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溥仪遗孀向周总理提出两条要求，周总理：第一条我不同意

1971年初，北京的冬寒还没完全退去。一天傍晚，灯光亮起不久，中南海的办公桌上放下了一封信。信纸不厚，字迹略显局促，却写得很工整，落款是“李淑贤”。工作人员轻声提醒：“总理，是溥仪同志遗孀的来信。”周恩来放下手头工作，认真翻阅，良久才抬头叮嘱：“这位同志生活很困难，要设法帮助。不过，她提的第一条要求，我不同意。”

这一幕的背后，是一段从清末余波延伸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复杂人生线索。一个是曾经的“末代皇帝”，一个是出身平凡、饱经波折的女护士，两个人在1960年代初组成家庭，又在短短数年后天人永隔。溥仪生前常常忧虑：“我不在了，她怎么办？”而在他去世五年之后，这个问题真的摆到了国家总理的案头。

要理解李淑贤那封信，也要从她走到溥仪身边的漫长道路说起。

一、从孤女到护士：命运兜兜转转

1924年秋天，李淑贤在天津降生。同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结束了“居住宫里不掌实权”的特殊状态。一个刚出生的女婴，一个刚被“请出”皇宫的前帝，两条人生轨迹此时毫不相干，却在几十年后有了交集，这一点不得不说颇有戏剧意味。

李淑贤的童年，算不上穷困潦倒，也谈不上富足。父亲在银行任职，收入尚可，家中衣食不愁。她对“皇宫”“帝王”这些词，最多也就是戏台子里的印象。但八岁那年，家里的支柱塌了一半——母亲病逝。办完丧事，父亲带着她转赴上海，生活轨迹开始拐弯。

到了上海，环境变了，人也变了。父亲续娶，继母待她很冷淡，动辄打骂。父亲尚在时，继母多少有所顾忌；父亲去世后，家里再没有人替她说话，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有意思的是，李淑贤后来提起这段经历时，用的词很平静，但细节却让人能想象她当年的孤立无援。

成年前后，她迎来更残酷的一笔“安排”。继母打起算盘，想把她嫁给上海滩的一位有钱人做妾，既能少养一个人，又能拿一笔彩礼。李淑贤察觉不对，听到只言片语，心里一惊：“这是要把我卖掉。”她悄悄收拾细软，乘着还没被强迫成亲，孤身一人逃往北平，投靠一位寡居的远房表姐。

在北平，她的生活谈不上安定，只能用“熬着”来形容。表姐后来因生活拮据，带孩子回南方婆家，只留下李淑贤一个人。她在陌生的城市里找活干、借地方住，靠别人一点点帮衬，硬是撑到了全国解放。中间还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草草开始，又草草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离婚之后，她没有任由命运摆布，而是做了一个在当时并不常见的选择——去念书。她报名参加文化学习，又与几位同学一起报了护理班。学成后，被分配到医院工作，成了一名护士。有了稳定的工作，她终于可以凭本事吃饭，不再依附任何人。

从被人打骂的小姑娘，到可以独立谋生的护士，这条路走得很长。也正是这段经历，让她后来做出一个看似“大胆”的婚姻选择时，心里有自己的尺。

二、“皇帝”和护士：相亲桌上的试探

1959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对改造期表现良好的溥仪等人予以特赦。次年，溥仪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担任文史专员，开始新的人生阶段。这个时候的他，已经不是那个被簇拥着的“宣统皇帝”，而是一名国家公务人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他的改造情况十分关注，对他的婚姻问题也颇为上心。

溥仪此前有过婚姻。载沣之子、清室宗亲都曾参与“选秀”，也有过政治安排式的婚配，但那些婚姻多是“礼仪大于感情”。再加上流亡、战乱、囚禁、改造，一生起落，他对“家”的渴望反而更简单。毛泽东曾经严肃提醒他：“选择配偶要慎重，婚姻是一辈子的事，不能草率。”这句话在溥仪心里留了很深的印记。

特赦后，有人陆续介绍对象给他。外貌条件不错的有，家庭背景体面的也有。提亲的人从好意出发，给他选的多是“体面”“稳妥”的对象。然而，每次见面，溥仪总觉得“不对劲”。他不再计较对方门第、长相，却非常在意一件事：能不能真正理解他这样一种特殊经历的人。

1962年春节前后，有一个“媒人”又站出来了。文史资料专员周振强、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两人见识广，又和李淑贤相熟，心里盘算：李淑贤人品老实，工作稳定，吃苦过日子不在话下，或许和溥仪能处得来。

那年正月，沙曾熙登门给李淑贤拜年，寒暄没几句，就直接说：“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在政协工作。”李淑贤问清楚身份，一听“末代皇帝溥仪”，当场摇头：“不行，我不愿意。”她脱口而出的理由颇带一点书本和戏曲的影子：“戏里头的皇帝都不是什么好人，哪敢跟皇帝一起过日子？”

