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兵张嘎安吉斯的母亲乌兰：内蒙古著名的双枪女将，令敌闻风丧胆

1946年的春天，热河与辽西之间的草原刚刚褪去残雪，风还带着寒意。一支只有百余人的蒙古骑兵部队，从拂晓一路急行军。队伍最前面，是一匹青黑色的战马，马上那位身材瘦削的女军官，腰间别着两支手枪，帽檐压得很低。有人悄声问：“那就是乌兰么？”旁边的老战士笑了笑：“记住，青马双枪，就是她。”

很多年以后，人们从电影《小兵张嘎》中，记住了那个机灵、倔强的嘎子，也记住了饰演嘎子的安吉斯。观众并不知道，屏幕外，这个少年演员有一位来头不小的母亲——她就是当年驰骋辽西草原、名震敌军的女司令乌兰。银幕里的战争是故事，乌兰经历的战争却是刀光血影的现实。

乌兰并不叫“乌兰”出世。1922年，她出生在卓索图盟东部的一个贫苦蒙古族农牧民家庭。那一带如今已经划归辽宁省朝阳县，但在她童年时，人们说得更多的是“卓东草原”这个名字。家中给她起名“宝力格”，在蒙语里，是“泉水”的意思，寄望孩子像泉水一样清澈、生命力顽强。谁也没想到，这个温和的名字，将来会和“枪声”“骑兵”“司令”紧紧绑在一起。

那时的北方乡村，日子并不好过。日本侵略军逐步渗透、占领东北，地方上又有地主豪强、土匪武装横行。贫苦牧民既要忍受苛捐杂税，又要时刻提防战乱。少年宝力格从很小起，就见惯了流离失所的邻居、被抓去做苦工的青壮年。日子一天天压迫，人心也在一点点改变，对侵略者和压迫者的怨气，悄悄地堆积起来。

一、泉水改名的少女，背起炸药包

十四岁参加革命，对很多人来说，还是在上学、放牛的年纪。宝力格却开始接触更危险的任务。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东北的抗日力量也更加密集地行动。十五岁时，她加入了一个秘密的爆破小组，任务是针对日伪的重要设施进行破坏。这支小组的名字并不为外人所知，成员多半只能用代号相称。

爆破任务谈不上光鲜，更多的是泥水、汗水，和随时可能到来的牺牲。夜里潜行，白天隐蔽，炸药要一点点背到指定位置，导火索要反复检查。一旦出现差错，不是任务失败，就是人身难保。乌兰——在这段时间，她开始使用“乌兰”这个更适合作战环境的名字——参与炸毁过日本人的洋行、桥梁、铁路，甚至一艘满载军用物资的船只。

试想一下，一个才十五六岁的蒙古族女孩，在严寒的北方夜里，抱着炸药，在河边匍匐前进，冰水刺骨，脚下石块硌得生疼，还要完全集中精力看守目标，那需要多大的勇气。她没有留下太多自述，只是后来在谈起那段经历时，淡淡地说：“心里怕是有的，可想到被抓走的人，就不想退了。”

在一次爆破行动后，她所在的小组成功炸断了一段铁路，迟滞了日军一支部队的调动。那条铁路旁的村子里，悄悄流传起一个说法：“昨夜有泉水在铁轨下翻滚，把鬼子的火车掀翻了。”乡亲们不知道那“泉水”是谁，但在组织内部，人们开始习惯称她为“乌兰”，这个名字在蒙语中就是“红”的含义，与革命队伍更为契合。

1939年前后，乌兰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组织派往延安学习。那一年，她十七岁，从卓东草原一路南下，经几番辗转，终于抵达陕北。延安的黄土高坡对她来说很陌生，但这里聚集的青年、理想和火种，却让她迅速找到归属感。

在延安期间，她接受系统的政治教育，也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射击、爆破、侦察、骑术，这些已经有一定基础的技能，在这里被进一步打磨。白天训练、开会，晚上学习、记笔记，日子紧凑而充实。不得不说，正是延安的这几年，让乌兰从一名勇敢的少女，成长为一名有组织观念、有战略眼光的干部。

延安时期，她还加强了汉语书写能力，学习了大量战争经验和国内外形势分析。面对老师问：“将来想回哪里工作？”她只回答了两个字：“草原。”这一点，她后来确实做到了。

二、归来成“红司令”，青马双枪闯热辽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后，许多人欢呼雀跃，但有经验的干部都明白，战火并没有真正停息。东北、华北许多地方的局势依旧复杂，国民党军队、地方武装、土匪势力互相纠缠，普通百姓仍然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组织很快作出新的安排，部分在延安培养起来的干部被派往各个关键地区，承担起接管、组织和武装群众的任务。

