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中专落榜，大嫂说早点嫁人，二嫂拍桌：读高中，嫂子供你

那年夏天，知了叫得人心烦意乱。我捏着那张差了12分的中专成绩单，蹲在老屋的门槛上，感觉天都要塌了。

1987年，对于一个农村女娃来说，考不上中专，基本上就意味着“前途”这两个字和你没关系了。剩下的路只有一条：回家务农，然后等着媒人上门，换一份彩礼，嫁到另一个村去生儿育女。

晚饭桌上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爹闷头抽着旱烟，娘在一旁抹眼泪。大嫂一边给大侄子喂饭，一边斜着眼看我，嘴里嘟囔着：“早说了女娃读书没用，白花了这么多年的学费。隔壁村的老王家正托人说媒呢，彩礼能给这个数，正好给老三盖房子娶媳妇。”

我低着头，眼泪吧嗒吧嗒掉进红薯粥里，不敢吭声。在这个家里，大嫂当家早，说话分量重。

“我不嫁人，我想复读，或者去读高中。”我鼓起勇气，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

“高中？”大嫂把碗重重一放！读完高中还要考大学，考不上咋办？咱家哪有闲钱养个闲人？”

大哥蹲在门口没说话，算是默许了大嫂的意见。爹叹了口气，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那就不念了吧，命里有时终须有。”

那一刻，我心如死灰，甚至想到了死。

“砰！”突然一声巨响，把全家人都吓了一跳。

一直没说话的二嫂，猛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震得那碗咸菜汤都洒了出来。二嫂进门晚，性子温吞，平日里连大声说话都没有过，今天却涨红了脸。

“谁说女娃读书没用？我就不信这个邪！”二嫂指着我，眼神坚定得让我想哭，“妹子，你去读高中！哪怕砸锅卖铁，二嫂供你！”

大嫂冷笑一声：“老二家的，你充什么大头蒜？你们两口子刚分家，住的还是土坯房，拿什么供？”

“我把那对银镯子卖了！”二嫂的声音虽然有点抖，却异常响亮，“那是娘家给我的陪嫁，我做主卖了！再不够，我去砖厂拉板车，我去给人缝衣服，我就是不吃肉，也要把妹子供出来！”

那一晚，二嫂为了我和大嫂吵了许久。二哥是个老实人，看着媳妇发火，最后只憋出一句：“听你二嫂的。”

第二天一早，二嫂真带着我去镇上当铺卖了镯子。那是一对老银镯，上面刻着精致的梅花，是二嫂最宝贝的东西。拿着换来的几十块钱，二嫂把钱塞进我贴身的口袋里，眼圈红红的：“妮儿，争口气，别让你大嫂看扁了，也别让你二嫂这镯子白卖了。”

我就这样进了县一中。那三年，是我这辈子最苦也是最拼命的三年。

每次月假回家，我都不敢去大嫂家门口路过，直奔二嫂那两间土坯房。二嫂总是变戏法似的给我端出两个煮鸡蛋，或者一碗手擀面，自己却啃着冷馍头。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二嫂为了给我攒生活费，去砖厂给人家搬砖。那手冻得全是裂口，血丝渗出来，缠着黑乎乎的胶布。我抓着二嫂的手哭着说我不读了，二嫂用那粗糙的手背给我擦眼泪：“傻妮子，快熬出头了，这时候退，你想气死嫂子？”

1990年，我拿到了省城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那天，整个村子都沸腾了。我是村里第一个考上本科的女大学生。邮递员送信来的时候，二嫂抱着我，哭得比我都大声。大嫂站在人群后面，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手里提着一篮鸡蛋想送又不好意思送。

时光飞逝，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我在省城早已安家立业，退休前是重点中学的教导主任。

前些日子回老家，我开着车，带着满满一后备箱的礼物。大嫂老了，背驼了，看见我客气得有些拘谨。我给她包了两千块钱红包，她推辞半天收下了，抹着泪说当年是她目光短浅。

我笑了笑，没多说什么，转身去了二哥家。

二嫂正在院子里晒太阳，头发全白了。我从包里拿出一对崭新的金镯子，那是前几天我特意去金店挑的最重的一对。

我跪在二嫂面前，把金镯子戴在她那双干枯的手腕上。二嫂慌着要摘：“这太贵重了，使不得，使不得！”

我按住她的手，泪流满面：“嫂子，戴着！当年要是没有那一对银镯子，哪有我今天的金饭碗？您不仅是我就嫂子，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二嫂摸着金镯子，笑得像个孩子，眼角的皱纹里藏满了岁月的风霜，也藏满了对这个家深沉的爱。

这世上，有一种恩情，不是母爱，胜似母爱。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一位“二嫂”，请一定记得，千万别寒了她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