榻何处；第四是从张园发出的政治吼声。这些标题都是有针对性的。有些问题提出来之后，得直接回答，这比绕圈子的题目好得多。再就是尽量多选几个问题。有的人一生就搞一个，有的人搞几个方面，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研究一个方面可以深入下去，但就我个人来讲，选几个可能好一点。比如说，如果我只研究孙中山，我就可能去不了欧洲，因为他们不可能只叫我讲孙中山，他还要你讲华北农村调查。国内也是，很多大学我都去做过讲演。你如果只做孙中山，孙中山研究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学者，人家中山大学就有不少老师搞孙中山研究，出了很多书。所以，必须考虑社会需要和学术界的需要。多讲一些问题，有时还扩展了自己的知识。我在美国曾经讲中国的史前文化，比如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他们对此很感兴趣。我到河姆渡去过，我确实可以给他们讲，美国学者高兴极了。我在美国讲学9个月，我对美国的事儿知道的多一点，我回来之后，高教出版社说根据你的经验写一本《中国通史》。中国当时还没有给外国留学生使用的教科书。我们编写之后，高教出版社出版了。本来要翻译成外文，英文翻译了一部分，因为一些事就停下来了。多懂一些，比只搞一个要好一些。你知识面多了之后，也有利于研究一个问题。你知识面很窄，很狭隘，就受影响。有一年我请近代史所的刘桂五来讲课。他讲你对着墙一直看，看不出什么。王阳明格竹坐了七天，看不出什么,所以见识要广。

斯坦福大学有好多中国档案。我去过哈佛几次，斯坦福去过几次，有时就在斯坦福住，我经常翻档案，蒋介石、梅贻琦档案也在那里。对蒋介石要分段来分析。在大革命时期，蒋介石任北伐总司令，这是应该肯定的。“四一二”事变后，是绝对不能肯定的。这些年有新的观点，说国民党和蒋介石都是围绕中国的富强，就是路不同，方法不同。我想如果蒋介石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是不会这样处理问题的，不会对日本那样屈膝投降，把全部精力放在国内。与共产党不共戴天，屠杀共产党，绝对是错误的。在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是厉害的，能做群众工作，发展很快。国民党太腐化了，三青团太令人讨厌了，耀武扬威，霸权思想。很多人为什么跟着共产党，是比较的结果。我是1935年开始见到红军的，徐海东部通过西安附近，我觉得红军挺神奇的，都是十七八岁的娃娃，我很羡慕。西安事变之后，我就到生活书店，看书多了，对红军、对共产党也慢慢了解了，那时候我们唱《我家在松花江上》,唱《东北义勇军》。歌咏的力量很厉害，让人兴奋、产生救国热情。到解放战争时候，北大、清华、南开各校到解放区去的人很多，我那个时候就参加冀热察城工部工作，掌握去解放区的路线，很多人找我。我有三条路线，一条到唐山，一条从沧州过去，还有一条从北京那边到顺义。经我介绍去解放区的人很多，有复旦的，最著名的有袁木，我给他搞了假身份证，装扮成商人，穿个袍子说是经商的。到解放区，一般的都可以过得去，带点儿钢笔、带点钱，给那哨所，就过去了。当然，有的时候也被人抓住，有个朋友走唐山一条线，被抓到特刑庭。

我觉得国民党不得人心，1940、1941年左右，我到西安去，穿的衣服不是太整洁，一进西安城门就被宪兵抓起来了，拘留在一个囚室好几天。他们以为我是八路军，可我不是，我就是穿得不很整洁，宪兵就把我抓起来，让你坐监狱，太让人反感了。所以，很对人对国民党没信心，都走向共产党，知识分子都倾向共产党。现在，有人诋毁国民党的远征军，这是不对的。我恰巧有一年到云南，与云南警官学院的院长、党委书记于燕京见面，他帮助我和内子王黎到保山腾冲去参观，我说我们沿史迪威公路，渡过怒江，然后高黎贡山，这个一般都去不了的。我走了一趟回来，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怎么思考怒江战争，我就讲国民党远征军不应该否定。我也访问过南开大学的几个人，他们当时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们去当远征军的翻译官，我就访问他们当时一些状况，太有意思了。云南的中缅边境，我也到了，去了以后就有内容，有针对性，你没有去，也说远征军，就没有力量。从文本到文本，文章就不活，文章要活，就需要自己去调查，把调查的内容放进去，文章就有生机了。所以，我还是老话，你们得多搞些调查，可以发现问题。

