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教龄整整40年的老教师,退休后每月到手6200元。 而学校里一位教龄只有22年的“晚辈”老师,退休金却高达10300元,每月足足多出4100多块。 这听起来像个不公平的玩笑。 当老教师满腹委屈地去讨说法时,工作人员只用一句话就揭开了谜底:“退休金高低,早就不看教龄长短了,核心就看三个数。 ”
这三个数,彻底颠覆了很多人关于“工龄越长,退休金越高”的固有认知。 2014年10月,养老金并轨改革正式启动,经过十年过渡期,到2024年10月,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彻底并轨。 这套新规则下,决定你晚年收入的,是一套精密的计算公式和三个关键变量。
传统的“工龄”概念在养老金计算中已经失效。 养老金计算只认“缴费年限”,而缴费年限与工龄并非完全划等号。 工龄仅仅代表工作时间长度,可能包含未缴纳社保的时期;缴费年限则是养老保险制度实际认可的时间,包括实际缴费年限和政策认可的“视同缴费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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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教龄40年的老教师,其职业生涯跨越了改革前后。 虽然工龄长,但其黄金工作期处于八九十年代及21世纪初,那时整体工资水平低,导致其几十年的平均缴费基数被锁定在较低水平。 相反,年轻教师入职晚,起薪高,评上高级职称后工资单数字过万,其缴费基数几乎是前辈的两倍。 养老金“多缴多得”的原则,使得缴费基数的高低差距,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最终形成了巨大的养老金鸿沟。
并轨后,养老金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针对“中人”)和职业年金(机关事业单位)。 而决定这三部分金额大小的,是三个核心数字。
第一个关键数:缴费基数与平均缴费指数
缴费基数是你每月按多少钱交养老保险的基准,它不是实发工资,而是你的工资标准。 更关键的概念是“平均缴费指数”,它是你本人缴费基数与当年社会平均工资的比值。
这个指数是养老金公式里的“放大器”。 例如,当地社会平均工资为8000元,如果你的月缴费基数也是8000元,指数就是1.0;如果基数是16000元,指数就是2.0。 一位中级职称的老教师,平均缴费指数可能在1.2左右;而一位副高职称的年轻教师,指数达到2.0以上并不稀奇。 在同样的计发基数下,指数2.0计算出来的基础养老金,可能是指数1.2的1.6倍还多。
平均缴费指数是通过加权平均计算得出的,公式为:(视同缴费年限 × 视同缴费指数 + 实际缴费年限 × 实际缴费平均指数)÷ 累计缴费年限。 它直接决定了基础养老金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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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关键数:缴费年限
缴费年限是养老金计算的基石,遵循“长缴多得”的原则。 每多缴费一年,基础养老金就会增加一定比例。 累计缴费满15年只是领取养老金的最低门槛,远非终点。
缴费年限的差异直接影响养老金水平。 缴费25年的人比缴费20年的人,不仅个人账户积累更多,退休后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也会显著增加。 更重要的是,在每年的养老金普调中,缴费年限更长的人通常还能获得额外的倾斜增加额。
第三个关键数:养老金计发基数
这是地域差距的源头,由退休所在地上一年度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决定。 经济发达地区的计发基数明显高于欠发达地区。
2026年,北京的计发基数可能超过14000元,河南可能只有7500元左右,江苏、浙江也普遍在10000元以上。 这意味着,即使两位老师缴费年限、缴费水平一模一样,仅仅因为一个在北京退休,一个在河南退休,用不同基数计算出来的养老金,每月可能差出两三千元。
计发基数每年更新,退休时会使用退休前一年的基数,并且会逐年重算补发。
对于在2014年10月之前参加工作、之后退休的“中人”,改革前的工龄被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 这段年限的价值由一个关键指数来标定——视同缴费指数。
这个指数并非随意确定,它主要与退休时的身份挂钩,由退休时的职务(职级)指数、级别(薪级)指数和统一的退休补贴指数三部分组成。 也就是说,退休前能达到什么样的职级和职称,直接决定了视同缴费指数的高低。
视同缴费指数直接用于计算“过渡性养老金”,其公式为:养老金计发基数 × 视同缴费指数 × 视同缴费年限 × 过渡系数(一般在1%到1.4%之间)。 假设老张在2025年于四川退休,视同缴费年限30年,视同缴费指数是1.326,计发基数为8462元,过渡系数1.4%,其过渡性养老金每月约为4712元。 如果这个指数只有1.0,过渡性养老金会立刻降至3556元左右,每月相差超过1150元。 视同缴费指数把“中人”过去几十年的贡献,用退休时的最终身份做了一次性的“定价”。
并轨后,机关事业单位普遍建立了强制性的职业年金制度。 单位按工资总额的8%缴费,个人按本人缴费工资的4%缴费,全部计入职业年金个人账户。
职业年金是养老金之外的一笔重要补充。 退休时,职业年金账户的累计储存额会按一定的计发月数(如60岁退休为139个月)按月发放。 这与企业职工主要依赖基本养老金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因为企业年金的覆盖率远低于职业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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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计发基数的差异,造成了地域间的巨大鸿沟。 上海65岁老人在2025年的养老金最高可达1820元,而甘肃同龄人可能仅为248元,差距达7.3倍。 同一地区,公务员与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差距同样明显,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仅为机关事业单位的65%。
这种差距源于历史缴费、缴费基数执行力以及补充养老保险的多重影响。 机关事业单位缴费规范,基数足额,而部分企业可能存在按最低基数缴费的情况,直接导致职工平均缴费指数偏低。
养老金并轨在制度上抹平了计算的沟壑,用统一的公式衡量每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贡献。 然而,当一位奉献了40年青春的老教师,其退休金被一位资历更浅但职称更高、缴费基数更大的同事反超时,这套极度量化、强调“效率”的计算体系,是否足以公平地衡量两种完全不同经济时代下的付出与价值? 对于教师这类依赖经验与资历的职业,完全市场化的养老金计算公式,其合理性究竟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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