乌兰接到的命令，是回到内蒙古。那一年是1945年底，她二十三岁，已经是有多年斗争经历的共产党员。组织安排她担任热辽地区蒙民武工队指导员，主要任务是发动蒙古族群众，建立武装队伍，配合东北民主联军开展斗争。

她返回卓索图盟东部时，家乡的面貌仍旧破碎。日军投降撤退，但国民党部队与各路地方武装趁机扩张，土匪打着各种旗号出没。农牧民刚看见一线希望，又陷入新一轮不安。乌兰一到当地，来不及太多感慨，立刻走村串户，做思想工作，劝说青年参加武工队，安抚老百姓，筹集粮草和马匹。

初期的蒙民武工队只有十来个人，装备也很简陋，有的只拿木棍、土枪。乌兰白天整队训练，晚上则围着火堆给队员讲抗战故事，讲东北局势，讲共产党为什么要办自己的武装。队员中有不少人起初只奔着“一支枪、一匹马”来，但在她的带动下，对这支队伍的认同感越来越强。

值得一提的是，她很善于把蒙古族传统与革命理念结合起来。对牧民讲到“人民政权”，她会用草原上“公水、公草场”的例子来解释，让大家明白，新的政权不是某个少数人的私产，而是更多人能参与管理的公共事务。这样的说法接地气，又有说服力。

随着局势变化，武工队很快面临实战考验。为了巩固地区安全，他们组织伏击、清剿土匪，抓捕为祸一方的匪首“打一面”等恶势力。某一次行动中，乌兰带队通过周密侦察，在一处必经山口设伏，成功将“打一面”活捉，大大震慑了周边匪患。当地农牧民口口相传：“有个蒙族女同志，真是又有胆又有脑。”

1946年3月，原本只有十三人的武工队，扩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队第十一支队。支队长由王景阳担任，乌兰出任政委。队伍规模扩大，编制更正规，战斗任务也随之升级。这支队伍以蒙古骑兵为主，机动性极强，在热河、辽西之间驰骋，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

在众多战斗中，最让她名声大噪的，是同年5月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第十七旅攻打北票的一次遭遇战。那次战后，有战士回忆，说当时远远看见敌骑兵像一股黑压压的洪流涌来，尘土卷起老高，场面异常压迫。护送战利品的队伍一度紧张，有人握紧缰绳，心里直打鼓。

就在这时，乌兰翻身上马，骑上那匹众人熟悉的青马，将两支手枪插在腰间，策马奔到队伍最前面。她回头只说了一句话：“把枪握稳，别乱！”然后掉转马头，直面来敌。她的动作干脆利落，不带一丝犹豫，队员们的慌乱情绪一下稳住了许多。

敌骑兵很快摆开阵形，尝试通过连续冲击来打乱自卫队的防线。面对对方的轮番进攻，乌兰和十一支队紧紧咬住战机，先稳住阵脚，等敌队阵形稍乱，再组织反冲锋。蒙古骑兵擅长近战冲杀，一旦抓住机会，就会像风暴一样扑上去。这一战，敌人终究没能顶住自卫队的猛烈反击，被打得阵脚大乱，开始撤退。

在追击过程中，十一支队一路紧追不舍，直追到北票附近，将这股国民党骑兵大部歼灭。返回途中，他们又炸毁了一座铁路大桥，切断敌军补给线。这场战斗，既保住了战利品，又给敌军狠狠一记打击，战术和意志层面都赢了。不得不说，这样的胜利，对于刚刚扩编不久的支队来说，意义非同一般。

战后，军区首长公开表扬乌兰和十一支队。当地还流传起一首小调：“咱们东三省，有位女英贤。蒙族女同志，名字叫乌兰。年方二十四，掌握大兵权。攻打北票县，英明天下传。”歌词不算华丽，却把一个年轻女政委的形象勾勒得十分鲜明。从那以后，蒙古族群众干脆不再称她“政委”或“指导员”，而喜欢叫她“青马双枪红司令”。

三、胸如千里草原，苦难与宽容并行

有名气，并不意味着一路顺畅。十一支队初创时，队伍结构复杂，成员来源多样，有地方武装转编的骨干，有新招募的牧民青年，也有原先在各方势力间摇摆不定的人。要把这样一支队伍捏合成有战斗力、有纪律的人民武装，对任何一位政委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

在一些老式观念较重的战士眼里，女同志担任政治主官，并不那么容易被接受。某次饮酒后，支队长王景阳一时失言，在席间用“母政委”这样的称呼半开玩笑地说话，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多少带着些不尊重的意味。那一刻，气氛一度有些尴尬。

