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红军逼上长征路？蒋介石身边的“毒诸葛”，3次献上阴险毒计

一直到今天，长征精神都还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丰碑。

大家都知道，长征是我国革命史上，红军战士们用鲜血和信念铺就的伟大征途。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从江西苏区出发，开启战略转移。

一路上，红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险胜，又在遵义会议扭转危局；翻夹金山、过松潘草地，忍饥耐寒闯过绝境，还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硬是凭着钢铁般的意志突破重重阻拦。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终于胜利结束。这场二万五千里的征程，不仅保住了革命火种，更铸就了不怕牺牲、团结奋进的长征精神.

那么，究竟是谁把红军逼上的长征路呢？他就是蒋介石身边的“毒诸葛”：杨永泰。

1880年，广东茂名大井镇大坡山村的杨家，添了个男娃，取名杨永泰。

这就是个普通农家，靠几亩地种庄稼，再做点小买卖补贴家用，日子不算富裕，但供孩子读书还是咬咬牙能办到的。那会儿老百姓都认“读书求功名”，觉得这是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杨家也这么想，从小就把杨永泰送进私塾，盼着他将来能考个秀才、举人。

可杨永泰刚懂事，就赶上了大变化：慈禧停了科举。这下可好，原来规划好的“光明大道”直接断了，杨家没慌，没盯着旧路死磕，反而凑了些钱，把他送到广州的新式学堂。

后来又辗转到北京读政法，这在当时算很新潮的选择，杨永泰也成了最早接触西方政法知识的一批人。

21岁那年，杨永泰从政法学校毕业，回广州找了份实在的活：在《广东报》当记者。

那时候的记者跟现在不一样，更像“敢说真话的炮手”，不管是官府的毛病，还是社会上的歪风，逮着就评，一点都不怕。杨永泰脑子转得快，写文章又锋利，要么骂当下的时政，要么把局势分析得头头是道，没几年就成了广州城里小有名气的“笔杆子”。

有了名气，机会自然就来了。1908年，28岁的他凭着这份声望，选上了广东省咨议局议员。这是他头一回踏进官场。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32岁的杨永泰又往上走了一步，成了临时国会议员。

那时候的他，看着挺像个热血青年，跟黄兴走得近，还加入了孙中山在日本办的中华革命党，嘴里天天喊着“民主共和”，劲头特别足。可没多长时间，他“爱投机”的本性就露出来了。

1917年，孙中山搞护法运动，挺看重杨永泰，想让他当护法军政府的财政厅长，这可是实打实的实权岗位，孙中山算够意思了。

但杨永泰听了政学系朋友的劝，觉得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的势力更稳当，居然放了孙中山的“鸽子”，转头投靠了军阀。更过分的是，他还帮着军阀出主意，把孙中山挤出了广州。孙中山气得直骂他“没情义”，这也让后来国民党的元老们都不待见他。

投靠军阀的日子也没长久。1920年，陈炯明把桂系赶出广州，孙中山重新回广东掌权，杨永泰当年的“黑历史”被翻了出来，在广州待不下去，只能灰溜溜跑到北京，又投靠了北洋政府。

可没两年，北洋那边出了变故，他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战败了，没了靠山，又不是直接卷进曹锟贿选案，却也跟着丢了差事，最后只能躲到上海当“寓公”，天天在家叹气，说自己“有本事没处用”。

这时候的杨永泰已经40出头，在官场上混了20多年，还是没站稳脚跟。直到1926年北伐战争打响，他又看到了机会，托人给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写了封长信，把自己的本事吹得天花乱坠，想抱桂系的大腿。

可李宗仁早就听说他“反复无常”，看完信直接扔了。杨永泰碰了一鼻子灰，又托关系在南京政府交通部长手下混了个“参议”的虚职，这才算勉强留在了官场边缘。

杨永泰真正的“转机”，来自老朋友黄郛的引荐。

黄郛是蒋介石的亲信，知道蒋当时正愁怎么收拾冯玉祥、阎锡山这些“地方诸侯”，就跟蒋说：“我认识个叫杨永泰的，脑子比谁都活，说不定能帮上你。”

蒋介石那时候正缺“谋士”，就约杨永泰在熊式辉的公馆见面。一般人见蒋都紧张，杨永泰却不慌不忙，一见面就抛出了“削藩策”：

“冯玉祥、阎锡山这些人，表面听您的，其实各怀鬼胎。您不用跟他们硬打，只要把他们的地盘打乱，再用官职拉拢他们的手下，不出半年，他们自己就散了。”

蒋介石一听，正好说到自己心坎里，当场就拍板：“以后你就跟着我！”杨永泰这第一计就帮了蒋大忙。没过多久，蒋介石就照着他的办法，果然把冯玉祥的西北军拆得七零八落，又逼阎锡山交出了山西的部分权力。

