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先楚谈胡家窝棚战斗：要知道是廖耀湘兵团部，怎么也该派个团去

1948年11月的沈阳，寒气已经从松花江面一路压下来，城里的空气却说不出的轻松。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东野不少干部战士还来不及回味那场决定东北命运的大仗，就迎来了另一幕罕见的场景——请俘虏吃饭。

席间坐着的，不是一般战俘。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里出来的师、团长挤了一屋子，军装脱了，气势还在。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当中，有人客客气气，有人心里却翻江倒海，最典型的，就是刚在辽西平原兵败被俘的新六军军长——廖耀湘。

那一次，时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的刘亚楼拿出积攒下来的津贴，摆了几桌饭菜。酒过三巡，人情世故也就看得更清楚。面对主动上前敬酒的三纵司令员韩先楚，廖耀湘铁青着脸，几乎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即便刘亚楼亲自举杯，他仍旧不肯给半分好脸色，直到曾在东北战场上与他多有交集的郑洞国现身，气氛才稍稍缓和了一些。

从表面看，这只是一顿略显尴尬的“战后宴席”。可要把时间线往前拨回去两年多，才能理解其中的隐情：在韩先楚还没到三纵以前，东北几支野战部队曾连续栽在新六军手里，沙岭、火石岭子……这些地名，在许多老战士心里，都压着一口气。

对廖耀湘来说，这顿饭无异于当面“示众”。打败他的，偏偏是那支当年被他视为“拦不住一个团”的部队。对于三纵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场漫长较量的终点。从沙岭到威远堡，从火石岭子到胡家窝棚，双方一步步走向辽西那片平原，结局看似偶然，细细一捋，却又有迹可循。

一、沙岭与火石岭子：新六军的“神话”

时间要回到1946年2月。抗战刚结束没多久，东北局势骤然紧张。国民党方面依托北宁线，集中了新一军、新六军等几支美械部队，一路向沟帮子、新民一线猛扑，企图把刚刚进入东北的东北民主联军赶到松花江以北。

那是一支典型的“王牌部队”。新式步枪、机枪、迫击炮再加上美制车辆，行军打仗的节奏，和过去在华中、山东面对的对手完全不一样。国民党军仗着装备精良，一路打得颇有些“如入无人之境”的架势。林彪在前线反复琢磨：总得找个机会，把这股嚣张气焰压一压。

2月初的秀水河子战斗，是一个试探性的开始。林彪调集起原新四军第三师改编而来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师第7旅、第1师以及保安第1旅一部，七个团围住敌第13军89师一个团，打成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这是东北战场上我军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合围歼灭战，意义不小，也给部队增添了不少信心。

然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个方向却传来让人窝火的消息。新六军新22师66团和师教导队2000多人，进入了沙岭村一带。辽南军区判断，这是一支可以“吃下”的目标，于是投入了四个纵队中的六个团加一个炮兵团，想来个以多打少，趁机敲掉对手一块牙齿。

按兵力对比，外人看来，似乎胜算很大。可仗打到2月19日拂晓，结果却让所有人都不大好意思提：敌66团有组织地撤出了沙岭村，我军伤亡2000余人，仅歼敌600余人，不但没吃掉这股敌人，反而撞得头破血流。

当时的情况，用四纵战史后来的一句话评价，再贴切不过——“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败仗”。负伤下来的一些战士，忍不住在担架上嘀咕：“攻上去又被打下来”，“’中央军’打枪可真准”。真实情绪，毫不遮掩。

更让人憋屈的，是对面那股劲头。据说，沙岭战斗中，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曾打电话问66团团长罗英：“你需不需要增援？”电话那头回答得极硬，语气里满是轻蔑：“不需要，我一个团就能打他一个军。”这话后来传进四纵一些干部耳朵里，别提多扎心。

那时候的韩先楚，刚到东北不久，担任四纵副司令员。甫一上任，就赶上这么一场败仗，他在作战总结会上忍不住发火：“四纵不提高战术技术打不了胜仗，据作战部门统计，我军平均发射两万发子弹才消灭一个敌人，这怎么能不受到挫折？”这句略显尖锐的话，实际上戳中了早期东北作战的软肋——对付装备、训练都更为现代化的“王牌军”，旧的打法明显不够用。

沙岭战斗给了四纵沉重的一击，很长一段时间，提起新六军，不少官兵的第一反应就是两个字：不好惹。而更难堪的一幕，很快就轮到了三纵。

1946年春天的四平保卫战，本来是从全局出发的战略决策。国共双方刚刚签过停战协定不久，国民党军便违反协定，向南满、北满全面发动进攻。四平，是南北交通要冲，也是政治象征，中央作出决心：尽最大努力固守。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兵力紧张，防线拉得很长。4月18日前后，新一军、七十一军向四平猛攻，战局一度胶着。双方都在拼命调援兵，廖耀湘统率的新六军，从侧翼气势汹汹地压了过来。林彪手头可用兵力有限，只得抽出第三纵队，在新六军必经之路火石岭子一带设伏，意在迟滞其前进，为四平争取时间。

