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VS《东京梦华录》：看中国宴席形态演变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聚餐时那种热热闹闹围着一大桌菜的场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告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国人吃饭的规矩大到能吓你一跳。

今天，我们就来穿越一场千年的饭局，从最讲究规矩的《礼记》时代，一路吃到《东京梦华录》里活色生香的北宋汴京。你会发现，饭桌怎么摆，人怎么坐，吃什么，怎么吃，每一处细节的变动，背后都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

宋朝人的一场饭局

吃饭如朝圣——《礼记》里的规矩，大到吓人

想象一下，你穿越回先秦，被邀请参加一场贵族宴饮。我劝你先别高兴，那可能不是享受，而是一场严格的礼仪考试。

首先，吃饭的地方就不一般。 不是在自家客厅，而是在宗庙或者非常正式的厅堂里。一走进去，气氛庄重得吓人，没人随意说笑。你的座位不是随便坐的，你的身份是贵族、是士人，还是别的什么，早就决定了你该坐在哪个方位。坐错了？那可是失礼的大事。

接下来，你面前的桌子会让你更懵。 那时候流行“分餐制”，就是一人一个小食案，各吃各的。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你案上杯盘碗盏的摆放，那是天大的规矩。《礼记》里白纸黑字写着：“凡进食之礼，左殽右胾。” 啥意思呢？“殽”是带骨头的肉，要放在你的左边；“胾”是切好的大块纯肉，得放在右边。为什么？因为左边属阳，右边属阴，这吃饭的桌子，就是一个小型的宇宙秩序图！

这顿饭，你吃的根本不是味道，吃的是一套一套的“礼”。什么时候举杯，什么时候动筷，先吃哪道菜，都有严格流程。一顿饭下来，比上朝还累。这哪是宴席啊，这分明是一场巩固身份、强调等级的社会仪式。 饭菜反而是配角，规矩才是永远的主角。

饭局的“文艺复兴”——《东京梦华录》里的快乐，你想象不到

时间快进一千年，来到北宋的汴京（就是现在的开封）。咱们再去蹭顿饭，感受就完全不同了。翻开孟元老写的《东京梦华录》，那扑鼻而来的，是满满的市井烟火气和快乐。

最大的变化是：吃饭终于从庙堂走到了人间。 汴河两岸，热闹的街市上，酒楼、茶坊、食店一家挨着一家。请客吃饭，不一定非得在家里正襟危坐，可以去“樊楼”这样的豪华大酒楼，也可以租条漂亮的小画舫，在河上边吃边游。宴席的空间，彻底打开了，也变轻松了。

更大的革命在餐桌上：流行了几百年的“分餐制”悄悄退场，“合餐制”开始成为潮流。 大家开始围坐在一张大方桌旁，桌上的菜不再是每人一份的“套餐”，而是堆得满满当当的“共享盛宴”。想吃什么自己夹，氛围一下子就热络起来了。

你看菜单，也完全变了画风。《礼记》里只告诉你东西该怎么摆，而《东京梦华录》里记的菜名，光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炙子骨头”（烤羊肋排）、“莲花肉饼”、“樱桃煎”……烹饪技法五花八门，明显是在追求色香味俱全的享受。

这时的宴席，功能也变了。婚丧嫁娶、朋友聚会、谈生意、甚至就是纯粹想解个馋，都能成为摆一桌的理由。饭局的核心，从“明尊卑”的礼制工具，变成了“享生活”的社交艺术。 吃饭，终于像吃饭的样子了。

饭桌上的规矩

一场饭局，吃出两个中国

为什么一场饭局，能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背后，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礼记》的时代，是一个高度强调秩序与等级的“礼治社会”。一切都要有规矩，有分寸，不能乱。宴席，就是这个大系统里最直观的演练场。它严肃、克制，目的明确。

而《东京梦华录》的北宋，特别是汴京，展现的是一个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平民社会”。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商人、手工业者、文人、市民组成新兴的阶层。财富不再只靠继承，也能通过努力赚取。大家有了钱，自然要追求更舒适、更快乐的生活。

于是，宴席的“主权”悄悄从贵族手中，部分移交到了富裕的平民手里。 他们吃饭，不那么在乎森严的礼仪，更在乎气氛是否欢快，食物是否美味，朋友是否尽兴。

从《礼记》到《东京梦华录，中国人的社交重心，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转向——从“如何合乎礼法地确认彼此等级”，慢慢转向了“如何轻松愉快地共享一段时光”。

当然，规矩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换了一种更优雅的方式存在，比如宋代宫廷极尽风雅的“簪花宴”。但那种流淌在市井酒楼间的、属于普通人的自在与快乐，已经再也挡不住了。

我们今天喜欢的热闹圆桌、喜欢互相夹菜、喜欢在饭桌上聊感情谈生意，这种饮食文化的基因，其实在千年前的汴京街头，就已经种下了。 每一次举杯，每一次动筷，我们都不知不觉地，延续着一场跨越千年的生活革命。

下次你和朋友家人围坐一桌，享受美食与谈笑时，或许可以想起这个故事。

为了这顿自在的饭，我们的文化，可是走了一千多年的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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