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AI时代”中华古籍整理的“辑校”新范式——孔学《宋朝事实辑校》平议

《宋朝事实辑校》，[宋]李攸著、孔学辑校，凤凰出版社，2024年8月版

南宋李攸所撰《宋朝事实》，是一部研究宋史的基本文献，记载了北宋时期的史事。其中的典章制度，相较他书，尤属详实。《宋朝事实》书成之后，因故佚失，至清乾隆朝，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等辑出，方得流传。此前，学人普遍使用该书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国学基本丛书》，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宋史资料萃编》本等四种。因上述四种均非单行本，且或有手民抄误，或铅排讹夺乙倒，各存缺憾。学者使用，多有不便。而今，古籍整理名家、河南大学孔学先生辑校本《宋朝事实辑校》的出版，更广其传，或可取而代之。

《宋朝事实辑校》，凤凰出版社2024年8月版，全书总568页，36万余字。孔学先生对《宋朝事实》的作者之纷歧、书名卷数及成书时间之纠葛、资料可靠性之来源、文献之价值与不足等等，均做了深入探索。订误纠偏，董理归纳，钩沉索隐，多有发明；而大量的辑佚和校正工作，更显孔先生的良苦用心和学术造诣。

南宋时期，私人著史，极为繁盛。而对于北宋时期的各种历史追忆和记载，更属时代特色。其中，来自四川的史学名家著述浩瀚，成就突出，学者、藏书家李攸就是其中之一。除众所周知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等史学典籍外，李攸所撰《宋朝事实》，因其广泛采择今多不存的野史旧闻、小说笔记，有补史、考异两方面的价值，也卓立于历史著作之林，熠熠生辉。据史载，《宋朝事实》原书60卷，兵燹战乱，损毁甚多，存世仅20卷；在清朝及其之后的传世历程中，文本的迁转流变，较为复杂。此次孔学先生的辑校，以武英殿聚珍本为底本，补入四库馆臣辑佚之失，以文渊阁、文津阁《四库全书》加以勘校。若非有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决心、沉着冷静、扎扎实实、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难以毕其工，洵为不易。其学术贡献和特色，或可褒赞为以下几点。

其一，《宋朝事实辑校》最显著的成就，莫过于从他书“新辑”出的、约两万余字本属于《宋朝事实》的文献资料。孔先生通过电子文献检索，在浩繁如海的宋史史料中辑佚出这些资料，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清乾隆之前《宋朝事实》的原貌，为宋史研究者提供了更为清晰、详实的历史资料。辑校者进而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将这些资料一一归类到底本的相关时间、门类记事之下，且在每一则文献的开头，明显地标注“新辑”二字，在结尾部分则用小一号字标注其出处来源。这是极为负责的做法。

其二，《宋朝事实辑校》的第二大贡献，或当是对这部文献中所涉及的大量人名、地名、书名等，精确地划了专名线，校勘记提供了更丰富可靠的学术信息。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精确地划专名线应该是古籍整理的应有之义，哪里还值得褒赞？事实上，近二三十年来，古籍整理和出版行业之中，存在大量的同类出版物并未划专名线。在良莠不齐的古籍整理工作之中，有些学者或为节省时间，或为减省精力，或对宋史中大量存在的人名、地名、书名等等相关储备掌握不足；只简单句读，互勘三两种版本，就印行于世。宋朝的官制尤称冗杂难辨，官、职、差遣的分合离散、杂糅丛脞，在元丰改制前后变换不一，或并书或俗称，在增加了认知的困难的同时，更是准确句读点断的拦路虎。著名史学家邓广铭先生“四把钥匙”之中，官制乃其一，良有以也。应该说，非有“水滴石穿”的功夫和“如炬法眼”，难以攻克宋史文献整理中的这一坚硬堡垒。因为“难能”，所以“可贵”，这方面的学术积淀，足可显示出孔先生长期研治两宋史，对相关的知识储备丰厚繁密且确当。

《宋朝事实辑校》附有大量的校勘记，以卷一而言，共63则，其中第一、三、四、一四为不同版本比勘，其他均属“他校”。第五五则针对“元丰六年”的校勘，孔先生择取《宋大诏令集》《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三种来源，最后确定当为元丰六年，而非八年，给读者提供了更信实可靠的信息；再以卷二为例，校勘记共45则，除第一七则外，也均属“他校”；卷三的校勘记共51则均为“他校”，且第三一至五一均单一地他校自《名臣碑传琬琰集》；卷四的校勘记多达103则，除第七、第一一则属版本校之外，其他均属“他校”，且至少40则以《宋大诏令集》单一校勘；再以卷一四来说，一共32则，资料来源于《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大诏令集》等，均属“他校”内容。等等，恕难一一穷举。由此可见，孔先生下了水滴石穿般的功夫，做了详实细密的互勘工作，在很多历史文献的整理中做了精审的纠谬校勘、可靠的判断，给读者提供了比原书更信实确凿的学术信息。