从纸面上看，这样的阻击任务并不过分。林彪也判断，三纵虽不一定能打垮新六军，但挡住一阵子问题不大。谁也没想到，这一仗，却成了新六军“神话”的重要来源。

火石岭子地形有点特殊，是一个盆地，盆地中央的要害地段叫威远堡。1946年5月14日，新六军先头部队新编22师65团进入火石岭子区域，刚一露头，就遭遇了三纵的猛烈火力。按一般经验，先头部队吃了亏，多半会缩回去等友邻部队汇合，再图进攻。但新六军的打法显然更加主动。

团长李定一迅速判断形势，下令全团按照散兵线展开，对我军阵地发起试探性攻击。几轮冲杀下来，他意识到自己钻进了对方的伏击圈，却没有选择停下脚步，而是调集全团火力，采用他们熟练掌握的所谓“猛冲攻势”。

这种“猛冲攻势”，说白了，是一种紧凑的步炮协同：炮火在短时间内猛烈覆盖，一旦停止，步兵在三五分钟内贴着爆炸烟尘冲上阵地，趁对手尚未从震撼中恢复，夺占前沿。打惯了“你来我往”阵地战的部队，很容易被这种节奏打乱。

三纵在火石岭子猝不及防，几处阵地被这种战术接连撕开缺口。战斗持续到下午四点左右，伤亡不断增大，纵队指挥部不得不下令撤退。等到战场安静下来，从俘虏口中得知，阻击他们的是一个完整纵队时，李定一本人也吃了一惊。他原本以为，只是遭遇了一个加强团。

战后，廖耀湘亲自来到火石岭子一线，详细查看了阵地，听李定一汇报作战经过。他一边听，一边在地图上比画，最后得出一个颇为自得的判断：“共军第三纵队主力既不能阻止我一个团的攻击，那么我一个师的力量就能击破解放军更强大的抵抗，不仅拿下四平没问题，就是北上长春也不会有什么重大困难。”

不得不说，这番话在当时的新六军内部，确实极大地鼓舞了士气。随后几个月，新六军一路北进，追到了松花江畔，形成了“攻必克、战必胜”的印象。可惜的是，这种胜利带来的，并不只是自信，还有悄悄滋生的轻敌情绪。

多年后，廖耀湘回忆威远堡、火石岭子一线的作战时，忍不住感慨：“威远堡一战的胜利，确实给全军带来了旺盛的士气，但同时也很坏的影响，尤其是全军上下弥漫着轻敌的情绪，这也为后来新六军的失败埋下了伏笔。”这番反思，算是难得的清醒。

二、韩先楚掌三纵：从“失利之地”杀出一条路

与新六军的“节节胜利”相比，那几年东北民主联军的成长过程，要艰难得多。1946年春夏之交，主力先后撤到松花江以北，许多基层干部战士心里都不免有些动摇。就在这种时刻，一些人的选择，显得尤其关键。

韩先楚到东北，是带着抗大一大队去的，并没有直接率领成建制的部队。凭着在苏中、豫皖苏战场上积累的经验，他很快被任命为四纵副司令员。主力北撤后，辽东军区一度人心不稳，是否要坚守南满，成了摆在东野领导人面前的难题。就在这时，韩先楚表态坚决，主张留下来打，利用熟悉的地形和老百姓的支持，牵制敌人兵力。

南满、北满随后展开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展开。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春夏，东北民主联军一边作战，一边扩军整编，在原有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基础上，陆续组建了第二纵队、第七纵队（后改称第一纵队），以及第六纵队。到这一阶段结束时，东北民主联军已拥有五个纵队、一个旅和三个独立师，兵力约12万余人，实力与1945年底相比，已有天壤之别。

在这段时间里，高级干部的交流调整尤为频繁。目的很直接——把真正打得好的、反应快的将领推到关键位置上。一纵司令员由李天佑接替万毅，六纵则先后由洪学智、黄永胜出任司令员。三纵作为一支成军稍晚、装备并不出众的部队，也迎来了自己的关键节点。

一开始，三纵的名声并不响亮。部队作风顽强，但早期装备杂、训练不足，在大兵团作战中的表现，总有点“够狠但不够精”的感觉。火石岭子一战的失利，更是让不少人对三纵的战斗力产生了疑问。

