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麻将与社区生活

麻将与社区生活

文 | 王笛

麻将是茶馆（特别是街角小茶馆）里最流行的活动。后来因为打麻将的人占满了茶馆的每一张桌子，有些茶馆遂变成了纯粹的麻将馆。麻将成了令人难忘的成都特色。

坊间流传着对成都人的调侃：当飞机飞过成都上空时，乘客们也能听到“哗啦，哗啦”打麻将的声音。飞机上的乘客当然听不见这种噪声，但生活在成都的居民无疑会听见，这种噪声会引起人们之间的冲突。

2000年10月，成都发生了中国第一例由打麻将引起的法律纠纷。本章将这个纠纷作为切入点，并由此探讨一项日常的休闲娱乐活动是如何引发一场关于“健康娱乐方式”、城市形象和现代性本身的全国性辩论的。

人类学家P. 费思塔（Paul Festa）对当代中国麻将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解释相关社会文化现象，诸如“民族主义”、“中国性”（Chineseness）、“文明性”等问题。他从全国的角度讨论这些问题，通过麻将的例子来“展现党和国家如何对个人娱乐形式进行规范，以构建民族国家及其消费经济”。

相较于费思塔从全国的角度观察麻将问题，我希望以一个城市为个案来提供实证研究，以微观历史的视角，基于2000年有关麻将的媒体报道来进行分析。这些报道是丰富的信息来源，反映了社会和民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本章集中考察了以下几个问题：今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怎样与传统生活方式共存并发生冲突的？这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的形象？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了国家的控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准则”？此外，面对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提升城市形象的呼吁，民众、媒体和政府作出怎样的反应？

通过检视围绕打麻将事件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我希望考察茶馆和茶馆文化是如何反映成都的一系列变化的，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变化等，了解它怎样反映整个现代中国城市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它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途径。

我将首先通过分析一个人的经历，来展现邻里之间由于打麻将产生的矛盾；其次，在小区层面上，考察居民委员会在居民区中的角色；再者，通过城市官方对这个案例的反应，来观察其对城市形象的塑造作出的努力；最后，在国家的层面上，揭示社会管理的两难处境，即一方面将打麻将这个中国最为流行的娱乐方式作为一种大众消遣活动来看待，但另一方面又要面对随之而来的赌博问题。

故事的主角是28岁的余女士，她住在居民小区中一所普通公寓的二楼，房间的窗户正对着楼下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居委会”）设立的居民活动室。那里是小区居民（尤其是退了休的老年人）不分昼夜打麻将的主要场所。从早到晚，老人们打麻将产生的噪声使得她和她的孩子辗转反侧，夜里难以入睡，她甚至患上了神经衰弱症，不得不依赖安眠药物以助休息。

就此问题，余女士不断向居委会投诉，甚至几番报警，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余女士最终将居委会告上法庭，指控居民活动室产生的噪声严重危害了她的健康。

这起诉讼引起了当地居民和各路媒体的强烈反响。300名居民和20家以上的媒体出席了2000年11月16日举行的第一次听证会。这起诉讼案之所以吸引了如此大规模的关注，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麻将对百姓生活的影响非同小可。麻将是中国较为流行的娱乐方式之一，人们都关注这个案子会如何影响城市的日常生活。

另外，这个案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人们讨论打麻将是否损害了成都慢节奏的“休闲之都”的声誉：麻将的价值和意义是否需要被重新评估，在现代生活中是否应保留它的一席之地？健康的娱乐和生活方式又该如何定义？最重要的一点是：社会该如何在集体利益和个人权利间寻得平衡？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一向对前者予以更多的强调，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亦越发注重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可以说，这个诉讼带给世人一个思考以上问题的机会。

将麻将视为社会问题并非新现象，它实际发轫于晚清的城市改革。其时，新知识分子和地方精英将打麻将视为恶习，认为它既浪费时间，又是赌博行为。在20世纪初，鸦片和赌博成为警察查禁的主要对象，打麻将当然受到波及。然而在辛亥革命以前，较为成功的是鸦片查禁的运动，以麻将为主要形式的赌博在经历了警察反复对在住宅、茶馆和街角打麻将的清查惩戒之后，却收效有限，这类活动仍然随处可见。虽然这一举措不但表达了改良者对于赌博的厌恶，更表达了他们对中国这项较为流行的娱乐活动的彻底否定，但亦没有任何改良能够将业已流行数百年的大众娱乐立即叫停。麻将在民国时期依旧在各种公共及私人空间大为盛行，原因便是其易上手，操作轻松，不论作为家庭休闲活动或大众娱乐形式都颇为合适，更不用说它极其深厚和稳固的文化土壤了。

1949年以后，新中国将赌博列为非法行为，而且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效。打麻将被定义为“落后的”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遭到“革命文化”的猛烈抨击。虽然少数人还在家里打麻将，但公共场合已经不见麻将的踪影。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四旧”运动中，麻将被视为“旧文化”的标志，几乎所有的麻将牌和有关器具，或被红卫兵销毁，或被惧怕遭到惩罚的人自行处理掉。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经济改革、社会进步以及政府逐渐放松对人民日常生活的控制，打麻将之风在全国范围内都得到了复苏，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普及程度。尽管同时并存着多种别样的娱乐形式，但打麻将仍是最受欢迎的，其流行程度就如一句幽默的段子所言，真是“全国山河一片‘麻’”。

成都的声名长久以来便和麻将紧密联系着，又以茶馆中的麻将最为著名。过去，成都的茶馆是三教九流聚集一处的，无事闲聊、散布流言、商谈生意、借债放债、寻找工作，或从事非法活动，或聚集批评国政，或抱怨生活艰难，等等。当然其中亦少不了娱乐项目，如赌博、下棋、打牌及打麻将等。正如此前章节所述，1949年后，成都茶馆的数量急速减少，“文化大革命”时期落入最低点，但在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回升，甚至达到历史的最高峰。

中国和很多西方国家一样，也正在经历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因此老年人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成了地方官员的重要政治任务。居民的居住模式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甚大。过去成都的百姓杂居在街头巷尾，所以他们有很多机会进行互动，也很容易参加大众娱乐活动。但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城市不断拆迁和重建，越来越多的人搬进了高密度的公寓楼，邻里间的交往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情形下，此类公共活动室之于社会交往的重要性也就越加明显。

此外，由于经济条件和其他因素的限制，老人们休闲活动的种类与灵活性极其有限，打麻将便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一些居委会也顺应这个潮流，提供场所供市民尤其是老年人娱乐，有的还佐以茶水点心。类似的设施成了一种内部的“茶馆”。与其他茶馆不同的是，它们是免税的，也不需要营业执照。余女士案例中的活动室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俨然成了整个小区的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