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危机需要跳出传统思维框架——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

编者按：目前，应对全球气候危机面临两个重大挑战：一是在理论上，新古典气候变化经济学难以为1.5和2摄氏度的全球碳中和目标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亟须构建新的气候变化经济学。二是在全球气候治理实践上，《巴黎协定》后采取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DeterminedContributions,NDCs），但目前所有国家NDCs承诺的减排量加总，同全球碳中和要求的减排量之间存在巨大的减排鸿沟，实现1.5℃的温控目标面临巨大挑战。

那么，如何填补这个减排鸿沟？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在他新出版的《从负担到机遇：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范式转变》中，清晰地给出了答案——让减排从负担变成机遇，让应对全球气候危机从各国负担分担转变为各国合作共赢。就像中国一样，从“要我减”变成“我要减”。显然，如果减排是经济发展的负担，则这个鸿沟就难以填补；如果减排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机遇，则这个鸿沟就不再是难题。

光明网：《从负担到机遇：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范式转变》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张永生：本书旨在揭示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范式转变。传统气候变化经济学主要基于外部性理论，通过减排成本和收益的折中寻求所谓“最优减排度”。在这个“最优减排度”上进一步加大减排，就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全球气候治理就成为一个各国负担分担的零和博弈，而不是合作探索新机遇的行为。这种传统分析的局限，在理论上排除了减排催生经济跃变的可能性，从而大大低估了减排好处、高估减排成本，一定程度上使国际气候谈判陷入僵局。

本书代表一条不同的研究路线。我们在理论上揭示，减排固然是一个艰巨挑战，但却有可能驱动经济跃升到一个更有竞争力的结构，从而减排有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一国单边的减排行为也可能成为一种自利行为。这是中国从“要我减”到“我要减”转变背后的内在逻辑。国际气候谈判不应是各国负担分担的零和博弈，而更应成为机遇共享的合作共赢过程。这样，国际气候谈判的前景也就豁然开朗。

光明网：新的研究路线是如何探索出来的？

张永生：这本书的主标题“从负担到机遇”，是我和团队多年从事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的标识性观点和政策主张。关于减排机遇论核心观点的形成，始于十多年前。我感到欣慰的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演进过程，以及正在兴起的全球碳中和行动与绿色经济大潮，同这一理论预见正好契合。在气候变化的研究上，我和团队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代表着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这本著作反映了全球应对气候危机思路转变的内在逻辑。

第一阶段在2009年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后。同当时的主流认识一样，我们也是隐含地将减排当作经济发展的负担。当时关注的重点是全球碳公平，即各国如何公平合理地分配2℃温控目标对应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额度，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所需的碳排放空间。我们基于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和产权理论，建立基于人均历史累积排放权相等原则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权分配方案。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就是从理论上论证并提出“国家排放账户方案”，直接服务于国家气候变化谈判。这些研究在《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等期刊发表。我也作为中国专家代表之一，多次在巴西、南非、印度、中国参加“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磋商会专家会。四国专家组并受部长会议委托，共同撰写《公平实现可持续发展》（EquitableAccessto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联合报告。

第二阶段，我们意识到，关于减排影响经济发展的新古典主流认识可能存在问题。气候变化经济学国际主流讨论的重点，是根据减排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确定所谓全球最优温升控制目标或全球最优排放量（或减排度）。由于减排的收益被定义为未来损失的减少，故未来收益的贴现率大小，就成为研究争论的焦点。我接受的关于分工与专业化思想的训练使我意识到，虽然减排是一个巨大挑战，但减排却有可能使经济跃升到一个更有竞争力的结构，从而减排就不只是一个负担，也可以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我同史鹤凌教授讨论这个想法，得到积极回应，相关合作成果后来发表在ClimatePolicy等学术期刊。在这一新的研究思路下，我和团队开展了系列研究，形成了系列的学术论文和政策报告，提出了包括“绿色发展机遇论”“国际气候谈判应从负担分担转向机遇分享”等标识性观点和政策主张。在2012年同世界银行合作的“2030年的中国”大型合作课题中，我负责其中的绿色发展支柱报告。虽然减排负担论是当时的主流认识，但我们基于自己的研究，观点鲜明地以“抓住绿色发展的机遇”作为报告的标题。对这一新的研究路线进行综述的英文学术论文也进行发表。

第三阶段，我认识到，仅仅有生产领域的结构性变化，还不足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必须要有发展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如果只是生产结构的变化，即用所谓新的绿色技术或生产方式进行生产，而不改变生产和消费的内容的话，则技术进步虽然会降低单位产品的资源环境强度，但技术背后的商业力量却会内在地驱动总消费规模更大幅度地扩张，从而总消费规模扩张带来的环境后果，就会超过强度下降的环境改善效果。

