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葬礼：病逝次日降大雪，三军仪仗队为他抬棺，数十万人送行

2009年11月初的北京，气温陡降。前一天，10月31日早上8点零6分，这座城市刚刚失去一位98岁的老人；第二天，大片雪花压着冷风落下，人们站在八宝山外的街道边，有人轻声说了一句：“老天这是在送他啊。”

那一天，八宝山革命公墓门口，人群排成长队，花圈一圈圈堆到路边，队伍从早晨一直绵延到近中午。有人赶了夜车从外地来，只为在礼堂里向遗体鞠一躬；还有老兵拄着拐杖，站在风雪里，不肯提前离开。

礼堂里布置得很朴素。正前方是一幅黑白遗像，照片里的老人目光温和，身后只是一面浅色背景。遗体安放在鲜花和翠柏之中，身上盖着鲜红的党旗。等到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三军仪仗队列队进场，抬起覆盖着党旗的棺木，步伐稳而沉，人群瞬间安静下来，只剩靴子与地面碰撞的声音。

有意思的是，这样庄严的场面，与几十年前那个从美国港口登上回国邮轮的中年人相比，形成了一个首尾呼应的画面。一个是被质疑、被监控、被扣押的“危险人物”，一个是受到三军致敬、数十万人自发送别的“人民科学家”，中间隔着半个世纪的风雨。

在官方发布的讣告中，钱学森被称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原副主席，这些头衔排列起来颇为肃穆。但在熟悉他的人眼中，他更像是那个总穿着旧中山装、说话不紧不慢、碰到夸奖时总是摆摆手的老人。

令人难忘的是，2009年10月31日消息传出后，网络上很快出现了无数自发的悼念文字。很多人甚至说不上他具体研究了哪些公式、参与了多少型号，只记得两个词：导弹，卫星。背后真正的故事，要从他离开美国的那几年说起。

一、归来之人：从“天才”到被扣押

时间往回拨到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时，38岁的钱学森正在美国事业高峰期，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正教授，又在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担任技术负责人，还参与美国空军的科学顾问工作，能够进出五角大楼，接触军事机密项目。

那时，他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冯·卡门。老教授对这位中国学生极为看重，说过一句话：“与其说是我发现了他，不如说是他发现了我。”在美国科研圈里，“Qian”这个姓已经不再陌生。家庭生活方面，更算得上风光——与出身名门、颇有音乐才华的蒋英新婚，孩子也陆续出生。

从常理看，这样的日子完全可以平稳过完一生。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苏联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以及美国国内“红色恐慌”情绪高涨，一切慢慢变了味。1949年11月，美国高级外交官艾尔杰·希斯因“间谍案”被推上风口浪尖，整个社会弥漫着紧张气氛，科研人员也难以置身事外。

在最初的调查阶段，美国军方并没有马上驳斥钱学森以往的贡献，他在战时研究高超音速气体动力学、喷气推进理论的成果摆在那里，很难否认。但一个关键事实无法改变——他不是美国公民。随着怀疑不断发酵，敏感项目的研究许可被吊销，曾经畅通无阻的实验室也开始对他设限。

对一个心里早就打定主意要回国的人来说，这些变化只会加快决心。1950年6月16日，他向加州理工学院递交辞职信，着手办理离开美国的手续。几天后，在与联邦调查人员的会面后，他留下了一段颇为克制的声明，大意是：在过去十多年里，他确实为这个国家的科学做出过贡献，如今怀疑笼罩，最体面的选择就是离开。

事情很快急转直下。行李在洛杉矶港口被扣，他本人也在1950年9月6日晚被移民局人员带走，先关在市监狱，后转移到特米诺岛进行羁押。短短15天，体重骤减，嗓音嘶哑，出狱时连熟人看见都忍不住惊叹他变样太快。

保释之后，他似乎恢复了“自由人”的身份，但每个月必须向移民局报告行踪，电话被监听，出行被跟踪，随时可能被叫去参加新的听证会。住处周围出现陌生面孔已经成了常态，这一点他和家人心知肚明。对他来说，回国的路似乎被一层又一层无形的网拦住了。

在大洋彼岸，他的处境被迅速通报回国。中央十分重视，相关部门多次通过外交渠道表达关切；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准备赴日内瓦会议时，特别提到要在处理侨民问题时争取这位关键科学家的回归。日内瓦会场内外言辞交锋不少，有时甚至颇为尖锐，但涉及归国人士时，中国代表团的态度非常明确。

