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谭启龙见到刘英之子刘锡荣：要在纪检岗位上作出成绩

2002年11月，北京的夜风已经有些凉意。十六大会议期间，很多代表在紧凑的议程之余，抽空悄悄去看望多年来敬重的老领导。有人在走廊里看到这样一幕：一位已年过六旬的中纪委干部，轻轻敲开一间房门，进门时下意识地弯了弯腰，仿佛面对的不是普通的长者，而是亲人一般。

这位干部名叫刘锡荣，他还有另一个更特殊的身份——刘英烈士的儿子。屋里坐着的那位老人，则是与刘英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战友、时任中央领导同志的谭启龙。时间在两人身上都留下了痕迹，却抹不掉几十年革命情谊，也没有冲淡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期望。

很多人只看见这次见面时的温情场景，却未必知道，两人之间的牵连，其实要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烽火岁月讲起。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到浙东抗日根据地，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风风雨雨，这段跨越近七十年的关系，既是两家人的故事，也是中国革命队伍内部那种忠诚、信任和担当的缩影。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会发现这次2002年的谈话，并不只是一次普通的看望，而是前后半个多世纪历史的一个收束点。说到这里，就得从1938年说起。

一、1938年的南昌：一张合影，一生交情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合作表面上还在继续，暗中斗争却很激烈。就在这一年冬天，南昌城里悄然聚集了几位后来在党史上留下重要名字的干部。

谭启龙随湘鄂赣省委书记涂正坤一道，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汇报工作。几乎同一时间，从闽浙边区赶来的临时省委书记刘英，也奉命到南昌述职。几位负责南方游击战争的骨干干部，就这样在江南古城里第一次坐到了一起。

谭启龙多年后回忆刘英时，总会先提到一个细节：个子高挑，脸庞清瘦，眼神却格外有神，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话没说上几句，他就留意到刘英那只已经残废的右手。原来，早在1934年前后，刘英在率部突围时右手重伤，从此只能用左手生活、写字。按当时的条件，这样的伤往往意味着被迫离开一线，但刘英硬是凭着顽强意志，改用左手重新学写字、记材料、写报告。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那段极为艰险的日子里，能活下来已属不易，还能坚持工作，更显难得。也正因此，这位“右手废了”的干部，在与同事接触中，反而更容易赢得尊重。

那年临近春节，新四军办事处负责人黄道知道这些从各个根据地来到南昌的同志平时极少有机会相聚，就热情挽留他们在南昌过年。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在大城市里团聚一回，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辈子难得的事。

几位干部难得轻松了一次，相约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看似普通的一次留影，对谭启龙而言，却是第一次和同志们的正式集体照，也是他和刘英唯一留下来的照片。新中国成立后，这张照片被军事博物馆收藏，题名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部分领导干部合影》，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一份直观佐证。

不久之后，组织作出新的安排。谭启龙留在东南分局当巡视员，继续负责联络、指导各地工作；刘英则返回浙江，主持当地党的领导，准备在更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斗争。南昌短暂一聚，却为两人后来的相互信任埋下了伏笔。

二、战火年代的托付：孩子、母亲和一门“亲戚”

时间很快来到1939年。战争的阴云没有散去，个人生活却仍要继续。那年5月，谭启龙同严永洁结婚。第二年，严永洁怀孕。恰在此时，东南局形势愈发紧张，敌情频繁，机关不得不反复转移。出于安全考虑，组织决定将几位有身孕或带小孩的同志，暂时安排到相对安全的地方。严永洁和李一氓的夫人王仪，就被通知前往丽水。

当时浙江省委机关设在丽水。这座浙西南小城，成了很多革命者临时的“家”。严永洁与王仪合租一间屋子，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吃穿都要精打细算。孩子出生后，严永洁对红汞过敏，夜间疼痛难忍，几乎不能入睡。她既要照顾婴儿，又要忍受身体上的折磨，说一句“身心俱疲”并不夸张。

消息传到省委领导那边，刘英和夫人丁魁梅经过再三考虑，还是决定冒险去看望她。那时，省委的负责人一般尽量少在外露面，以免暴露目标。但在权衡了利弊后，两人仍然悄悄赶到严永洁住处，带上了纱布、药品以及有限的营养品。

严永洁见到他们时，非常激动，当场流泪。按当时的生活条件，这些东西并不容易筹措，更不用说还要冒着暴露的危险亲自送来。刘英对她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我跟启龙是好朋友啊，你身体不好，我不来看你能行吗？有什么难处就说，能帮的一定帮。”这种纯粹的人情，放在冷冰冰的战争环境里，显得格外珍贵。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遭到严重损失，南方局势骤然紧张。浙江的斗争环境也随之恶化。刘英被任命为华中局特派员，负责闽浙赣地区的工作；谭启龙则受命在上海建立闽浙皖赣四省联络站，维系各地党组织之间的沟通。粟裕向谭启龙介绍了各地党组织情况，希望他们之间保持密切联系。