因此，气候危机的背后，实质是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传统发展范式的危机。唯有发展范式的系统性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化和环境可持续危机。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又是这种传统发展范式的产物并为其服务的。理解和揭示这种转变，就必须跳出标准经济学的思维，对发展的底层逻辑，包括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和如何发展及其背后的哲学基础进行重新思考。

光明网：新的研究路线需要什么样的新研究方法？

张永生：由于标准经济学是传统工业时代的产物并为其服务的，其分析框架的局限难以为减排机遇论和发展范式转变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必须取得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克服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局限。实现上面的转变必须跳出三个传统思维框架。

一是跳出标准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分析的思维框架。新古典边际分析是在分工结构外生给定条件下研究资源最优配置问题，难以处理不同分工结构非连续的跃变，从而也就难以预见减排带来的经济增长。

二是跳出传统工业时代的思维框架。传统工业化模式以物质财富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扩张为特征。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高碳排放、高资源消费和高环境破坏。实际上，人们的需求并不限于物质和市场的内容。这意味着，传统物质财富增长之外，还有大量基于非物质要素的经济增长和福祉改进空间。就正如我们不能用农业时代的思维理解工业时代一样，我们也难以用传统工业时代的思维理解生态文明。

三是跳出经济学思维的局限，从多学科视野进行研究。经济学在追求自身科学化的过程中，取得了其他社会科学难以企及的成就，但其偏狭的分析框架以及用数学逻辑过度替代经济逻辑，一定程度上也牺牲了自己的解释力。很多时候，经济学家确信无疑的一些观点和结论，在其他学科眼中却被视为偏狭和谬误。

一旦跳出上述三个思维框架的束缚，减排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从过去相互冲突转变为相互促进，气候变化经济学就会走出柏拉图洞穴寓言的思维困局，开辟新的远大学术前途。很多过去奉为圭臬的理论和观点，可能就不再成立。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研究，不是简单地将标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气候变化领域，而是从气候危机出发，对发展的基本问题及其哲学基础进行反思与重构，通过发展范式的转变重构人与自然关系。

光明网：新的研究路线与现有标准新古典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路线存在哪些实质区别？

张永生：本书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研究，是一条不同于诺德豪斯(Nordhaus,2008）新古典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研究路线。

第一，基本范式的区别，也即不同的人与自然关系。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全球温控目标是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硬约束条件而存在，但新古典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则是试图通过所谓减排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内生一个所谓全球温升控制目标或最优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或减排度）。本质上，以诺德豪斯为代表的新古典气候变化经济学，只是将标准新古典经济学应用于气候问题，体现的是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路。我们的解决方案则基于不同的范式，将人类经济活动纳入气候安全的边界（或全球排放额度内），并通过大力减排推动经济活动跃变到一个更有竞争力的结构，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

第二，有效性的区别。不同研究范式具有不同的减排有效性。诺德豪斯分析框架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其无法为基于1.5℃或2℃的全球碳中和目标提供理论支持，因为其求解的所谓经济最优的全球温控目标，并不能保证符合气候科学的全球温升控制目标。进一步，即使对其减排成本和收益进行重新定义，其基于最优外部性理论得出的最优温控目标，也无法保证自动收敛到任何特定的基于科学事实的全球温控目标。我们的分析框架和解决思路，则从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全球温控目标）出发，同科学决定的全球温控目标总是一致。在此基础上，我们构建成本最小化的全球减排方案，并以此推动全球经济跃变到一个更有竞争力的绿色新结构，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虽然《巴黎协定》后，这种自上而下的温室气体排放分配方案被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NDC）取代，但每个国家的NDC在其国内则具有强制性质。

第三，对最优外部性理论的应用不同。在诺德豪斯气候变化经济学中，外部性理论是其理论基础。气候变化被视为外部性问题，其基本分析思路是通过减排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得出所谓最优外部性也即最优全球温控目标的结论。这个最优外部性同气候安全的最优边界并不一致，也就无法成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理论依据。在我们的分析中，全球最优温控目标是基于科学事实，外部性理论只是用于处理全球碳公平问题。简单说，我们基于外部性理论是维护全球碳公平，而诺德豪斯气候变化经济学则是将外部性理论当作求解全球最优温控目标的理论基础，而基于该理论得出的结论，并不能为气候系统安全提供支持。

（光明网记者陈锐海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