谈判经过多轮拉锯，最终达成一个颇具分量的安排：中国释放被俘的部分美军飞行员，美国允许包括钱学森在内的若干中国公民离境。1955年8月4日，他接到可以回国的正式通知时，已经被限制自由长达五年。

同年9月17日，他和家人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从洛杉矶港启程，目的地写的是香港。码头上挤满了记者，有人问得很直接：“以后还会再回美国吗？”钱学森脸上的笑意一下收住，缓缓答了一句：“不会再回来，没有任何理由再回来。”

这句话在当时被不少媒体记了下来。对外人而言，这只是一个选择；对他自己来说，却是斩断退路。10月8日，这一家人穿过深圳罗湖桥，正式进入大陆。那天，他已经44岁。

二、戈壁深处：导弹、卫星与一个低调的人

回国后的钱学森，几乎没有过渡期。很快，在周恩来总理鼓励下，他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从管理体制、科研机构到人才培养，写得既细又直白。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一份“路线图”，告诉国家应当怎样在短时间内搭起导弹和火箭工业的骨架。

这份意见得到了高度重视。1956年4月，中央军委批准组建国防部五局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由航空工业委员会牵头推动相关工作。同年10月8日，在北京的一个庄重场合，聂荣臻元帅宣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并当场宣布院长人选——钱学森。

这个时间刻意选在他回国整整一周年，意义不言自明。一年之前，他刚踏上祖国土地；一年之后，他已经站在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前沿位置，肩上担起的是一个新生国家的尖端科技布局。

那时的科研条件远谈不上优越，资料缺口大、试验条件差、基础工业薄弱，哪一条拎出来都不轻。许多关键技术没有现成图纸可抄，只能从原理推起，从计算、风洞试验一点点往上走。钱学森常常带着技术骨干住在试验基地，白天在现场盯数据，晚上钻进帐篷里翻资料，很多人只记得他那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公式和思路。

1960年，中国第一枚地地导弹发射成功，时间并不长，离他回国还不到五年。1966年，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并爆炸成功，标志着中国在“核”和“导”的结合上跨过了关键门槛。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地面响起《东方红》的乐曲，许多人在收音机前安静聆听。

这些成果背后，涉及数以万计的科研工作者、工人和军人。国内有一种简化的叫法，把他称作“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航天之父”，甚至“火箭之王”。但在1992年的一封信里，他对这种提法相当不以为然，大意是：导弹和卫星事业是“大科学”，靠成千上万人的协同，光科技负责人就有好几百，“哪来什么‘之父’？”他只愿意把自己比作“集体工程中的一粒小芝麻”。

这种态度，在家人眼里并不意外。儿子钱永刚后来回忆，父亲对功劳的看法很清楚：国家需要什么，就去做什么；做成了，是党和集体的成就；做不成，自己再想办法。对名和利，他总是显得有点“慢半拍”，别人兴奋的时候，他往往只淡淡一句“还可以，再努力”。

工作太忙，对两个孩子照顾有限，这是当时不少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处境。钱永刚7岁、钱永真5岁时，一家人刚回到北京没多久，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单位，孩子和母亲在生活上更亲近一些。

有一回，小学考试结束，钱永刚有两门课只拿到4分（满分5分），被老师留下谈话，回家后心情郁闷。晚饭前，钱学森问起缘由，儿子支支吾吾把分数说了出来，心里已经做好挨批评的准备。没想到他只说了一句：“只要比上次有进步，就是好事。”

过了不久，孩子在下一次考试中拿到了满分，兴冲冲地跑回家报喜。钱学森听完，很平静地来了一句：“上次有两个4分，也挺好。”短短两句话，既没有夸张表扬，也没有连带谈理想志向，倒是把他一贯的淡定和宽容展现得很明显。

1982年，钱永刚从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来又到加州理工学院深造，完成硕士学位后回国工作，长期在解放军相关科研单位从事计算机系统研制。退休后，他在多所高校担任兼职教授，并受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经常以讲解志愿者的身份，给前来参观的人讲述父辈那代科学家的往事。

钱永真则走上了另一条路。她继承了母亲的音乐天赋，在20世纪80年代赴欧洲留学，学成后回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先后担任教研室主任、歌剧系副主任，工作到退休，一直低调得很。对不少人来说，她这个名字还是与父亲的履历一起出现时才被注意到。