其三，对宋朝典籍的“辑校”，或应独属于孔学先生的一大特色。如所周知，在此前后，他针对《王安石日录辑校》（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总510页，约45万字）、《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中华书局出版社2019年版，总1909页，约116万字），《中兴小纪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版，共931页，约90万字）等三部宋史研究基本典籍的“辑校”。上述整理本付梓之后，在学界影响极大。孔先生勤奋、严谨、扎实、细密、精审、确当的研究工作，已成为河南大学宋史研究的一块光彩夺目、星光熠熠的金字招牌。《皇宋十朝纲要》《中兴纪事本末》等已完成待梓的“辑校”，可以想见，其学术贡献足可当得起“巨大”。

一般的古籍整理工作者是点校、校注、校正，而孔学先生的特色是“辑校”。“辑校”者，乃从浩如烟海的两宋存世载籍之中，翻阅、搜寻存世成书的既有文献之不存、漏收、后补等资料。这需要作者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还需要如炬法眼筛选和分辨有无与异同，更需针对这些资料的真伪再行审勘、追源、订正……不曾真正踏下心来，终日甘居于寂寞之滨，孜孜矻矻地乐此不疲，认认真真做这一工作的学者，难免被讥之饾饤无学。但是，只有做了类似工作的学者，才真正懂得其中的艰辛。由此而言，孔学老师给后学者竖起了一道璀璨耀目的学术丰碑。

特别值得赞誉的特色，似乎还可从地处北宋都城开封的河南大学说起。河南大学的宋史研究已近百年，姚从吾（1894－1970）、张秉仁（1911－1994）、姚瀛艇（1923－2012）、王云海(1924－2000)、周宝珠（1934—2015）诸前辈在汴京擎起宋史研究大纛，半个世纪以来，程民生、贾玉英、苗书梅等先生勤奋探讨于后，不但成果丰硕精深，而且团队庞大、梯队合理，巍巍然宋史研究之重镇，享誉海内外——正如程民生先生近著之醒豁标题“惊艳”（程民生《惊艳：宋代社会色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团队中一有论著发表，举世引颈而望，一日之间，参阅征引，络绎不绝；后续中青年学者更有强手，前牵后引，接续不断。可是，除王云海先生《宋会要辑稿考校》在校勘学领域影响甚巨之外，这些学者大都较少倾力于古籍整理，唯有孔学先生勠力而为之，此也可谓之特色吧？！

读者或有不知，孔老师多年前小恙缠身，远非健壮如常。前述这些成果的取得，是他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完成的。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基于此，我深深地致敬，也由此而忽略了其句读和下划线之确当与否、单一史源对勘版本径改的危险性、陈垣先生倡导之“四校法”（对校、本校、他校、理校）是否每一处均属妥当，辑佚的资料可否商榷取舍……

最后，不学如我，也有一些疑惑，聊述于此，觍颜冒充知者。第一，辑佚如何附入古籍整理作品，似乎还不可谓之见仁见智。我国自《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点校整理出版一来，老一辈学者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规则。窃以为增入“附录”而非随正文嵌入相关时间、纪事更为恰当。当然，明清时代覆刻、新刻宋元古籍，其中篇章卷帙的新造，或自属新出的一种古籍形式，“辑校”可归诸其中。第二，正如前文所述，这部书较多运用单一来源的他校径改原书之字，似也值得商讨（王瑞来：《南宋“祖宗之法”的记录——〈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述评》，《中华读书报》2019年11月6日）。第三，自繁体字渐渐远离普通知识人的世界之后，我国的古籍整理领域也严格规定和简体字一一对应的繁体字，制度之严苛类如“书同文”（可参阅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增订本）》，中华书局2014年版）。传统中国古籍（写本钞本、版刻本）中的避讳字、俗体字和异体字所蕴涵的文字密码，逐渐远行于文人瞩目的光影。不才曾受教于著名文献学家裴汝诚先生凡两个学期；也曾参与古籍修复工作三四载，从师问学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先生。师教所云，“修旧如旧”是古籍修复的基点和原则。我们的古籍整理工作，似乎从一开始就秉持了“古为今用”原则，更强调其“用”，而全然不考虑“旧之为旧”的原始形态。即连享誉全世界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也未能全部“旧影如旧”（徐蜀《我对“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的反思》，《古籍目录学版本学杂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这让我们无从寻找古代小心眼文人“文本的密码”（浅见洋二：《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四，当今人工智能AI科技的突飞猛进、一日万里。前几日，我素所倾仰的两位古籍整理领域的学者，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消息云：人工智能标点古籍的准确率高达95%。古籍整理的前景堪虞诚如是，未来，人文学术的原创及其对整体世界发展的意义究竟何在？古籍、古文、古物等存世的价值何在？——AI点校后的古籍，是否还需要学者丰富的知识储备识别裁断、个性化深入处理？从哪里可以为人类整体智慧的递增贡献独属于自己的一滴水、两滴水……思一及此，目光茫茫然望向鼓浪屿外淼淼的海水，心中不免充满了疑惧。

来源：刁培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