1947年“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之后，东野高层做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决定：由韩先楚接替曾克林，担任第三纵队司令员。这个任命，被当时不少人视为一个信号——东北野战军准备打更大的仗，而三纵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韩先楚接掌三纵后，着力做的，是两件看似琐碎却极关键的事情。一方面，加强骨干训练，尤其是加强营、连一级指挥员对敌“中央军”战术的研究，盯着“猛冲攻势”、“步炮协同”等新六军常用打法，逐条推演破解之道。另一方面，在作战部署上强调机动性和突然性，不再满足于在固定阵地上和敌人硬拼，而是更多地采用侧击、穿插、迂回等战法。

1947年9月，东北秋季攻势拉开帷幕。就在这次攻势中，三纵迎来了在东北战场上极具标志性的一战——奔袭威远堡。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方，正是前一年新六军在火石岭子、威远堡一线击败三纵之处。可以说，战场还是那个战场，对手却换成了另外一支国民党主力——第五十三军。

那一次，韩先楚率三纵昼夜兼程，急行军120公里，悄然摸到了威远堡地区。第五十三军第116师自恃远离主攻方向，加之天气转凉，警戒并不严密。三纵利用夜色隐蔽接近，抓住敌人部署松懈的空当，以猛突击开局，很快在局部形成优势。

战斗结果说明一切。威远堡之战中，三纵共毙伤俘敌8174人，基本打掉了第五十三军第116师的战斗力。这支部队与新六军一样，属于国民党嫡系，训练精良。能干净利落啃下这样一块“硬骨头”，在东野内部引起了极大反响。

有战士后来回忆说：“去年在那儿丢过脸，这回总算把面子找回来了。”这种朴素的说法，背后其实是战术战法、组织指挥和心理状态的一整套变化。韩先楚也看得很清楚：能打下第五十三军，就说明三纵已经具备与新六军这样的主力硬碰硬的实力。更关键的是，这样的胜利，压住了早年那股对敌“中央军”的畏惧。

从1947年秋季攻势起，三纵的地位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在随后的冬季攻势、夏季攻势中，三纵屡次承担突击任务，战果一场比一场扎实。到了1948年春夏，东野筹划辽沈战役时，三纵已经被普遍视作可放心使用的“尖刀之一”。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六军在连年作战中损失渐重。人员补充虽快，但老兵比例不断下降，整体战斗力在不知不觉中走下坡路。轻敌情绪一旦和这种下降叠加，其实极危险。只是当时身在局中的许多人，尚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辽沈战役前夕，双方在东北战场上的实力对比，已经悄然逆转。表面上，新一军、新六军等仍旧号称“王牌”，但在整体兵力、火力配置、指挥协同乃至后勤保障方面，东北野战军已经占据越来越明显的优势。对许多人来说，一切似乎都还在老路上，可战场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

三、辽西决战：胡家窝棚的“误打正着”

1948年10月，锦州已在东北野战军手中。10月20日，随着林彪一道“在辽西平原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命令下达，东北战场最后一幕大戏正式拉开。此刻的新六军，不再是当年火石岭子、沙岭战斗中那个锐气十足的“刀尖部队”，而是一个在长期拉锯中消耗甚巨、又肩负重任的兵团主力。

根据部署，东北野战军以第一纵队、第三纵队、第八纵队为第一梯队，兵分三路向辽西平原扑去，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则随后跟进，准备完成合围。三纵被安排在中路，担任突破任务。这一位置，决定了它既要顶住正面压力，又要寻机向敌纵深插入。

仗一打响，辽西平原上就乱成一团。撤退中的国民党军各部队彼此交错，摩托车、汽车、辎重车混在一起，许多连营级单位甚至搞不清左右邻是谁。东野这边，一些部队也是边打边找方向，能牢牢抓住节奏的，反而是那些指挥员头脑最清楚的部队。

韩先楚在这种局势下，有一个判断颇为关键。他盯着地图看了许久，很快意识到一件事：中路突破的三纵，要想发挥作用，就不能在外围绕圈子，而必须不惜代价往敌阵中心挤。他在地图上圈出一个名字——胡家窝棚。

按地形与线索推断，胡家窝棚一带是廖耀湘兵团部队的中枢区域，是交通线的枢纽地带。从军事常识看，这样的位置，多半是主力集结、指挥机关设立的地方。韩先楚据此判断：谁先卡住胡家窝棚，谁就能在这场追击战中抓住对手的“脖子”。

“往胡家窝棚猛冲”——这个命令下达得很干脆。三纵部队调整队形，一路向胡家窝棚方向推进。7师21团副团长徐锐率前卫三营，打头阵向前猛插。他们先是切断了胡家窝棚外围的交通要道，把几条可能用于突围和机动的公路一一咬住。这一步，说起来简单，实则相当凶险，前沿分队随时可能遭遇敌炮火和装甲车辆的碾压。

