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一直很好奇，本拉登对多国发起过攻击，为何独独放过中国？

1990年8月的某个夜晚，科威特城的灯火还没熄灭，伊拉克坦克的履带声已经压到了城郊的柏油路上。就在这一年，中东秩序被彻底打乱，一个名叫奥萨马·本·拉登的人，也在悄悄改变自己的轨迹。几年后，他会成为美国“头号敌人”，用一场震惊世界的袭击，把自己的名字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而在另一端的亚洲大陆，中国依旧按自己的节奏推进改革，远远旁观这场风暴。有意思的是，本拉登对美国、对其盟友毫不手软，却始终没有把矛头对准中国，这一点，让很多美国人至今困惑不解。要想看明白这个问题，时间线得从更早的地方拉起。

1982年开始的十年，对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是动荡期。苏联军队已经深陷阿富汗战场，中东到中亚的政治气候迅速升温，各类“圣战”口号此起彼伏。成千上万的年轻穆斯林从四面八方涌往阿富汗，穿着各式粗糙迷彩服，却抱着同一个念头——去“战场”证明自己。

在这股潮流里，本拉登只是众多“新面孔”之一，但出身背景注定让他与其他人不同。沙特建筑大亨之子、亿万家族继承人、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工商专业学生，这些标签套在他身上，怎么看都不像后来那个“国际恐怖主义代言人”。

早年的本拉登，在家族里算得上安静内敛，学习成绩不错，对工程和商业颇有兴趣。他在大学阶段虽转向伊斯兰研究，但整体生活轨迹仍十分“体面”：体面出身、体面教育、体面事业。甚至在父亲留下的至少2500万美元资产支撑下，他本可以稳稳地做个成功商人。

转折点出现在阿富汗。苏联军队进入之后，战火迅速蔓延。许多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宗教力量把这看作“捍卫信仰”的机会，号召信徒奔赴阿富汗。本拉登也在这种氛围中踏上那片山地，身份却不是普通志愿者，而是带着资金和资源的“重要人物”。

当时一些伊斯兰组织希望沙特王室能派一位王子出面领导沙特志愿队，好向伊斯兰世界展示王室对“圣战”的支持。然而现实很冷淡，王子们并不愿意去前线吃苦。这时候，本拉登站了出来。虽然不姓“王”，但与沙特王室关系密切，又有钱有资源，自然成了“理想替身”。

他从沙特源源不断调拨资金和物资，把家族企业的工程师、重型建筑设备一并带进阿富汗边境营地，帮人修路、建仓库、搭训练营、设医疗点。许多后来被媒体反复提及的训练基地，其基础设施实际上都有他的影子。很现实的一点，只要在战区持续输血的人，迟早会被推到前台。

那时的本拉登，对苏联的敌意远比对美国强烈得多。他把苏军看作“占领者”，认为对方踏入穆斯林世界就是对信仰的侵犯。而在冷战格局下，美国恰好站在苏联对立面，于是出现了一个颇为诡异的场景：本拉登所在的武装组织，和美国的战略目标在同一条线上。

美国情报机构以“对抗苏联”为大前提，投入巨额资金支持阿富汗境内的反苏力量。各种武器、物资通过复杂渠道进入前线，在这个过程中，本拉登这样的“地方大金主”自然受到了极大重视。美国人当时看重的是苏联能不能被拖垮，对这些激进分子以后会做什么，并不太上心。

有美国学者当年就提醒过中央情报局，持续鼓励世界各地的激进分子流入阿富汗，是个危险的实验，迟早会酿成问题。可惜在“拖住苏联”这个目标面前，风险被刻意忽略了。反正从西方的视角看，苏联崩塌才是“第一大事”，至于那些被战火煅烧出来的武装团体，将来去哪儿、会干什么，暂时不在考虑范围内。

一、本拉登从“盟友”到“头号敌人”

1989年，最后一批苏军士兵撤出阿富汗，苏联帝国已经明显露出衰败迹象。这场战事对本拉登来说既是“成名之战”，也是失落的起点。内部派系之争愈演愈烈，他对阿富汗战场的环境越来越厌烦，索性返回沙特，准备重新拾起家族生意。

