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省却没有一个千亿县？四川正在下一步绝妙好棋

从湖北经验到四川行动：解码中西部“千亿县”培育的新逻辑

全国千亿县增至74个，为何唯独这个经济大省还是空白？

29个县市，1.2万亿GDP，四川发起“千亿县”集群冲刺

四川“千亿县”破局战打响，29个种子选手谁能率先撞线？

全国“千亿县”俱乐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容。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增至少13个GDP超千亿元的县市，使得这张代表县域经济顶尖实力的榜单成员增至74个。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增长的动力源正从东部向中西部扩展。过去五年，中西部省份贡献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新增名额，湖北、河南、安徽等地纷纷实现了零的突破。然而，在这幅热力图中，一个经济大省的身影却显得有些“突兀”——作为中西部经济总量第一、拥有最多县级行政区的四川，其“千亿县”的数量至今仍未实现零的突破。这种“大省无强县”的局面，正在催生一场深刻的自我变革。四川选拔了29个县市作为首批“强县扩权赋能”改革试点，目标直指打造千亿级、八百亿级、五百亿级的“强县雁阵”。这不仅是四川县域经济的一场突围，更是观察中国区域经济深度重构的一个关键窗口。

为什么是四川？四川县域经济的“大而不强”有其历史与地理的复杂性。全省183个县级行政区划，数量全国第一，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2024年，四川县域平均GDP约为353.7亿元，虽有增长，但与江苏、浙江等东部省份的明星县相比，差距显著。后者往往拥有如昆山、江阴、慈溪这样GDP远超5000亿的“巨无霸”。四川缺乏这样的领头羊，意味着在高端要素集聚、产业链话语权以及区域辐射带动上存在短板。这种落差，与四川作为经济大省、西部发展核心引擎的地位并不完全相称。因此，推动有条件的县域做大做强，从“平原”中培育“高峰”，已成为四川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湖北的经验提供了近距离的参照。在中部地区，湖北已成为“千亿县”培育的优等生，目前拥有仙桃、潜江、宜都、大冶四个千亿成员。它的策略并非撒胡椒面，而是聚焦特色，一县一业。例如，宜都市牢牢抓住新能源材料的赛道，构建了从基础化工到电池正极材料的产业链。大冶市则主动对接武汉的光电子信息产业，定位为制造承载地，形成了“研发在武汉，转化在大冶”的协同模式。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找到了一个能够扎根、能够成长、能够形成集群的主导产业，而不是盲目追求产业门类的齐全。这种“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思路，让县城经济有了坚实的骨骼，而不仅仅是数字的堆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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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此次选中的29个试点县市，正是基于类似的逻辑。它们不是白纸作画，而是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和增长潜力。2024年，这29个县市的GDP合计超过1.2万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19%，常住人口接近1900万，堪称四川县域经济的“骨干力量”。改革的核心是“扩权赋能”，即通过下放部分省级、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在要素保障、项目审批、财政金融等方面给予强力支持，为这些“种子选手”松绑、加油。目标是分层次打造千亿级、八百亿级和五百亿级的县域经济体，形成一个梯队分明、你追我赶的“雁阵”格局。

在这场集体冲锋中，几位“先锋”已经明确了冲刺线。简阳市，作为成都东进战略的支点，其目标最为明确：在2026年建成四川首个“千亿县”。它的底气来自产业的彻底转型。过去，简阳的产业以机械加工、食品等传统产业为主。近年来，它全力转向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赛道，并积极发展智能装备制造和人工智能。背靠成都巨大的市场、人才和辐射力，简阳走的是“都市圈卫星城”的发展路径，类似于早年昆山承接上海辐射的模式。

图片来源：摄图网_700966444西昌市，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则立足于独特的资源与气候优势。它提出了构建以钒钛新材料、航空航天、医药食品和数字经济为主的“3+1”现代工业体系。西昌的雄心是在2026年向千亿目标发起冲刺，其路径更像是在偏远地区培育一个区域性的增长极。宣汉县射洪市则将目标设定在“十五五”期间。宣汉依托丰富的天然气和锂钾资源，射洪则已成为全国重要的锂电材料基地，它们代表的是“资源转化”和“集中培育单一优势产业链”的强县模式。

这场竞赛的深层逻辑，远不止于GDP数字的突破。它关乎人口和产业的重新布局。目前，这29个试点县市的城镇化率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培育千亿县的过程，本质上也是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互促共进的过程。一个拥有千亿级产业的县城，必然能提供大量稳定的就业岗位，吸引人口从乡村向县城集聚，从而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利用率，形成良性的循环。反之，如果只有产业而留不住人，或只有人口而缺乏产业，都难以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四川的“强县雁阵”计划，也是一盘推动省内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城乡结构的大棋。

挑战同样显而易见。一是产业同质化的风险。锂电、新材料等虽是热门赛道，但若29个县市一拥而上，难免陷入内部消耗。如何因地制宜，找到真正具有比较优势和根植性的特色产业，是成败的关键。二是对中心城市成都的依赖与独立发展的平衡。临近成都的县市如何避免产业“空心化”，而偏远县市又如何突破地理限制吸引投资，都需要精细化设计。三是可持续性的考验。冲刺阶段可以靠大项目投资拉动，但长期增长必须依靠科技创新、营商环境和企业活力的内生动力。湖北宜都的产业集群、浙江各县的“一县一品”，都是经过了长期市场锤炼的结果。

四川的这场“千亿县”破局战，因此具有超越一省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县域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深水区”。从早期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到依托资源或区位优势的粗放增长，再到今天依靠特色产业集群、科技创新和深度融入城市群的专业化发展，路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中西部县域的崛起，不再仅仅是对东部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在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探索符合自身条件的差异化道路。对于整个中西部而言，培育更多像宜都、大冶、简阳这样的产业强县，是夯实经济发展底盘、缩小区域差距、推进共同富裕最关键最实在的举措之一。

当四川的29个“种子选手”在扩权赋能的政策土壤中奋力生长时，我们关注的不仅是谁会第一个撞线，更是这场竞赛将如何重塑四川的经济版图，并为广大中西部地区提供怎样的“强县”新方案。县域经济的活力，最终将决定中国经济的纵深和韧性。这场发生在县城的“突围”，值得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