从那时起，两人虽然难得照面，却通过联络站和秘密渠道不断互通工作情况。彼此都清楚，南方敌情险恶，哪一位同志出门，都未必能平安回来。

1942年2月初，这种担心终于变成现实。由于叛徒出卖，刘英在温州不幸被捕。闽浙皖赣联络总站负责人戈兵很快将消息送到上海，谭启龙立刻报告华中局领导和粟裕，请求组织做出应对。刘英被捕后，组织考虑到安全，安排丁魁梅转移到上海。

紧接着发生的事，往往被人忽略，却足以体现当时组织内部的信任程度。在上海，谭启龙帮丁魁梅安排住处，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她的生活。就在这座充满危险的租界城市里，1942年春天，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就是刘锡荣。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谭启龙夫妇给这个孩子的关心，更像是一种默默承担的“托付”。

1942年5月18日，噩耗传来：刘英在浙江永康方岩就义，年仅三十八岁。这一天的确切日期，后来多次在纪念活动中被反复提及。消息传到上海，谭启龙夫妇悲恸不已。对于南方党组织而言，刘英的牺牲意味着一位骨干领导的损失；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则是失去了一位生死与共的老朋友。

丁魁梅当时尚不知道丈夫已经遇难，只感到情况非常危险，情绪激动，一心想回前线参加战斗。为了不影响她执行任务，刚出生不久的刘锡荣，只得被送回浙江老家，由外婆抚养。这种把亲生孩子交给老人、自己再上前线的做法，在那一代革命者中并不少见，却无疑异常残酷。

同年6月，陈毅从华中局发来电令，要求在上海工作的谭启龙火速赶赴浙东，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丁魁梅也随队前往。7月8日，浙东区党委正式成立，谭启龙任书记，开始领导以四明山、天台山一带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游击区。

为了更好开展联络工作，谭启龙安排丁魁梅在区党委机关工作，负责同温州、台州等地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后来，又把她调往中华局组织部，承担更多机密工作。在枪林弹雨中，这样的安排，既是对她能力的信任，也是对刘英烈士家庭的一种照顾。

1945年冬天，抗战接近尾声，党组织开始考虑战后形势，也关注革命烈士亲属的安置。为避免刘锡荣姐弟在老家遭到特务报复，同时也为了安慰失去丈夫的丁魁梅，组织按照粟裕的指示，派出两位干部前往浙江，把刘锡荣、妹妹刘小英以及外婆一起接到当时华中局所在地淮安。

从这个节点开始，刘锡荣的人生轨迹，与普通农村孩子已完全不同。他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在军队和机关的环境中成长。可以说，从几岁起，他就生活在革命队伍的大熔炉里，耳濡目染的，都是关于牺牲、纪律和责任的故事。

三、解放后的两家往来：特殊年代的“靠得住”

新中国成立后，两家人的联系并没有因为工作调动而中断。1958年，丁魁梅调回浙江工作。那时，谭启龙夫妇也在浙江。逢年过节，两家人时常聚一聚。有时候只是普通吃顿饭，有时候则顺便带孩子一起去看电影、看文艺演出。

外人看上去，这不过是老同事之间的走动。实际上，在那个物资并不宽裕的年代，能有这样稳定的来往本身就不太寻常。丁魁梅常让儿子刘锡荣带点家乡土特产，送去给谭启龙一家尝尝。谭家则在节日时邀请他们来家里热闹一下，彼此之间已不再是单纯的“同志关系”，更像是亲戚。

真正让这种关系经得起考验的，是后来那段特殊时期。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问题被揭露之后，各地都开始甄别落实政策，平反一大批被错划、错整的老同志。浙江省委在这方面的工作中，谭启龙起了重要作用。对于过去一些复杂历史问题，省委开始逐一梳理，尽可能还原事实。

丁魁梅在丈夫牺牲后，因历史问题被审查多年，生活和工作都受到很大影响。随着政策逐步落实，她的历史问题得到了澄清，再次回到工作岗位。这件事，对她个人而言，是压在心头多年的石头终于落地，对熟悉刘英事迹的人来说，则是一件迟到的公道。

有意思的是，在处理政策问题的同时，谭启龙还留意到一个细节：丁魁梅年事渐高，而两个子女分散在外地，一个在山西部队工作，一个在安吉县。平时身边没有子女照应。考虑到这一点，他主动出面协调，把刘锡荣从安吉调往浙江省农委，让母子得以团聚。

从组织角度看，这只是一次正常的工作调动。但对于一个经历丧夫、长期审查的烈士遗属来说，这样的关照，意义完全不同。母子在杭州团圆时，刘锡荣已经成家，并有了孩子，一家三代终于在省城安稳生活。很多细小的家庭场景，在别人看来平平无奇，对他们来说却来之不易。

1986年4月，丁魁梅病逝。消息传到远在外地的谭启龙夫妇，他们专门发去唁电，并送上花圈，以这种庄重方式送老战友的夫人最后一程。这既是对一个老党员一生的肯定，也是一种情义的延续。