就在同一时期，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做出一个冒险决定：进军科威特。1990年8月的闪击行动，让这个海湾小国迅速沦陷，国际社会震动，美国表态要捍卫科威特主权，海湾战争的序幕缓缓拉开。

科威特与沙特接壤，美军若要发动反击，最佳选择就是借道沙特。问题在于，沙特不仅是普通石油大国，更是麦加和麦地那的“守门人”。在大量穆斯林心中，这片土地极其神圣，外国非穆斯林军事力量的大规模进入，触动的是最敏感的神经。

本拉登站出来反对。他向沙特王室提出另一条路：沙特完全可以依靠本国及地区武装力量对抗萨达姆，无需引入美军。他自信地表示，可以筹集战斗人员和资源，把伊拉克军队赶回去。

沙特国王并非不听，只是把本拉登方案与美国的方案摆在一起对比，结果还是选择了后者——允许美国及其盟国军队进入沙特，以解放科威特为名发动军事行动。同时口头保证：战事结束后，外国军队会撤离，不会长期驻留下去。

现实发展却偏离了承诺。伊拉克军队被击退后，美军空军力量仍在沙特保持存在。沙特王室对这种军事驻扎默许，既顾及安全考量，也看重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对于本拉登来说，这几乎是双重刺激：一方面美国驻扎在他视作“圣地”的土地上，另一方面，王室违背了先前的承诺。

这种心理落差不断发酵，他开始接连发表针对沙特王室和美国的公开批评，言辞逐渐尖锐。沙特方面的耐心很快耗尽，最终取消了他的沙特公民身份，将他推向“无国籍”的境地。身份骤变，他再难以以正常商人形象在国际社会活动，只能辗转苏丹、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寻求庇护。

在这些地方，本拉登重新搭建自己的网络，更多以录影带、文字声明的形式露面，对外发布威胁和“宣言”。1998年2月，他所在的基地组织联合其他极端组织，发表所谓“对美国人的圣战宣言”，措辞非常激烈，把美国在阿拉伯半岛的存在描述成“占领”“掠夺”和“羞辱”。

宣言里那句“杀死美国人及其盟友，是每个穆斯林的责任”，把矛头指向了所有跟美国站在一起的势力。伴随这份文件而来的，是一系列具体行动。半年后，东非两处美国大使馆先后遭到爆炸袭击，造成二百多人死亡，本拉登的名字从此在西方媒体的标题中频繁出现。

同年11月，美国宣布悬赏500万美元捉拿本拉登，全球追捕行动正式展开。从“反苏盟友”到“全球通缉对象”，他的身份在不到十年内完成了极端转变，背后推动力，说到底还是中东地区力量格局和美国介入方式的变形。

2001年9月11日，一场前所未有的恐怖行动让一切升级到了极点。19名潜伏在美国境内的劫机者，几乎在同一时间点行动，控制了四架民航客机，两架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向五角大楼，最后一架因乘客奋力反抗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山区。

将近3000条生命，在短时间内被夺走，美国本土遭到如此规模袭击，是前所未有的打击。随后的“反恐战争”，从阿富汗一路延伸开去，本拉登也在这一时期被正式定性为“全球恐怖主义象征”。

美国用了整整十年，才在2011年5月锁定他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藏身地。夜色下，直升机降落，一队海豹突击队士兵冲进这栋隐蔽的大院。在近距离对峙中，本拉登被连开三枪击中头部，当场死亡。他的妻子曾试图挡在前面，却未能改变结局。

据参与行动的特种兵回忆，撤离途中直升机空间极其局促，队员几乎是挤在一起，其中一人说，自己在长达数十分钟的飞行过程中，几乎一直是“压着尸体坐”的。之后，尸体被空运到阿富汗，经多重程序确认身份，再送上“卡尔·文森”号航母。

按照美方描述的流程，本拉登遗体被清洗后包裹进白布和称重袋，有军官用阿拉伯语宣读宗教仪式文句，随后尸体连同木板被倾斜投入大海，以海葬形式结束此生。无论如何评价他的一生，这个过程本身充满象征意味：曾经影响全球安全格局的人，最终在黑夜和海水中消失。