从美洲海岸到西北戈壁，从风洞实验室到发射阵地，钱学森的履历可以用大量数据、型号和职务去堆砌。官方曾有一句评价：因为他的回国，中国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进程至少提前了二十年。这种说法难免有概括性，却也说明，在那个关键阶段，他所承担的分量，已经很难用简单头衔来形容。

三、大雪送行：从航天大院到八宝山

时间回到2009年。那一年他已经在北京阜成路8号航天大院的红砖楼里住了几十年，楼体略显陈旧，木地板磨得发亮，家具不算精致，却很干净。除了门口有警卫值守，院子里和普通居民楼没太大区别。

10月31日清晨，他在这里安静离世。按照生前嘱托，家中灵堂布置得格外简单，一张桌、一幅遗像，几束白菊花，一切从简。可消息传出后，人来的速度远远超出家属预估。花圈和花篮很快占满屋内，工作人员不得不在楼下搭起棚子，把更多挽联摆到户外。

钱永刚后来回忆，说有两件事让他有些意外。一是父亲走得比想象中突然，这些年为应对疾病积累的经验几乎派不上用场；二是他没料到会有这么多人前来吊唁，有些人家里甚至从没和钱家打过交道，只是听到消息后觉得应该来鞠上一躬。

航天大院的院子不算小，却在那几天被花圈和人群“填满”了。有的老工程师拎着自己写的挽联，从其他城市赶来；还有人带着老照片，边排队边给身旁的晚辈讲起当年在试验基地见过的钱院长。

告别仪式定在11月6日，地点是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那天清晨，礼堂内外气氛凝重，门口的黑底白字横幅写着“沉痛悼念钱学森同志”。走进礼堂，迎面是一幅庄重的遗像，下面摆着家属敬献的花圈，挽联上写着朴素的几个字：有写“爸爸，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也有写“爷爷，我们永远想念您”。

在遗体前方不远处，有一只格外显眼的花圈，那是夫人蒋英敬献的。挽联上的字简单干净——“学森安心走好”。老人家在现场几度落泪，面对遗容，声音一度哽咽，身旁有人轻声劝慰，她只是摇摇头。

按照安排，当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先进入礼堂，向遗体三鞠躬，再一一与家属握手致意。等官方致敬结束后，社会各界群众开始依次走过灵柩前方，默默鞠躬，很少有人在现场高声交谈，更多时候只是轻轻叹气。

不完全统计显示，从设灵到告别仪式结束，前来送别的群众达到数十万。有人排队几个小时，只为了在遗体前停留几秒钟。有位老工人对身边的人低声说：“那时候要不是他在前面顶着，咱们很多试验都不敢做。”这句看似随口的话，却折射出基层人员对他的另一种记忆。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到了入殓和送去火化的环节。三军仪仗队全体官兵整队入场，为灵柩抬棺扶灵。棺木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旗面平整，随着行进略微起伏。军乐声低沉，步伐整齐，人群自觉让出通道，送别的目光一路相随。

就在葬礼前后几天，北京突降大雪。有人站在八宝山外仰头看了一会儿雪花，转头对同伴半开玩笑地说：“连天都在下白花。”这句话听上去略带感性，却也道出了很多人当时的心情。

从回国那天算起，钱学森在新中国度过了整整半个多世纪。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到导弹、核弹头和卫星一一成功，再到后来培养大批新一代科研人才，他所参与的许多决策和方案，如今已经写进公开的史料和教材。

而在另一端，他的日常形象却相当朴素：旧沙发、老式电话、磨损严重的地板，还有堆得满满当当的书和资料。对很多年轻来访者，他最常说的不是“成就”，而是“要做有用的事，要做集体里的一员”。

2007年，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他的颁奖词，简要勾勒了这样一个人：国是重的，家是轻的；科学在前，名利在后；五年归国之路，十年“两弹”成就；在艰难岁月里，他开辟了祖国航天的道路，为后来者搭起了攀登的阶梯。

从航天大院的灵堂，到八宝山的大雪送行，那个曾被外界评价“价值抵得上五个师兵力”的科学家，最终以一种质朴却极高的礼遇告别人世。

病逝次日降下的大雪、覆盖党旗的棺木、为他抬棺的三军仪仗队，以及自发送别的数十万群众，这些画面并列在一起，已经构成了关于钱学森最直观、也最有重量的一段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