我前面讲抗日根据地我是怎么开始研究的。抗日根据地资料的搜集很不容易，你要翻档案，你要搞调查，很多东西都是自己摸索。资料很多，得从里面再选，这与当时的经费也有关系。头一部晋察冀财政资料是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本来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后来在南开出，南开大学出版社听说与财政部有关，他们就去财政部要钱，本来已经说好了的，后来让我很被动，有些资料没收集到里面，就是经费闹的。也有鉴别和批准的麻烦，比如说，杨尚昆的讲话必须经过杨办，财政部就写报告给杨办，让杨尚昆再看一遍，然后才能登，很麻烦。有的资料，看半天也不懂，有一篇文章署名赵钱孙李，赵钱孙李是什么?到处找，最后在西安发现这个人了，赵钱孙李就是一二三四。为了鉴别资料，我们编者七八个人在一个地方用了一个多月校对、更正。有人说魏宏运是搞资料的，我不服气，我不是全搞资料的，后来我就不搞资料了，搞了两部不再搞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史料我就不再搞了，本来我还可以搞。搞资料是可以的，这个是基础，为研究铺平道路是好事。不要小看资料，搞资料也是一种学问。咱们中文系有个朱一玄，他搞中国古代四大名著的资料，现在大家很称赞。这位老先生一百多岁了，一辈子就搞资料。

学生提问：魏先生您好，特别荣幸听您的讲座。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看到李泽厚“告别革命”这样一个观点，他比较推崇渐进式改良的方式，那个时候清廷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在1906年到1907年的时候清廷曾经颁发过报章印刷的律例，对新闻法有促进作用，但是到现在我们国家都没有对新闻有过法律方面的推动。革命包括从辛亥对传统的破坏比较严重，所以他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告别辛亥革命，余英时先生也有这种论述。您怎么评价他们的这种看法?

我想这种提法不合适。告别不了，革命对国家民族影响这么大，怎么告别?告别革命，告别什么,前一阶段有很多这样的名词，我都不太同意这样的提法。文化是一代一代的传统，孙中山思想已成为中国文化传统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毛泽东思想已成为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一样。刘刚夫妇不是提“文化中国”吗，最后能够战胜的是文化，他们是刘泽华的研究生，发表了很多意见。我觉得最近有些观点很好，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离不开孙中山的革命，离不开过去，在过去的基础上才有今天。所以，我们研究辛亥革命是为了现在，为了未来，它有很多是可以吸收的。我们承认，清朝末年维新变法有些问题提出来了，但是提出来之后有些东西并没有执行，戊戌变法失败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广州一个会议，一个美国学者说立宪比革命好，否定孙中山，中国学者不同意，孙中山树立革命的旗帜，为世界各国所赞成，世界各国都赞成中国搞共和国。虽然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很多问题，但不能怪孙中山，问题很复杂的，一般革命成功后都有问题。你们看看利比亚很多内乱，都有这事，各种事情都出现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出现了很多党派，很多党派也没有成功，搞议会制也没成功，但这是过去没有的好事。革命告别不了，它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乱是另外一回事，马敏写过一篇文章，说辛亥革命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知道，没有中国农村的大变动，其实毛泽东也讲了。岂止是孙中山辛亥革命，河北的野三坡知道吧，野三坡那个村直到抗日战争还不知道清朝灭亡，还复明，共产党成立后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孙中山也有只贬的，中山大学有个人，他抬高别人，贬低孙中山，不符合事实，中山大学很多人不理他，台湾学者更反感。如果我们翻当时的报纸，也有对孙中山贬得很厉害的。对历史怎么看，与你站在什么立场这个关系太大了。有些日本人很尊重孙中山。我说日本是孙中山的革命根据地，他十次到日本去，前几年日本人发现奈良有孙中山的足迹，孙中山在那一天是怎么活动的，他很受人尊重。

中国共产党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天安门前一直有孙中山肖像。我认为，对过去好多问题都可以讨论，比如说德国的学者魏格森，她在德国接待我，她讨论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大跃进”是很大的问题。最近她又在全世界选几十个人谈辛亥革命。这是一个外国的女学者，原来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汉语学得很好。外国人有钱，所以经常举办这些活动，讨论中国问题。我告诉你们，你们将来要有机会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要中性，不要我党我军。有一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开会，一个中共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就说我党我军怎么样。你要看参加什么会，然后再选题。我在台湾参加研讨会，我就注意选中性的课题，我写的是抗战时期中国开发西北的进程。我在美国百灵斯外交委员会演讲，听众多是外交官、医生，第二天报上刊登魏宏运讲关于台湾问题，台湾统一是个长时间(的问题),long time,国共合作也是个long time,他说我说台湾国是独立的。我说你必须更正，将来人家发现魏宏运在外国乱说不行，第二天他就更正了。所以，在海外一定要注意，无论在什么场合用中性更好一点。有一年我到台湾，台湾政治大学七八个系主任在山上招待吃茶饭，其中有一个是在沈阳参加九一八会议认识的，我说你的文章很好，但你老是引用蒋介石，老是蒋介石怎么样怎么样，但他回了我一句说，你的文章里面不是也引用毛泽东吗?后来我们再见面，都改变了，不再是他离不开蒋介石，我离不开毛泽东了。总之，我的意思还是要用中性。

现在有些人把自己说成什么都懂，我很不赞成。什么大家，什么泰斗，都是胡来，人的知识就那么一点点。

2011年10月14日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一年级博士生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