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978年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对华国锋抱怨：我到天津屁股还没坐稳

1978年10月12日午后，北京西长安街的梧桐叶刚被秋风卷起，林乎加匆匆踏进中南海南门。四十八小时前，他还在海河之畔主持天津市委工作例会，对即将出台的企业改革方案反复打磨。电话骤响，只一句“马上回京”，让一切计划按下暂停键。

华国锋与他单独谈了二十分钟。屋里气氛不算紧张，却透着决断。“中央决定，请你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话音刚落，林乎加脱口而出：“我到天津屁股还没坐稳呢！”一句抱怨，并非推辞，而是为突如其来的调动捎带人情味。得到的回应只有八个字：“形势所需，刻不容缓。”

列席次日的政治局常委会时，他正式亮相。李先念半带玩笑：“解决不了就来找我。”邓小平接过话头：“有什么难处，咱们一起扛。”简短几句，算是对这位“灭火队员”加了印章。大家都清楚，他过去在上海、天津的成绩，靠的就是敢抓敢碰的作风。

时间倒回三年前。1975年，林乎加在国家计委临危受命，面对批判风潮小心周旋，硬是一字未丢地守住了国家重点项目的底线。1976年“十·一二”后，他南下上海整顿，上棉三十一厂那把火，没烧坏机器，却让人心熄了火。他带着工作组蹲在车间里，三天解决矛盾，被工人私下称作“林老爷子，真能撑。”

1977年，他与彭冲一道推动宝钢落户浦东；1978年春，又率团赴日考察，引进技术、资金、管理模式，提出“胆子要大些”的建议。这股劲儿使他甫回国便被派往天津，随后仅三月再赴北京。中央挑人，瞄准的正是这股子雷厉风行。

抵京后，林乎加把办公室搬到吉普车上，白天跑工厂，晚上调资料。北京高考落榜生满街求学无门，他听后当晚拍板：只要分数过线，一律收下。校舍紧张？“中学先借。”宿舍不够？“走读制。”财政挤不出钱？“行政经费先让一让。”最终，北京一年扩招一万六千余名学生，许多人后来在科研与工业一线挑大梁。南开与北大的老教授回忆那段日子：“课堂里挤得连转身都费劲，可学生眼里尽是光。”

与扩招同时进行的，是“天安门事件”平反。文件堆满了林乎加的写字台，他逐一审阅，不愿遗漏一句原始陈情。深夜灯火，秘书郑家亨记下无数次这样的场景：领导抽着半截烟，翻资料到凌晨两点；电话铃一响，抓起听筒就走。

京城治理复杂，经济也不能耽误。林乎加争取国家计委专项投资，启动首都基础设施大修。不到两年，东单立交桥扩建完工；远郊六环沿线试点恢复责任制，粮菜供应稳住了北京人的菜篮子。

1981年春，他递交辞呈，理由只有一条：北京基础梳理已定型，需要更新的管理理念。农业部随后向他伸出“橄榄枝”。对外看是降格，知情者却明白，三西扶贫项目正待开局。林乎加只说了一句：“不解决，对不起老区人民。”随即扎进黄土高原，一条条渠道、一座座小型水库在山间绽开。

行程表上最常见的地名是西海固、定西、河西走廊。六十多岁的人，风餐露宿成了常态。手下干部私下嘀咕：“林部长把我们全带成了野外工作队。”可正是这种作风，让“三西”农业综合开发写进了国家规划，成为后来整村推进、整县脱贫的雏形。

林乎加的脾气也留在基层口耳间。调研时，他见乡镇干部张口就念材料，抬手打断：“背书可以上讲台，这里是田间地头，说真话。”短短一句，把会场气氛冲得透亮。

1992年底，他正式离职休养。那年冬天，北京初雪，他在中关村一处老楼里伏案回信，收件人多是当年被扩招的学生；信封里常附上一行批注：“读书要紧，莫负时光。”2018年9月13日，消息传来，各地当年的考生、工人、扶贫干部自发送来花篮与信笺。或许，他们眼中的林乎加，永远停在那辆尘土飞扬的吉普车旁——一句“别耽误，咱们这就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