事后，王景阳主动向乌兰认错，承认自己酒后失态、不够严肃。乌兰没有借题发挥，也没有记仇，而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她常挂在嘴边的蒙古话，大意是“人的胸怀要像千里草原那样宽广”。这句后来被简化成“要胸如千里草原”，传开了。她用这种方式给对方留足了面子，却也把原则立住了。

这种宽容，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基于大局的选择。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队伍难免会出现摩擦、误解甚至冲突，如何处理关系，既维护纪律，又不伤害干部联系，是考验干部能力的重要方面。乌兰的处理方式，让不少人暗自佩服。有战士悄声对身边人说：“这样的政委，跟着心里踏实。”

随着时间推移，自卫队不断发展。在十一支队的基础上，又先后组建了第十二支队、第十三支队。乌兰先后兼任这两个支队的政委。职务增加，责任也成倍加重。她既要掌握战场态势，研究敌我力量，又要处理基层政权建设、群众工作，几乎每天都在奔波。热辽大地上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她骑马往返的身影。

从1945年到1949年，这几年的战火，既是战场上的拼杀，也是政治与组织能力的比拼。内蒙古地区的基层政权需要从无到有搭建，牧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尽量稳定下来，土匪和各路武装也要被清理、改编。乌兰把“胸如千里草原”挂在嘴边，更落实在处理各类矛盾的实践中。有些被俘土匪，在了解政策后，逐步转变，成为可靠的战士；有些观望的地方头面人物，在她一次次耐心劝说下，也开始协助新政权工作。

从战斗到建设，这段时间里，她完成了自我角色的转变——不再只是冲锋陷阵的女战士，也逐渐成为一个可以统筹全局的基层领导者。许多后来提起她的老兵，都提到一点：她说话并不多，但做事很有章法，关键时刻，从不拖泥带水。

新中国成立前后，内蒙古地区经过一系列整合，政权架构逐步稳定。战火渐渐远去，新的任务摆在面前：如何让这片曾经战火频仍的土地真正走上发展道路。

四、走下战马，投身新中国的工业与妇女工作

1949年之后，随着全国解放进程推进，许多长期在战场上拼杀的干部，被陆续调往地方工作。乌兰也在其列。告别战场，对她来说绝不轻松。多年来并肩作战的战友，有的留在部队，有的牺牲在前线，留下无数遗憾。她不得不收起那身已经习惯的军装，从“青马双枪红司令”，转身成为地方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她正式转业到地方，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承担重要职务。她连续三届担任自治区妇联主任，同时还是自治区党委委员，并先后任轻工业化学工业厅副厅长兼党组副书记，经委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这一连串职务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具体工作，是对内蒙古工业起步期的一次次推动。

在轻工业和经委系统，她则面对另一套完全不一样的难题。内蒙古工业基础薄弱，人才、设备、资金都紧缺。要布局工厂，确定重点行业，协调中央援建项目，每一步都需要反复论证与协调。乌兰并非工科出身，但凭借多年形成的坚韧作风和较强组织能力，硬是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工作方法。厂矿建设规划、原料供应、职工安置，她投入了大量精力。

遗憾的是，即便作出诸多贡献，历史的风雨也没有绕过她。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乌兰一度受到误解和无端指责，个人生活和工作都遭遇不小冲击。这段岁月对于许多老干部来说，都带着难以言说的沉重。她曾经对身边人说过：“草原上总有风，有时候风刮大了，人得站稳一点。”

1980年，乌兰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担任书记处书记兼女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顾问。此时，她已经接近花甲之年，却仍然保持着忙碌的节奏。全国总工会是联系广大工人阶级的重要组织，涉及职工权益、劳保政策、生产竞赛等方方面面。她在这里继续关心女职工工作，关注女工在生产一线的安全、培训和晋升机会。从草原到首都，从骑兵部队到工运舞台，她的人生跨度不可谓不大。

1987年4月5日，乌兰在北京病逝，终年六十五岁。按照她生前的遗愿，骨灰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安放在呼和浩特市青山公墓，一部分则撒在卓东大地上。对她而言，那片草原不仅是童年的记忆，更是举起枪、扛起责任、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安吉斯饰演《小兵张嘎》时，观众只看到一个聪明、倔强、爱憎分明的少年形象。银幕之外，他的母亲用一生在另一个战场上演绎了更为波澜壮阔的现实传奇：十五岁背起炸药包，十七岁在延安练兵，二十四岁骑青马、挎双枪驰骋辽西，后来又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承担重任，历经风雨而不改本色。

如果再回头看她最初的名字“宝力格”，那股像泉水一样的韧劲和清澈，其实一直没有变。只是随着时代的推移，“泉水”奔涌成了河流，流过战场，流进工厂和机关，最终归于她热爱的草原。她的故事，既属于硝烟弥漫的岁月，也属于那一代默默无闻、却实实在在改变了国家命运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