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梁实秋欲访问延安，毛主席点名拒绝：不欢迎梁实秋到延安

1940年春天，正是陪都重庆炮声未歇的日子。嘉陵江水翻卷着浑浊浪花，江边茶馆里，关于“延安”和“统战”的议论，一桌接一桌地传开。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封从延安发出的电报，落到了国民参政会相关人员的案头——电文中明确表示：欢迎国民参政会慰劳团访问延安，但“不欢迎梁实秋到延安”。若一定要来，只能以“小米饭、高粱酒相待”。

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气氛中，这封电报的态度算得上非常罕见。毛泽东在统战对象上，一向讲究“多交朋友，少树敌人”，怎么会点名拒绝一位文化界名人？而且，这位被拒之门外的人，并不是军阀，也不是政客，而是一位以散文、评论和翻译闻名的文人——梁实秋。

要理解这件事，就不能只盯着1940年那封电报，而得把时间往回拨十几年，看一看中国文坛上一场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论战，是怎样一步步把矛头引向了政治与立场。

一、从《新月》到鲁迅：一场“文艺观”撕开了口子

时间要回到1928年。那一年，二十多岁的梁实秋刚从美国留学归来，满脑子西方文学理论，与徐志摩、闻一多等人一起，在北平创办了《新月》月刊。新月派提倡的是一种“纯文学”立场，讲究形式、品味、自我修养，希望把文学从政治风云中“拔出来”，回到他们理想中的“审美王国”。

创刊号上，梁实秋发表《文学的纪律》，文章开头不乏锐气，一面讥讽沉湎情绪、逃避现实的“颓废浪漫”，另一面则对“革命文学”横加批评。他认为文学不应被政治“绑架”，更不能被阶级斗争理论“指挥”。话说得不客气，矛头直指当时逐渐走上前台的左翼文学思潮，其中包括鲁迅。

鲁迅是不会对这种说法视而不见的。他的回应没有停留在情绪上，而是直接刺向梁实秋立论的根。据鲁迅分析，那套所谓“思想自由”“文学独立”的说辞，说得好听像是要给文学松绑，其实是在为既有的社会秩序辩护，把“无产阶级的呐喊”说成“破坏审美”，本质上仍是资产阶级立场的文化话语。

梁实秋当然不服，再发文章，追问鲁迅的政治立场，甚至带着一点激将意味：既然你支持革命文学，那就说清楚，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鲁迅的应对相当老辣。他一面拆穿梁实秋“逼表态”的意图，一面继续拎出其言论背后隐藏的阶级立场，指出所谓“非政治的文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往往只是为旧秩序粉饰太平的一种手法。这样一来，双方不仅在文体、方法上交锋，还把问题推到了阶级、革命与文艺方向的根上。

有意思的是，这场论战表面上是“文学有没有阶级性”的争辩，内里却已经扣上了那个时代的紧箍咒。梁实秋坚持文学应当“超阶级”“求其自律”，反对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指挥棒”，甚至公然宣称文学不能被“阶级观点”束缚。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左翼文坛看来，无异于是在给革命文艺浇冷水。

围绕翻译问题引发的一轮论战，更显出梁实秋的用心。他批评鲁迅翻译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著作时“生硬”“死译”，看似在讨论翻译技巧，实际上还是绕回原点——否定这些著作的价值，进而否定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本身。

鲁迅的回应更为尖锐。他指出，自己早在译著后记中已经承认翻译上的不足，而梁实秋紧盯这些瑕疵不放，真正目的不在翻译，而在于借题发挥，为资产阶级文艺观辩护。到1930年前后，梁实秋的文字已明显带有攻击性，不只是理论反驳，而是对鲁迅进行直接中伤和政治指责。

鲁迅的反击也毫不留情，公开把梁实秋称作“资产阶级文艺批评的走狗”。这句评价后来不仅留在了文章里，更被毛泽东等人视作对梁实秋文化立场的准确概括。文坛上的一场笔墨之争，就这样逐渐变成了国共两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一次正面交锋。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5月）上，毛泽东回顾三十年代的文艺论战时，点名批评梁实秋的“资产阶级文艺”，对鲁迅的立场明确表示肯定。到这一步，对梁实秋的态度，已经不再只是对某一位文人的好恶，而是一种政治判断。

二、抗战时期的梁实秋：参政、办报与“文学与抗战无关”之争

转到抗战爆发的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陷落，梁实秋接到风声，知道自己已被敌伪机构列入侦缉名单，便匆忙搭上火车南下天津，又辗转赴南京，希望能投身“抗日救国”的大潮。彼时的南京已多次遭受轰炸，政府机关忙于迁移，梁实秋在这种混乱之中，很难找到明确的位置。

在他等候安置期间，教育部给他发了两百元生活费和一张船票，让他先往长沙“候命”。这份安排，既带有一点照顾名士的意味，也隐含着一种暧昧：他不是核心人物，却又不至于被完全忽视。

1938年7月，国民政府在汉口召开国民参政会。这个机构虽然没有直接实权，却是抗战时期“各界代表”的象征平台。经民社党主席提名，梁实秋当选为参政员。在那一届参政会中，毛泽东、邓颖超、董必武等中共代表同样在列，国共双方在这里维持着表面的团结与协商。

参政会之后，《中央日报》迁至重庆复刊，梁实秋出任该报副刊主编。他的处置，很快又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在复刊号上，他写了一篇《编者的话》，其中几句话引起连锁反应——他说“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意思是文学写作不该什么都围着抗战打转，还是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意趣。

