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舒亶，就是把苏轼送进乌台监狱的那个人

“乌台”的正式名称，叫御史台，是监察百官的机构。还是汉代的时候，御史台院内种了很多的柏树，柏树上经常有乌鸦聚集栖息，人们联系到这不祥之鸟的身份，便产生心怀揶揄的成分，把御史台称为“乌台”。

苏轼被送进乌台监狱那年，舒亶任监察御史里行，是这个案子的主要负责人。我们站在苏轼的角度，觉得让苏轼受委屈的，要么猥琐卑鄙，要么乖张阴险，看人虚目偷觑，说话豺声戾气，不是好人。

我们如果换个位置，站在舒亶的角度呢？

如果他不徇私情，能抗住舆论压力，秉公办案，我们是不是应该授予他一枚“刚正不阿”的奖牌？

抛开狭隘的“非好即坏”的评判标准，我们审视历史以及历史人物，会发现事情本身的复杂度，要比白纸黑字的文字记载，立体饱满得多。

苏轼在欧阳修主持的那场考试中，拿了个第二名。据说欧阳老师拿着这张试卷，拍案叫好，有心想点他个状元，又怀疑这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怕人说闲话，为了避嫌，给了个第二名，结果委屈了苏子瞻。这个故事的真假，无法考证，但听故事的人都觉得苏轼厉害。

而舒亶，却是不折不扣的第一名。他在宋英宗治平二年以礼部考试第一进士及第，妥妥的状元郎，那年他刚刚二十四岁。人家也是才华横溢的！

虽说苏轼是在他二十一岁那年取得功名的，但从考试能力上来衡量，舒亶也并不比苏轼稍差分毫。俩人都是人中龙凤，春风得意，“少年心事当拿云”，都有较高的理想抱负。

苏轼中进士后去了凤翔，舒亶则任了临海尉。舒亶一上任就显露出其性格刚直的一面。临海政纪败坏，小吏多有不法。一天一个县吏吃请喝多了，来到公堂上大呼小叫，被舒亶让人摁着打了板子。按常规，打一顿也就算了，可小吏不服气，挑衅这个嘴上没毛的年轻人。舒亶可不惯着他，换了棍棒继续打，那人被打得智商掉了线，大喊，你有本事杀了我！要说弱势的人不能激将说大话，年轻人舒亶血气方刚，站起来抽刀把这人的头砍了下来！

砍罢还不忘老本行，作诗一首“一锋不断奸凶首，千古焉知将相才”。

从法律角度看，有着将相才的舒亶，擅杀当然不对，不过，也可以看出来舒亶这人做事容易情绪上头，不计后果。

舒亶，人大高个儿，“状貌甚伟”，而且伶牙俐齿，有学问又很能说会道，这在官场上容易成为焦点人物，引人注目。果不其然，他有幸闯入了“拗相公”王安石的法眼，又在权臣张商英的推荐下，官拜御史中丞，可谓有权有势，官运如日中天。

其实，从舒亶骤升御史台就可以看出，舒亶的才能固然重要，新党因人才匮乏而突击提拔的窘境也显而易见。受到重用的舒亶，自然是用成绩来回报知遇之恩。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加上忠正耿直的性格，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政绩，可也得罪了不少人。史书记载“为群怨所沮”，口碑很差。

但这些“差评”集中在一个负责监察的官员身上，究竟是坏事还是好事呢？这个官员是好官还是坏官呢？

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宽宥性格与和事佬心态，是不适合监察御史这个位置的。

那么，舒亶在处理苏轼“乌台诗案”时的态度，也就不言自明了。如果单单就事论事，苏轼“乌台诗案”，没有争议之处，舒亶按图索骥，找了苏轼很多“妄议”的证据，定罪苏轼“指斥乘與”也不为过，在这些“证据”面前，苏轼也“供认不讳”，案件完整闭环，没毛病。

但，问题就在这“没毛病”上。

如果深刻解读苏轼的诗文，我们能够体会到苏轼希望社会越来越好的那颗拳拳之心，他的那些“指责”、“嘲讥”，如果当政者能虚怀若谷，是很能理解和接受他这“苦口良药”的。

但恰恰是“良药”“苦口”，让病人难以接受，这大概就是困扰执法者的不可解的历史迷局吧！

有些历史研究者常常把舒亶与苏轼的关系，归结于新旧党争，认为“乌台诗案”是新党们的挟私报复。这种观点也不能说不对，只是太表面化太程式化了。

与其说俩人是因党争，政见不和而产生矛盾，还不如说是舒亶太坚持职务赋予的职责，太过于墨守陈规，却没有跳出所谓原则的圈子，站在更高的位置上理解苏轼的那些爱深责切的诗文，而是就事论事，认为苏轼诋毁朝廷，就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完全忽略了诗文作者的良苦用心。即便你名满天下的苏轼也不行。

从监察工作的公正性原则性来说，舒亶敢作敢为的做法，有点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

拿制度的标尺丈量道德的高度，容易量出问题。

实际上，舒亶的性格跟苏轼多有相似之处，就是不受党派的制约。

苏轼在王安石执政的时候，站在司马光这边，批评新法执行的不足与粗疏。但当司马光上了台，苏轼又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旧党。他是超越了党派执政的桎梏，而是站在底层人这边来衡量政策的良莠的。

舒亶也是。

历史给舒亶钉上新党标签，而实际上舒亶并不吃新党那一套。

前文提到的那个因推举而有恩于他的张商英，是新党中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张商英想要女婿在科举考试中顺利中举，就想借用舒亶之力，他把女婿的文章给舒亶，还写了一封信，以作联络。张商英的做法，与私，没毛病，毕竟你舒亶曾经中过状元，有的是水平，但他忘了舒亶的身份。舒亶不想因私情而让“有关部门”给其帮助，从而失去其监察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他把文章和信直接转给了皇帝！

在舒亶心里，也许没有新党旧党的区别。他要履行的，就只是职责所在。

但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在常人看来，是舒亶继“乌台诗案”罗织罪名陷害苏轼之后的第二个“人生污点”。

舒亶的身份，决定了他的所作所为，不能符合“常人”的价值观。

《宋史》评价他，“举劾多私，气焰熏灼，见者侧目”。仅就“见者侧目”来说，倒也符合监察御史的身份，他是个称职的，甚至是优秀的监察工作者。

至于苏轼的亲弟弟苏辙所说的，“乌台诗案”的发生，是因为他哥“独以名太高”。这话，只是一个深谙官场规矩的老油条“顾左右而言他”的无奈之语，在回避了很多不可说的原因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推抬了他哥一把，也不枉苏轼对他的疼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