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世界市场的血泪基石——奴隶

【阅读提示】 本文系阅读韩毓海教授《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第三章“金箍棒”与“紧箍咒”：债务驱动的暴力的札记之一。文中“韩毓海指出”“韩毓海认为”等表述均基于该章内容，部分阐释性文字为笔者发挥，特此说明。

一、遮蔽的“原始货币材料”

当我们谈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时，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这样的图景：满载白银的西班牙大帆船、运送香料的荷兰商队、交易茶叶和丝绸的东方航线。传统历史叙事将白银塑造成推动全球贸易的“第一推动力”。然而，韩毓海教授带领我们穿透这层闪亮的迷雾，揭示了一个更为黑暗而真实的维度：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人本身”成为最基础的价值载体。

韩毓海的研究起点，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段发人深省的论述：“人们过去常常把作为奴隶的人本身当作原始的货币材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8页）这句话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重新理解世界历史的大门。

这里的“货币材料”并非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一般等价物”，而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身本身成为价值衡量和流通的媒介。韩毓海指出，在日耳曼法典中，对损害的赔偿采用以牛或奴隶赔付的方式；在古希腊，奴隶数量是衡量财富的尺度；而在跨大西洋贸易体系中，这种逻辑发展为更精密的形态——奴隶成为连接美洲白银、亚洲商品和欧洲信贷的关键环节。

这与传统经济学教科书描绘的货币起源故事形成尖锐对照。亚当·斯密认为货币是“交换的媒介”，是为便利交易而生的聪明发明。但韩毓海揭示，这种“和谐叙事”遮蔽了一个历史事实：世界市场并非诞生于平等的交换，而是建立在对人类生命的商品化基础上。当然，这种“商品化”不是简单的道德败坏，而是与战争国债制度、国家信用体系紧密相连的历史过程。

二、"前世界货币"时代的价值困境：奴隶如何成为"汇率"之锚

韩毓海的洞见在于，他将“奴隶作为货币”的现象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这不是世界市场成熟后的产物，恰恰是国际市场尚未统一、缺乏像美元这样的世界货币时期的必然选择。

16-18世纪的全球贸易面临一个根本难题：各贸易主体之间如何解决“汇率”问题？

明清中国以白银为币，但银两的成色、重量各地不一；

欧洲诸国货币体系混乱，金银比价波动剧烈；

非洲、美洲原住民社会缺乏与欧亚对接的货币概念；

没有统一的结算中心，没有美联储，没有IMF。

在这种“前世界货币”状态下，什么能够成为跨文化、跨地域的“通用价值尺度”？

韩毓海指出，答案只能是具有普遍需求的、可移动的、能创造价值的实体——奴隶。其逻辑在于：

第一，稀缺性与劳动价值的统一。新发现的美洲需要奴隶开采银矿，需要奴隶种植蔗糖、烟草、棉花。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劳动力本就稀缺，而奴隶作为被迫从事高强度劳动的强制性劳动力，其价值与贵金属具有同等地位。一个能存活三年以上、具备劳动技能的成年男性奴隶，意味着可预期的剩余价值产出，这种“生产性”使其成为比死物（白银）更优质的“活资产”。

第二，跨文化的可通约性。与需要鉴定成色、称量重量的金银不同，奴隶作为“人”具有直观的可比性——年龄、性别、健康状况一目了然。在非洲沿海、美洲港口、欧洲交易所，奴隶形成了一套粗糙但有效的“分级定价”体系：成年男性>成年女性>儿童，健康者>病弱者。这种简易的“标准化”使其成为不同文明间最易达成的价值共识。

第三，信用功能的前置性。在缺乏统一货币时，远程贸易依赖预付-赊销模式。欧洲商人向非洲代理商提供货物，约定以奴隶还款；种植园主以未来收获的奴隶为抵押，向银行借款。在这里，奴隶不仅是交易对象，更是债务担保物、未来支付的承诺。韩毓海强调，这种“人的抵押”比土地、房产更具流动性——土地无法跨洋移动，而奴隶可以。

第四，自我“增殖”的幻觉。与开采后不可再生的白银不同，奴隶人口可通过生育“自然增长”。这种“生物性再生产”被纳入资本核算，形成“投资-回报”的闭环。一个奴隶主购买女奴，不仅获得其劳动力，还获得其生育的“利息”——这种扭曲的“复利”逻辑，使奴隶成为最具“投资吸引力”的“货币材料”。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韩毓海说奴隶成为“世界货币”的替代形式——不是因为它是一般等价物，而是因为在缺乏统一价值尺度的混沌中，它是唯一能串联起非洲、美洲、欧洲、亚洲贸易的“通用中介”。

三、“金箍棒”与”紧箍咒”：债务如何驱动暴力

韩毓海教授的核心框架是“箍棒”与“紧箍咒”的辩证：西方大国的军事能力（金箍棒）依赖于筹措军费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基础是战争国债制度（紧箍咒）。这一制度创制于16世纪，它将国家税收权、发钞权让渡给金融资产阶级，从而将“暴力”组织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力”。