就在这个关节点上，意外发生了。三营突击部队的一轮火力覆盖，将敌方的一辆电台指挥车炸成了废铁。混乱中，敌军通讯瞬间中断，指挥链条一截，被生生砍断。被炸毁的，正是廖耀湘兵团部用来指挥调度的重要电台车辆。

直到这一刻，许多前沿指战员仍旧只知道，自己正咬着敌军中枢地带，却并不清楚，对手真正的“脑袋”就在眼前。廖耀湘则在混乱中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平时最为依赖的通信手段突然失灵，敌人又像是从四面八方涌来，局势肉眼可见地失控。

更要命的是，廖耀湘寄予厚望的新22师，此时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火石岭子“一个团突破一个纵队”的锐利尖刀。在辽沈战役的前期作战中，新22师已在六纵的猛打猛冲下元气大伤，部队连续遭到挫折，队形不整，士气也大受影响。廖耀湘一度还想着“以新22师稳住阵型”，结果却遭遇残酷现实——这支部队不仅稳不住，反而在继续撤退中一头撞上了追击上来的三纵，又挨了一顿狠揍。

胡家窝棚附近的战斗，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瓦解味道”。电台炸毁，命令下不去；交通要道被切断，部队走不了顺畅的撤退路线；新22师难以形成可靠防线，其他部队也无从依托。局势演变很快，从最初的有组织后撤，变成了带有溃败色彩的乱撤。

在这片混乱的战场上，廖耀湘试图从胡家窝棚向外突围。换装、隐蔽、分段突进，这些战术动作他并非不懂，也一一尝试。但东北野战军的合围圈，已不是1946年那种稚嫩的包围圈，而是经过多次大兵团作战磨练之后的严密系统。一旦某个方向出现突破苗头，很快就会有预备队、机动部队赶到堵截。

不久之后，三纵部队在胡家窝棚外不远处，再次收拢包围。被围住、被缴械、被押解，整个过程并不漫长。等到确认这位军衔较高的俘虏正是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时，不少三纵指战员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觉——既有报早年沙岭、火石岭子旧仇的畅快，也有对这名对手个人能力的隐隐敬意。

战后回忆中，有战士打趣说：“原以为是瞎撞上的，没想到竟然一下子把对方兵团脑袋给拦住了。”这话传开后，不少人都把功劳归到了韩先楚身上：“韩司令其实那时心里已经有数，早瞄准了廖耀湘兵团的脑袋，可我们下边的人哪知道啊？还以为是运气好呢。”

从结果看，的确有“神来一笔”的味道。不过，韩先楚本人却并不愿把这一战说得那么玄。后来，他在回顾胡家窝棚战斗时坦率地说：“要是知道是廖耀湘的兵团部，怎么也该派个团过去。”这句略带遗憾的话，一方面说明当时前线对敌指挥所确切位置的掌握并不完全精确，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他一贯的作风——宁肯多下力气，也不愿把关键战果寄托在“误打正着”上。

关于他和廖耀湘战后的一段对话，也颇为耐人寻味。得知抓到的是当年的老对手，韩先楚特意赶来，看望这位曾让东北部队吃过苦头的军长。面对三纵司令员，廖耀湘心里显然并不服输，据说忍不住冷冷地说了一句：“早知道是韩将军在这儿，当时就该多打几炮。”这话里，既有遗憾，也有一种将领间的较劲。

韩先楚听后，笑着回了一句：“你那炮弹砸个萝卜窟窿还行，还是留着吧。”说得不重，却把气氛带得稍微松了一点。旁边的一些官兵听着，也暗暗感慨：能让当年的“沙岭之敌”说出这样的话，三纵这几年的变化，确实不小。

有研究者后来评价辽西会战时提到，如果胡家窝棚一带的突破没有形成，如果廖耀湘兵团能够保持更完整的指挥、通信体系，辽西战局或许还会多绕几个弯。可历史往往就卡在这样几个节点上——一段被炸毁的电台、一条被卡断的交通线、一次略显冒险的中路突破，再加上一位指挥员基于经验做出的判断，合在一起，便推着局势滚向了另一侧。

从早期的沙岭失利，到威远堡的翻身一战，再到胡家窝棚“误打正着”围住兵团部，韩先楚与廖耀湘这对在东北战场上多次交手的对手，最终还是在辽沈战役的终点，给彼此划上了句号。一方从辉煌走向崩溃，一方从受挫走向成熟，时间轴拉长来看，其实每一步都在酝酿这个结果。

胡家窝棚战斗结束后，辽西平原上的硝烟渐渐散去。新六军从此不复存在，东野的主力纵队，则在总攻长春、进军关内的路上继续前行。那些年在东北的胜负、荣辱与成败，也就此都镶嵌在了这段历史里，改也改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