1992年，是浙东抗战开展五十周年。各地组织纪念活动，邀请当年参加过浙东抗日斗争的老同志回浙江看看。谭启龙夫妇再次回到这片熟悉的山水，专程前往永康方岩。这里安葬着刘英烈士的遗骨，后来丁魁梅的骨灰也移放在此，两人合葬。同赴战火，共葬山陵，既有悲凉，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完整感。

那次祭扫时，谭启龙在墓前驻足良久。知情者回忆，他当时神情凝重，很少言语。毕竟，自1938年南昌相识至今，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而那位在照相馆里意气风发的青年干部，永远定格在了38岁的时光里。山风吹过，岁月翻篇，仍有人记得当年发生了什么，这本身就值得一书。

四、从“革命友情”到纪检嘱托：一代对一代的交接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很多曾经驰骋战场的老同志陆续离休。身体允许时，他们会写回忆录，也会给后辈写信，交代一些多年挂在心头的事情。

1992年纪念浙东抗战五十周年之后，关于那段历史的回忆文章渐渐多起来。2002年5月18日，是刘英牺牲六十周年的日子，已经年近九旬的谭启龙，坚持亲笔写下纪念文章《革命的友情》，专门回顾他与刘英几十年的交往。文章不长，却信息很多，把早年多次鲜为人知的细节一一记下，对了解南方游击战争和浙东抗战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同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那年，谭启龙已经九十岁高龄，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会议。这本身就说明了组织对他的高度信任。刘锡荣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身份则是来自中央纪委机关的干部。

在忙碌的会议间隙，一个晚上，刘锡荣照例去看望“谭伯伯”。这已成了多年来的一种习惯，只要得知谭老到浙江或来北京开会，他总会想办法去拜访一趟。这一次，他心里多少有种不安的预感：老人年纪越来越大，每一次见面都显得格外珍贵。

房间里没有多少人，气氛很安静。老人与中年人对面而坐，话题从身体状况聊到家庭近况，又自然转到工作上。谈到刘锡荣在中纪委任职，谭启龙明显有些动情。据知情者回忆，他语气郑重地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这件事太重要了，社会主义江山打下来不容易，牺牲了多少同志，不能让他们白白流血。你在纪检岗位上，一定要做出点成绩，不辜负党的信任。”

在场的人记得，当时谭启龙还补了一句：“社会主义人民江山打下来不容易呀，不知道多少同志倒在路上。你们现在条件好，但规矩不能丢。”这话没有高深理论，却把老一代革命者内心最看重的东西点得很清楚——权力怎么来的，牺牲付出过多少人，这笔账不能忘。

刘锡荣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简单的话：“谭伯伯放心，一定不辜负。”这句回答不算华丽，但在那样的场合下，已经是最庄重的承诺。

谈话接近尾声时，话题又回到家庭。谭启龙看着眼前已是“花甲之年”的刘锡荣，忍不住感慨：“你是你父亲牺牲两天后出生的，是遗腹子，现在也六十多岁了。年龄不饶人啊，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劳逸要结合。”这几句看似平常的叮咛，已经完全是一位长者对后辈的关怀，很难再分得清是组织关系，还是家庭情谊。

刘锡荣后来回忆，当时的感觉就像在听亲生父亲讲话。毕竟，从出生起，他便在组织照顾下长大，而谭启龙夫妇对他们一家，几十年来多次伸出援手。这种情感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会转化成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

遗憾的是，没有人预料到，这次在十六大期间的见面，会成为两人的永诀。不久之后，谭启龙病逝。消息传出，许多曾经和他共事过的人都表示哀悼。对于刘锡荣来说，这更像是失去了一位“家里最稳的那根梁”。

他赶到谭家吊唁时，站在灵堂前久久不语。最后，他对着谭老的遗像深深鞠了三躬，小声说了一句：“安息吧，谭伯伯。”这句话虽然简短，却包含了几十年相知相托的情感，以及对上一代革命者的深深敬意。

有一点值得注意：在这条长达数十年的时间线上，从1938年南昌初识，到1942年联络营救，再到解放后落实政策、照顾烈属，直至2002年关于纪检工作的嘱托，前后串起来看，不只是个人情谊的延续，更像是一种精神的传递。刘英用生命守住的是信仰，谭启龙在此基础上，更多承担起了对后辈的提醒，而刘锡荣这一代，则要在具体岗位上，把这些抽象的信念落实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用一句不那么书面的说法概括：前一代人用鲜血打下江山，后一代人靠规矩守着江山。站在这条线的中间，人们更容易理解，为何一位九十岁老人会在见面时反复叮嘱“要在纪检岗位上作出成绩”，而不是简单聊聊家庭、聊聊往事。

从这个角度看，2002年的那次谈话，既是两位老少之间日常的一次见面，也是跨越三代人的一种交接。刘英牺牲时年仅三十八岁，未能看到新中国诞生；丁魁梅历经坎坷，最终安眠在丈夫身边；谭启龙带着对战友的怀念，把希望寄托在烈士子女身上；而刘锡荣，则在中纪委系统默默工作，把“革命的友情”转化为一种无形的警戒线。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不需要太多抒情词句，只看清时间节点和人物之间的连线，就能感受到其中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