在这一框架下，奴隶贸易呈现出新的意义：

首先，奴隶是跨洋贸易的“信用工具”。如前所述，在非洲沿海的“赊销”模式中，奴隶作为“人质”成为债务的抵押物。韩毓海指出，这种“预付款奴隶贸易”使得奴隶在成为劳动力之前，先成为国际信用体系的支撑。

其次，奴隶是种植园经济的“抵押资本”。当奴隶被运到美洲，他们不仅是生产者，更是种植园主向欧洲银行借款的担保品。银行愿意放贷，是因为银行相信这些奴隶能生产出足够的糖、烟草、棉花来偿还本息。正如韩毓海所言：“整个大西洋经济的信用体系，都建立在奴隶的身体之上”——此处“之上”应理解为重要支柱。

第三，奴隶贸易推动金融创新。为管理这种特殊的“流动资产”，欧洲出现了最早的期货合约——奴隶船主可以出售尚未到岸奴隶的“未来所有权”。韩毓海提醒我们，这种“预售”与现代金融衍生品有形式上的相似，但不宜简单等同；其意义在于揭示：金融创新的历史与暴力掠夺密不可分。

斯文•贝在《棉花帝国》中说：“这种资本往往是通过抵押奴隶担保的，如果债务人违约，抵押贷款的所有者有权获得特定的奴隶。历史学家邦尼•马丁（Bonnie Martin）表明，在路易斯安那州，88%的按揭贷款使用奴隶作为（部分）抵押；在南卡罗来纳州是82%。她估计，总共有数亿美元的资本是由人类财产担保的。”

四、白银的幻象与奴隶的“实在”

那么，为何韩毓海强调奴隶比白银更“基础”？这涉及对“货币本质”的重新理解。

马克思区分了两种“货币”：

- 作为商品交换中介的货币（斯密的理解）

- 作为资本运动形式的货币（马克思的深化）

在韩毓海看来，白银属于前者，而奴隶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后者。奴隶具有“自我增殖”能力——通过生育实现人口增长，为资本提供持续的剩余价值来源；奴隶在作为交易对象的同时，还能创造新价值——这是死物（白银）无法比拟的。当然，这种“优越性”是资本逻辑下的悖论性表述，绝非道德肯定。

更重要的是，韩毓海教授还揭示了奴隶贸易与白银流动的共生关系：1700年后，英国通过《乌得勒支条约》获得“阿西恩托”特权，为西班牙殖民地提供奴隶，换取美洲白银。由此形成“奴隶=x磅白银=y吨茶叶”的换算链条。在这里，奴隶不是“取代”白银，而是使白银流动得以实现的“桥墩”——没有奴隶开采的银矿、没有奴隶种植的蔗糖，白银本身无法自动转化为资本。

五、从显性到隐性：奴隶制的“精妙发展”

韩毓海教授特别强调，理解奴隶作为“世界货币”的历史，不是为了沉溺于道德谴责，而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的核心逻辑：当法律意义上的奴隶制被废除时，其将人转化为可交易、可剥削的资本的机制，并未消失，而是以更精致的形式延续。

马克思指出，现代“自由”工人与奴隶的区别在于：奴隶是一次性卖断，工人是按时间零碎出卖自己。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的形式变异，而非本质超越。韩毓海进一步将这一逻辑延伸至殖民地的契约劳工制度——1834年英国废除奴隶制后，立即在印度、中国推行“苦力贸易”，名义上的“自由工人”实际处境与奴隶无异。

这一分析的当代意义在于：只要存在“把人从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使其沦为纯粹的生产要素”的机制，奴隶制的逻辑就仍在运行。无论是全球供应链底端的“血汗工厂”，还是通过债务依附实现的“现代人身依附”，都是这一历史的结构性延续。

六、结语：重思“大国崛起”的叙事

韩毓海教授的解读，迫使我们正视一个令人不安的视角：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非诞生于公平的交换，而是植根于组织化的暴力与债务奴役。白银只是表象，“人本身成为货币”才是支撑全球经济的隐秘逻辑。

这一发现具有双重意义：

- 历史地：它解释了为何明清中国掌握世界白银却难逃衰败——没有金融制度创新的白银积累，只是“死的财富”；

- 当代地：它提醒我们，当今全球经济不平等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金融霸权（而非自由贸易）仍是国际秩序的核心。

当然，作为读书札记，本文的阐释或许有过度发挥之处。韩毓海的原意，更侧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被经济学形式主义遮蔽的暴力基础——而非经济史的事实陈述。“奴隶作为世界货币”是一种颠覆性的隐喻，用以挑战“货币中性”的意识形态，不宜简单化为历史定论。

正如马克思所言：“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96页）理解这一点，或许是理解“大国崛起”真正含义的开始。

【附记】 本文关于“奴隶作为货币”的论述，均基于韩毓海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马克思原文强调奴隶作为“原始货币材料”的历史形态，以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暴力本质。读者若对具体史实（如奴隶贸易与白银流动的量化关系）感兴趣，建议进一步查阅相关学术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