二、仇恨的方向：美国为何成了唯一焦点

要解释本拉登为何“只咬美国”，得从他心中的“敌人地图”说起。对他来说，几个关键节点构成了仇恨的基础：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军队长期驻扎阿拉伯半岛、沙特王室对美军的纵容，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一贯支持。

在阿富汗战场的岁月，让他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外部大国的军事介入，是对穆斯林世界的严重冒犯。苏联如此，美国在海湾战争后的行动，在他眼里也没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前者是“红色帝国”，后者是“西方十字军”，对象不同，逻辑类似。

海湾战争后，美军并没有如口头承诺那样迅速撤出沙特，而是以各种名义继续保留军力，这一点深深刺痛了许多激进分子的神经。本拉登反复指出，美国驻军是在占领穆斯林的圣地，把沙特变成“附庸”。这不仅是政治判断，更是带着情绪色彩的指责。

与此同时，他与沙特王室的彻底决裂，使得他更容易把一切矛盾归结到美国身上。在他的叙事中，美国既是入侵者，又是腐蚀中东统治者的幕后推手，是一切“背叛”和“堕落”的根源。这样的叙事虽然偏激，却在部分极端主义者圈子里广为流传。

另一个因素是巴以问题。长期以来，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内备受敌视，而美国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坚定支持以色列，这在激进分子眼中无异于“帮仇人撑腰”。在2001年“9·11”袭击后不久，本拉登在录像中就把以色列列为发动袭击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这几条线索可以看出，他把仇恨几乎集中投射到同一个对象——美国及其直接盟友。不是说其他大国完全不在他的视线范围内，而是与之相比，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行动，给了他更多“动员理由”。

有一点不得不承认，本拉登对目标选择并非完全“失控”。他并不是随意在全球范围内“见谁就咬谁”的疯子，而是有一套扭曲却相对清晰的逻辑：谁在他认定的“穆斯林土地”上使用武力，谁就可能成为优先打击对象；谁与这些“入侵者”结成紧密军事联盟，谁就有被牵连的风险。

美国恰恰在这些条件上全部“命中”。军事存在长期化、对地区政权施加影响、对以色列的支持，这些都被他视作“不可饶恕”的行为。试想一下，当一个极端主义者把所有怨恨集中到一个国家身上，他在行动层面自然会有倾斜。

从时间线看，1998年美驻东非大使馆爆炸案、2000年美军“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到2001年的“9·11”，本拉登几乎所有对外高调行动，都与美国直接相关，要么攻击其驻外设施，要么袭击其军舰，要么干脆把目标锁定在美国本土象征性建筑上。

三、中国为何被“排除”在攻击名单之外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角色。几十年来，中国在外交上一直强调不干涉内政，不寻求势力范围，不以军事手段介入地区事务。这种定位，在很多伊斯兰国家眼中是相对“中性的”，甚至在一些时候带有“友好”色彩。

中国与大部分伊斯兰国家没有直接殖民历史，也没有在这些国家驻扎大规模作战部队，更没有参与“改造”别国政权的军事行动。对很多中老人群来说，这一点可能早已习以为常，但在中东语境下，这是非常重要的背景。

从本拉登的角度看，中国既没有在阿拉伯半岛部署军队，也没有在巴以问题上扮演强势干预者，更没有直接参与对伊拉克、阿富汗等国的军事入侵。这样一来，他想要为自己的极端行动寻找“宗教和政治理由”，就很难把中国包装成“首要敌人”。

更现实的一点是，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不少国家保持着长期合作。从基础设施援建，到经济技术支持，再到多边场合的相互支持，这些都让中国在许多穆斯林国家民众心中形成一种“合作伙伴”的印象。这种背景下，如果本拉登贸然把矛头指向中国，很可能引起内部争议。

以巴基斯坦为例，这是他后期最重要的活动区域之一，也是他最终被发现和击毙的国家。中巴关系长期保持良好，中国在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等方面对巴提供过大量援助。巴国内不少人把中国视作可靠伙伴，在这种氛围里，本拉登若公开煽动对中国的敌意，不仅难以获得共鸣，甚至可能遭到当地势力的抵触。

