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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3月24日早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收到一份急件。
十六开大小的国务院用笺上,写着周总理的批示。
内容很简单,拨款20万元给西藏工委,用于民族宗教事务,见字即付。
左下角盖着红色篆体的"周恩来"印章。
银行行长拿着这张纸对着灯光看了好几遍。
纸质没问题,印章也清晰。
那会儿西藏局势紧张,中央三天两头往那边调钱。
他琢磨了一会儿,在便笺上批了俩字:照付。
20万元在1960年是个什么概念?普通学徒工一个月挣23块钱,这笔钱相当于8000个工人干一年。
装成现金得用两个大麻袋,重量超过120斤。
银行派了两个保卫干部和一个出纳员,开着吉普车把钱送到前门东大街的"国务院接待站"。
来接钱的人自称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三十出头,穿藏青色呢子大衣,胸口别着红色纪念章。
他接过麻袋,递回一张盖着"西藏工委"公章的收条,还客气地说了句"辛苦同志们了"。
这人拿到钱以后,雇了辆三轮车把麻袋运到西四的小院。
连夜把钱拆开,新钞票换成旧钞票。
他大概觉得新票太扎眼,容易被人注意。
三天后,银行例行对账。
这下慌了神,赶紧把那张便笺送到中南海。
周总理的秘书看了一眼就说:假的。
总理批件从来不写"周恩来"三个字,更不会用"见字即付"这种大白话。
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亲自挂帅,成立了"三二四"专案组。
专案组分两路查,一路查笔迹,一路查人。
便笺上31个字是用狼毫小楷写的。
笔画瘦劲,略微往右耸,像是练过黄庭坚的字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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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路更直接。
银行送钱的人回忆,那个"赵全一"说话带北京南城口音,下巴上有颗痣。
档案显示他当过领导秘书,擅长小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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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深夜,专案组摸到北京甘雨胡同十七号小院。
王倬正就着煤油灯数钱,听见敲门声赶紧把钞票塞进炕洞。
公安人员从炕洞、灶膛、咸菜缸里搜出18万9千多块钱,还有半截烧焦的"西藏工委"公章铅版。
被带到东城分局,王倬第一句话就是:"我交代,我伪造了总理批示。"
从案发到破案,只用了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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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案子能破得这么快,跟当时的档案管理系统有关系。
笔迹鉴定在那个年代已经挺专业,能从字体判断出书写习惯。
王倬本名王连生,辽宁昌图人,1931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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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考进东北银行干校,学过金库管理那一套。
1951年调到北京外贸部,就是个普通科员。
他为啥要干这事儿?说起来挺简单。
大跃进那阵子,他看见同宿舍的人倒卖粮票发了财。
心里痒痒,又听说西藏那边要钱要得急,就动了"干一票就收手"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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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倬给领导誊写批示,手里有国务院用笺。
他偷偷藏了20张,找刻字铺刻了枚"周恩来"印章。
每天拿报纸描红练字,练了整整三个月。
他选的时机也挺"聪明",专挑西藏局势紧张、中央频繁调款的时候下手。
本来想着拿了钱就跑,但后来发现钱太多了,根本花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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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敢大手大脚,也不敢离开北京。
就这么窝在小院里,天天数钱,数到被抓。
案子报到周总理那儿,总理批了九个字:"自己动脑子,自己负责。"
1960年7月,北京市中级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王倬死刑立即执行。
公审那天北京下着细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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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两边挤满了人,万人空巷。
王倬被押到卢沟桥刑场,他母亲隔着铁栅栏递进来几个煮鸡蛋。
王倬双膝跪地,给母亲磕了三个头。
年仅29岁。
很显然,这案子的性质相当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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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万元相当于一个中型工厂的全部流动资金。
王倬虽然没有同伙,也没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但伪造国家领导人批示,这在当时属于反革命行为。
判死刑立即执行,在那个年代并不算重。
赃款追回了18万9千多,还有9000多块被王倬烧掉、洗掉或者花掉了,没法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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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因为这事儿建立了新制度:双人验印加电话复核。
以后但凡涉及拨款,必须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确认。
这套制度一直沿用到现在。
王倬的母亲后来搬到河北保定。
每年3月24日,老太太都会煮几个鸡蛋,走到路口喊:"连生,回家吧。"
喊了30年,直到90岁去世。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旧址的展柜里,现在还保存着那张伪造的便笺。
上面标注着:"1960年三二四案件物证。"
如此看来,这案子留下的不只是一张纸。
它推动了金融管理制度的完善,从人治走向法治,从经验管理走向制度管理。
建国初期金融体系确实存在漏洞,一个科员就能偷到国务院用笺,一张假批示就能从银行取走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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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这案子还折射出那个特殊年代的社会心态。
三年困难时期,有人坚守信仰,也有人铤而走险。
王倬看见别人倒卖粮票发财,自己也想分一杯羹。
他大概没想到,这一步迈出去,就再也回不了头。
29岁的生命就这么结束了。
母亲在路口喊了30年,儿子再也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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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雨胡同后来拆迁,施工队挖出一些烧焦的残币。
展柜里的伪造便笺提醒着后人:法律的威严不容挑战。
历史有时候比小说更离奇,却也更残酷。
它没有改写结局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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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法律的敬畏、对制度的遵守,始终是每个公民的底线。
王倬用29年的生命,给后人上了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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