沙曾熙倒也不恼，笑着劝她：“戏台子上怎么演，那是戏。真正的人，还得见了面再说。”几番解释之下，李淑贤退了一步：“那就见一面吧，也算开开眼，看看‘皇帝’到底长什么样。”

农历正月初七这天，她在沙曾熙陪同下，按约到了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路上她心里打鼓：“就为了看一眼‘皇帝’，就这么去了，会不会太冒失？”但既然答应了，总得见上一面。

第一次见面时，她看到的溥仪，和从前想象中的“龙袍加身”完全不一样。头发抹了发蜡，分头梳得一丝不苟，身上是藏青色中山装，脚上皮鞋擦得发亮，说话有分寸，举止也算得体，更像一位普通的中年干部。两人坐下后，从家庭情况聊到工作，从兴趣爱好聊到日常生活，一聊就是一个下午。

溥仪对她的印象也很清晰。他后来回忆：这个女护士穿得简单，人也安静，身世辛苦，让人同情。她从事医务工作，和自己对医学的兴趣有交集。溥仪甚至在心里打起草稿：如果能和她结婚，像千万北京普通家庭那样，两口子上班领工资，不再把生活寄托在别人施舍上，那才叫踏实。

几次见面下来，两个人都觉得对方“顺眼”“好说话”。在正式谈到结婚前，身边的同志也提了提醒。有的劝李淑贤：“当过皇帝的人，能不能和普通人有共同语言，这事要多想想。”李淑贤回想起几次相处，心里已经偏向一边。她看中的不是“皇帝”的标签，而是溥仪改造之后的态度、待人接物的方式，还有那种真诚想搭建一个普通家庭的心思。

经过反复征询意见，组织上也进行了严谨的调查。政协有关部门派人到李淑贤所在单位了解情况，查阅档案，询问同事。综合考察之后，领导同志对溥仪说：“李淑贤是一位好同志，组织同意你们结婚。”溥仪听到这句话，兴奋得像孩子，下班后一路小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李淑贤。那天晚上，两人脸上的笑容，已经不再是相亲式的客套，而是实实在在的安心。

三、短暂的平凡婚姻：从“按劳分配”到病榻牵挂

1962年4月下旬，婚期确定之后，政协方面再一次表现出对这桩婚事的关照。临近结婚大约一周，领导对溥仪说，可以置办一些家庭生活用品、添几件衣物，账目由单位报销。那时正值困难时期，物资紧张，专门给开介绍信到百货大楼和友谊商店，已经算是相当照顾。

4月25日那天，政协工作人员赵华堂陪着他们去采购。路上，溥仪心里很有数，对李淑贤说：“这次花的是国家的钱，要省着用。锅碗瓢盆得置办，衣服你挑一件就行，慢慢再添。”最后，他自己一件衣服没买，李淑贤只选了一条裙子。过去在紫禁城里，“金银财宝”仿佛取之不尽；此刻，他却对公共开支格外谨慎。这种变化，说到底是新生活方式在他身上的烙印。

1962年4月30日，两人的婚礼在北京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礼堂举行。到场的有全国政协领导，也有郑洞国、覃异之等民主人士，还有杜聿明、王耀武等同在文史资料岗位上的同事，加上李淑贤的亲友、医院同事，人数达到二三百人，场面不豪华，却很郑重。这场婚礼，与其说是某个“前皇帝”的大喜之日，不如说是一个接受改造的公民，正式建立小家庭的仪式。

婚后的生活，从物质条件来看，相当普通。溥仪作为国家干部，有一份“按劳分配”的工资，这就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一开始，他对“精打细算”的理解还很模糊。领了工资，想让妻子高兴，买回一大堆好吃的、好看的，用他过去的经验来说，“有面子”。李淑贤一看，气不打一处来：一个月工资就这么花没了，那房租、电费、粮票怎么办？一通埋怨之后，溥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主动把工资都交给妻子保管，从此再不乱花钱。

这种转变看起来不过家长里短，却反映出他从“被供养者”变成“普通丈夫”的过程。两人小日子过得朴素，偶尔有些趣事。一次，溥仪学着给妻子烙饼。之前看李淑贤下厨，他自觉“心里有数”，把妻子赶到客厅等候，自己在厨房捣鼓。等他端着一张色泽还不错的饼出来，李淑贤尝了尝，直说“还挺好吃”。溥仪这才坦白：“其实前两张糊了，都让我自己吃了。”李淑贤笑着回一句：“你可别撑坏了。”这样的对话，很难把过去那个“御座上的人”和眼前这个为了烙饼紧张兮兮的丈夫联系在一起。

溥仪对李淑贤的依恋，还体现在些看似小题大做的场景中。李淑贤有一次因为会议改期，临时决定去王府井理发，没有提前告诉他。溥仪按原计划打电话去医院，得知她没去开会，又不在家，心里立刻乱了。到处打电话问，甚至跑去派出所、交通队询问，生怕出了什么意外。亲戚听后劝他：“一个大活人能凭空没了？你这是关心则乱。”折腾了大半天，他回家干等，等到李淑贤推门进来，一把把人搂住，说了一句：“你怎么不说一声，把我急坏了。”