从实力角度看，中国也是一个不能轻易招惹的大国。对基地组织这样的网络来说，同时与多个大国为敌，不仅增加生存压力，还会分散有限资源。对本拉登而言，他已经把美国视为首要目标，再开辟一条“对华战线”，风险和收益明显不成比例。

更何况，在冷战后期和冷战结束之初，中美之间本身也存在不少摩擦和矛盾。从一个极端主义者的视角，可能会认为中美之间并非完全“铁板一块”，甚至隐约带着某种“敌对潜势”。在这种想象中，中国更像是潜在牵制美国的力量，而不是需要优先攻击的对象。

因此，与其说是本拉登“放过”中国，不如说在他的世界观里，中国从未进入过优先打击名单。这种“缺席”，来自几个方面叠加：没有直接军事入侵伊斯兰世界，没有长期驻军圣地，没有在巴以问题上扮演强硬偏向一方的角色，同时在不少穆斯林国家承担过援助者的角色。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完全不受恐怖主义影响。恐怖主义是一种跨国现象，任何国家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波及。尤其本拉登一手搭建的组织网络，成员复杂、分支众多，对部分极端分子产生一定“示范效应”是在所难免。

但从总体看，这种影响更偏向间接，而非像对美国那样直接以本土为目标实施大规模袭击。对中国而言，挑战更多体现在如何防范跨国渗透、打击暴力极端活动，维护自身社会稳定，而不是突然被卷入某个极端组织的首要敌人名单。

四、从“自由斗士”到“恐怖象征”的讽刺

有一点值得反复回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本拉登曾被一些西方舆论包装成“自由斗士”。那时的他，被视作反抗苏联入侵的“勇士”，美国对相关武装给予直接或间接支持，在舆论上也不吝赞誉。

阿富汗战场给了他充足的实战经验，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国际网络”的雏形。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激进分子在那片土地上训练、作战、交流，战术和思想在这里交织，慢慢形成跨国组织的雏形。后来基地组织在世界各地建立据点，这些早年的联系发挥了关键作用。

更重要的是，他在阿富汗战场悟出一套“非对称对抗”的思路。面对一个军事优势极其明显的超级大国，正面战场注定打不过，那么就采取长期骚扰、集中打击软肋的方式，用有限资源换取最大的心理冲击和政治影响。

“千刀万剐”式的消耗，就是这种思路的具体体现。对方军事实力再强，如果被迫长期投入巨额资源应对看似“零星”的袭击，国内舆论压力、财政负担、军心士气都会不断被蚕食。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长期纠缠，很大程度上验证了这一点。

从结果看，本拉登没等到自己设想中的“美国全面衰竭”，就被击毙在异国房间里；但美国确实为“9·11”之后的全球反恐行动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资金消耗巨大，军人伤亡不小，社会心理创伤长时间难以愈合。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为什么本拉登对世界多国发动攻击，却独独没有向中国动手？从时间和逻辑脉络看，答案并不神秘。

他对美国的仇恨，是在阿富汗战场、海湾战争、美军驻扎沙特、巴以冲突这些事件中一点点累积出来的。在他的叙事里，美国成了“入侵者”“亵渎者”“支持以色列的幕后金主”，是所有矛盾的汇聚点。

而中国在这些关键节点上并没有扮演类似角色，也没有卷入中东内部教派和领土矛盾。再叠加与伊斯兰世界不少国家的合作关系，以及中巴这种特殊友谊，本拉登很难找到一个既能说服自己、又能说服追随者的理由，去对中国发动那种象征性的大规模袭击。

最后，恐怖主义是全球性挑战，但不同国家与之交锋的方式各不相同。本拉登的故事提醒人们，外部干预、短视决策和极端思想交织在一起，很容易催生出难以控制的后果。美国在其中承担了沉重代价，其他国家也从这段历史中汲取了许多教训。

本拉登本人已经消失在海水之下，但他留下的那些组织残余、思想碎片，以及被反恐战争改变的国际格局，在相当长时间里还会继续产生影响。至于他为何没有把矛头指向中国，这既是历史逻辑推演的结果，也映射出各国在中东问题上截然不同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