从纯文艺角度看，这番话不算全无道理。但放在当时那样一个举国抗战、民族存亡关头，就显得格格不入。重庆文化界中许多左翼和中间派作家认为，这无疑是在为“与抗战脱节的文学”张目，削弱抗战文艺的号召力。

舆论很快炸开锅，各种批评文章接连刊出。老舍以“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名义起草公开信，指责这类言论有损文化界的团结，阻碍抗战文艺的发展。可以说，梁实秋又一次站到了主流抗战文艺潮流的对立面，只不过这一次，不再是面对鲁迅个人，而是面对整个左翼文化阵营。

在压力之下，梁实秋选择辞去副刊主编职务，搬去北碚避风，同时又写文章为自己辩解，强调“文学不必时时处处挂着抗战招牌”，但这类解释收效甚微。对于很多人而言，这种持续回避现实政治的文学主张，在特殊时期几乎等同于政治上的消极甚至倒退。

从三十年代初的文艺论战，到重庆的“文学与抗战之争”，梁实秋在文化立场上的一条线已经勾勒得非常清楚：一贯坚持所谓“超政治”“超阶级”的文学观，对左翼文艺和革命文学持明显批评乃至敌对态度。这条线，恰恰与中共所倡导的文艺方向完全相反。

三、延安电报背后的政治考量：个人恩怨之外的统战博弈

说回1940年的那一次“拒绝访问”。当时的国民参政会组织了一支慰劳视察团，计划用两个月时间前往华北前线，巡视部队、慰问将士。梁实秋被列为团员之一，一开始并不怎么想去，是在秘书长劝说下，觉得自己抗战以来一直待在后方，多少有些愧疚，这才答应随团出发。

慰劳团一路辗转，最终在1940年初抵达西安。按预定安排，西安视察之后，就要北上延安访问。对于延安，梁实秋颇有兴趣。在友人讲述中，延安是个“没有官僚气”的地方，老百姓可以直接和干部说话，这样的情形在国统区很难看到。他想亲眼看看，究竟是不是那回事。

慰劳团于是通过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向延安方面发去访问请求，等待回复。几天后，经重庆转来毛泽东致国民党参政会的电报。电文大意是：欢迎参政会慰劳团到延安，但对梁实秋“到延安访问不表欢迎”，倘若一定要来，只能以“小米饭、高粱酒”招待。

这种点名方式，在当时极少见。毛泽东在统战政策上向来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哪怕是国民党内部的开明派、地方势力，只要有合作空间，一般都会尽力拉拢。为何偏偏要在电报里单独把梁实秋拎出来？

从表层看，可以解释为“嫌隙甚深”。鲁迅去世于1936年10月，中共将其视为革命文化事业的旗帜，对鲁迅生前所遭受的攻击，记得十分清楚。梁实秋在三十年代指摘鲁迅、否定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那些言论，自然不会被忘记。对这样的文人，中共方面并不愿在自己的根据地里给予“声望加持”的机会。

不过，只从个人恩怨角度去理解，就未免简单。在那几年里，国共关系已经从合作渐渐滑向对立。1939年至1940年间，蒋介石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对中共军队实施军事和政治压迫。慰劳视察团这种名义上的“统一战线象征”，在国民政府操作之下，往往被用作塑造舆论、配合其对中共施压的一种工具。

试想一下：如果慰劳团光明正大地进入延安，在那里所见所闻，却全都通过国民党控制的宣传渠道发布出去，中共很难保证信息不被剪裁、歪曲。若其中再夹杂着对延安文艺政策、政治氛围怀有成见的梁实秋，情况就更加复杂。

有意思的是，慰劳团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许多成员并不清楚梁实秋与鲁迅之间的那一段旧账，更不了解中共对他文艺立场的评价。当电报内容转达下来时，其他团员有些尴尬，也有些不解：一位文人，怎么就成了延安不愿接待的对象？

据当时一些回忆，梁实秋对这封电报颇觉难堪，情绪上难免郁闷。他后来倾向于把这件事看成共产党对他“私人成见”的表现。但从政治博弈的角度看，这样的理解其实偏了。延安方面拒绝的，不只是某个个体，而是慰劳团背后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

共产党需要维护的是自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地位，尤其要防止被人借自己根据地“做文章”。在这种前提下，对慰劳团保持距离，甚至以点名拒绝的方式，亮出立场，既是在表明态度，也是在提醒国民党方面：延安不是可以随便进出的“展示窗口”。

慰劳团成员最后决定放弃延安之行，转而前往咸阳参观“劳动营”。表面上，这是为照顾梁实秋的面子，避免一个团员在行程中被单独“拒之门外”；深层看，也是缘于双方政治气氛的恶化，让这类象征性访问难以真正落实。

从结果来看，梁实秋这次“延安未行”的插曲，更大程度上是国共关系紧张下的一面镜子。毛泽东在电报中用“小米饭、高粱酒”这样看似轻描淡写的说法，态度其实很坚决：接待，可以；政治上不信任的人，不在其列。

如果把1928年以来梁实秋与左翼文坛的冲突、1938年重庆的“抗战文学争论”，和1940年这一封拒绝电报连成一线，就不难看出，中共方面对他的评价早已定型——不仅仅是“文风不合”，而是站在对立阵营的资产阶级文艺代表。这种判断，直接影响了他在延安那边的“统战价值”。

从梁实秋个人命运看，被毛泽东点名拒绝访问延安，是其人生经历中的一件尴尬事，却也带有几分时代的必然。文化立场一旦与政治方向发生根本冲突，当事人不管是否愿意，都很难只以“文人自处”的姿态全身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