这种强烈的不安，也与他的经历有关。他年轻时多次被迫迁徙，和亲人失散，对“失去”的感觉格外敏感。新家庭建立不久，他患上严重的肾病、心脏病等疾病，时常住院。临到病情加重，他意识到自己的日子恐怕不多，多次轻声对妻子说：“你身体本来就不太好，我走了，谁照顾你？”这类话听起来沉重，却真实反映了他对未来的忧虑。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61岁。短短五年婚姻，就此画上句号。

四、一封信，两条要求：周总理的取舍与安排

溥仪去世之后，李淑贤的世界顿时变得冷清。半年多时间里，她几乎不听收音机也不看娱乐，只沉浸在失去伴侣的阴影中。精神上的打击是一方面，现实问题也很快显现出来：医疗系统的工作，她因为身体原因一直断断续续；停薪留职之后，没有工资，生活来源成了大问题。

李淑贤本身患有慢性疾病，需要反复休养。医院方面出于工作安排的考虑，从1964年7月14日起，劝她暂时不上班，实行“停薪留职”，等身体恢复再议。账面上，这是一种“照顾”，但对她来说，意味着收入中断。溥仪留下的一点稿费，是为数不多的积蓄。她在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那几年自己没有一分固定收入，只能一点点耗掉稿费。

为了节省开支，她主动把原来住的那套条件较好的住宅——东观音寺的一处有客厅、有卧室、还带生活设施的房子交出来，搬到杜聿明院子里一间由旧卫生间改造的潮湿小屋。这个选择看起来有些极端，却反映了她对“省钱”的迫切。

1969年前后，她试着向医院提出恢复工作的申请，希望能回去上班，哪怕是从事一些轻省的岗位。医院的答复却相当严格：要复职，必须有健康检查证明，证明她能胜任工作。以她当时的身体情况，要完全达标并不容易，申请未获通过。

在这种压力下，她萌生了向中央求助的念头。她给周恩来写过一封信，陈述自己的困难，表达想重新工作的愿望。据她的回忆，那封信并没有送到周恩来手中，而是在途中被退回给医院，由单位自行处理，事情也就拖了下来。生活一天天过去，困难却没有缓解。

到了1971年，她再次提笔写信，这一次信件确实摆到了周恩来的案头。信中，她把自己的处境写得很明白：长期停薪留职，收入中断，身体状况反复；住处阴暗潮湿，冬冷夏闷，对慢性病更不利。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两条具体的请求——一是允许复职，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解决生活出路问题；二是希望改善住房条件，从那间“由卫生间改造”的小屋搬到相对合适的住所。

周恩来读完信，态度是明确的：对她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应当予以帮助，但对“复职”这个要求，他不赞成。原因并不涉及情绪，而是出于对她身体情况、工作性质的综合考虑。当时医疗系统的工作节奏紧张，护理岗位尤其需要体力和稳定的出勤。以她多年休养、反复病假、长期停薪留职的状况来看，硬要安排她上岗，很难保证工作质量，对医院和病人也不负责任。

于是，他给出的处理意见是：不再勉强她回到岗位上，而是由政协按月发放固定生活费，数额定为每月六十元，同时协调解决住房问题。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这笔钱谈不上优渥，但足以保障基本生活。对于一个身体欠佳、无其他收入来源的遗孀来说，这种稳定性，比勉强复职、又可能再次返家休养，要现实得多。

工作人员按照指示，联络有关部门，落实了这两项安排：一方面，确认李淑贤的生活费用来源；另一方面，研究调整她的居住条件，改善原先又潮又黑的居住环境。有政协同志后来感叹：“总理对你的事，连细节都想到了。”这种说法虽带感情色彩，却可见当时处理过程并非一句“照顾”了事，而是有具体安排。

李淑贤在得知结果后，心情明显安定下来。生活问题不再悬而未决，她终于有精力处理自己的情绪。她仍时常去八宝山，对着安放溥仪骨灰的骨灰盒，轻声说话。有一次，她抚摸着骨灰盒，低声念道：“你担心的事情，总理已经帮我解决了，你可以好好安心了。”这一句话，把溥仪当年“我走了，谁来呵护你”的焦虑，与1971年这封信的回音连在了一起。

从1924年紫禁城大门关闭，到1971年这封信的回覆，中间隔了近半个世纪。一个出身帝王之家的改造者，一位出身普通人家的护士，一桩时间并不长却颇为真切的婚姻，再加上周恩来那句“第一条我不同意”的审慎取舍，构成了一段颇耐人寻味的历史侧影。把这些碎片摆在一起，可以看到的不是戏剧里那种夸张的“帝王爱恨”，而是几个人在时代洪流中尽量过得像普通人的努力与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