经此一役，杨永泰彻底成了蒋身边的“红人”，虽然没挂什么大官衔，但蒋不管是开会还是出差，都带着他，连重要文件都先让他看。

不过，真正让杨永泰“显名”的，还是在“剿共”这件事上。

1932年，蒋介石已经搞了三次“围剿”，每次都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气得蒋直骂手下“饭桶”。1933年的时候，杨永泰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心里的“点子”也有了，他跟蒋说：

“您之前错了，红军不是军阀，他们跟老百姓走得近，光靠打仗没用。得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打仗只占三成，剩下七成要断他们的粮、拆他们的群众基础。”

蒋这才恍然大悟，立马任命杨永泰为南昌行营秘书长，让他全权负责“剿共”的“政治工作”。

杨永泰的“政治剿共”，说穿了就是3个狠招，环环相扣，简直把中央苏区逼到了绝境。

第1招是“铁桶封锁”，断红军的活路。他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画了个大圈，每隔五里修一座碉堡，十座碉堡之间用铁丝网、壕沟连起来，连小路都派兵守着。

1934年秋天，苏区的粮食一下子少了大半，盐、药品更是见不到踪影。红军伤员没绷带，战士们每天只能喝稀粥，战斗力掉得厉害。当时赣南有个老乡回忆：

“白狗子把稻子都踩烂了，红军战士看着都心疼，可又没法子。”

第2招是“保甲连坐”，拆红军的群众基础。杨永泰翻出古代的老办法，把村子按十户一组编“甲”，十甲编“保”，每组选个甲长盯着。谁家要是跟红军有来往，不光这家人倒霉，整个甲的人都要受罚。

第3招是“舆论攻心”，乱红军的士气。杨永泰在南昌办了个“求是通讯社”，天天发传单、播广播，说红军是“祸国殃民”，还派人下乡编瞎话，说：“红军要抓老百姓去当炮灰”。

同时，他又让蒋介石拿钱收买地方乡绅，只要反红军，就给官给钱。赣北有个乡绅拿了钱，带着几十户村民投靠了国民党，还帮着国民党搜红军的粮。这一来，苏区里不少人慌了神，有的甚至偷偷跑下山。

到了1934年10月，第五次“围剿”压得更紧，苏区实在撑不下去了。中央红军只能放弃根据地，连夜突围，这就是后来的长征。

杨永泰这几招，从物资到人心，把红军逼得没了退路，也让他在蒋介石面前更得宠。但他没想到的是，哪怕是在这样的绝境之中，红军也能硬生生闯出一条生路。

杨永泰虽然本事大，但也犯了官场的大忌：太能“抢功”，还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国民党里的CC系，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地盘，他俩把持党务多年，号称“蒋家天下陈家党”。可杨永泰仗着蒋介石的信任，处处跟CC系对着干。

1934年南昌机场着火，蒋介石刚买的十几架轰炸机被烧了。CC系的邓文仪负责调查，收了钱就说是“意外”。

杨永泰不服，跟戴笠一起重新查，最后查出是航空署长徐培根盗用公款，放火烧库房灭迹。蒋介石一怒之下杀了徐培根，免了邓文仪的职，这一下，CC系跟杨永泰就算是结了死仇。

更让二陈恼火的是，杨永泰还抢他们的“地盘”。他跟蒋介石建议，把豫、皖、鄂、赣四省的国民党党部改了，省党部主任委员让当地军政大员当，县党部设书记长，直接归“剿共总部”管。

这一改，CC系在这四省的势力全没了，原来的党部委员全被架空。陈果夫想让自己人当江苏省民政厅厅长，杨永泰在蒋面前说了句“这不成CC的王国了？”，蒋就把职位给了杨永泰的人。

陈果夫气得直拍桌子：“杨永泰不除，咱们没好日子过！”

蒋介石也看出杨永泰太招人恨，再留在身边容易出乱子。1935年，汪精卫遇刺，杨永泰想趁机当行政院院长，结果被CC系联手反对。蒋顺水推舟，把杨永泰外放去当湖北省主席。明着是“封疆大吏”，其实是把他调出了权力中心。

杨永泰心里清楚，这是蒋在平衡派系，可也没办法，只能收拾行李去武汉。

1936年10月，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人来人往。杨永泰刚从日本领事馆回来，准备坐轮渡回武昌的省政府。他身边只带了秘书和副官，没多想就往码头走。

突然，人群里冲出来两个黑衣男子，抬手就开了两枪，子弹正好打在杨永泰胸口，他当场就倒在了血泊里。凶手趁乱跑了，地上只留下一把手枪。

杨永泰这一辈子，确实够聪明，他能看都军阀的弱点，能帮蒋介石搞定冯玉祥和阎锡山。可他的聪明，全用在了和人民作对的路上。

他以为自己能“逼死”红军，却忘了红军是为老百姓打仗的。更没想到，红军虽然走了长征，但也在陕北站稳了脚跟，最终越来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