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溥杰去世，临终前要求把一半骨灰葬于日本：我要与家人团聚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北京晚风透着寒意，七十五岁的爱新觉罗·溥杰在协和医院留下遗言：“骨灰分成两份，一半回日本，一半留京。”子女还来不及追问，心电监护已归于平线。纵观他的一生，从紫禁城的末代皇弟到战犯，再到普通公民，家国兴衰与个人悲喜缠绕，这句遗言注定成为他传奇故事的句点。

时间拨回五十七年前。一九三七年春，东京军人会馆张灯结彩，“日满亲善”的口号响彻礼堂。溥杰身着日军士官礼服，迎娶名门闺秀嵯峨浩。外界看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交易，日本军部要为“满洲国”培养继承人；可走上红毯的新人却生出真情。彼时的他们成竹难辨真假，可命运已经在悄然书写另一种剧本。

新婚半年，小两口回到长春。关东军逼溥仪在《帝位继承法》上按印，试图锁定未来的娃娃皇帝。溥仪多疑，本能地把弟弟与弟媳当成刀口上的棋子，屡劝离婚。溥杰只淡淡一句：“她对我好，我不能负她。”那是动荡年代最朴素的爱情誓言，却也埋下兄弟隔阂的种子。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崩溃。溥杰决定护送溥仪向盟军自首，兄弟俩刚到沈阳机场便被苏军扣押。与此同时，怀抱两个女儿的嵯峨浩被红军转交八路军，旋即遣返回东京。从此夫妻相隔万里，杳无音信。人们以为这段跨国婚姻会在炮火与铁窗中自行崩塌，谁料它却被思念一点点焊牢。

苦难最考验真心。一九五四年，十七岁的长女慧生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句句恳切：“总理先生，骨肉情不分国籍，请让我们同父亲通信。”信抵中南海，周总理批示转交抚顺战犯管理所。溥杰读信失声痛哭，提笔回道：“父亲无恙，望汝与母亲珍重。”异国邮路长达数月，却让沉寂已久的感情重燃火光。

未料，两年后慧生因恋情受阻与同学殉情，这成了夫妻一生难以言说的伤口。嵯峨浩抱着女儿遗照，独坐窗前整夜无语；溥杰在监舍里木然发呆。悲剧之后，他们更加执拗地守着彼此，把余生视作补偿。

一九五九年特赦令发布，溥仪先行获释，溥杰因“日籍妻子”暂未列入名单。有人劝他划清界限，甩掉“汉奸夫人”包袱，他只摇头：“浩的心在中国。”这种倔强，使得他直到一九六〇年底才迎来自由。第二年五月，嵯峨浩冒着国内缺粮的艰难，带母亲与小女儿嫮生踏上中日混合船只，驶抵天津大沽口。

车站月台上，久别重逢的夫妻对视良久，千言万语凝成一句轻声：“我回来了。”溥杰接过妻手中的骨灰盒，那是慧生的部分骨殖。他用双臂圈住妻子和女儿，像护着故宫里仅剩的几件老物件般小心。自那一刻起，所有流言蜚语、政治阴影，仿佛都被27年前的誓词堵住了去路。

周总理随后安排他们入住北京西城一处两进小院，电话、煤炉一应俱全。坊间议论说这是“落水凤凰”，可邻里见到的却是一对日落后牵手散步的寻常夫妇。溥杰在政协文史资料室抄写旧档，嵯峨浩在友谊商店当日语顾问。工资不高，却够买几束鸢尾花插在窗前——那是他们初遇时桌上的花。

一九八〇年春，嵯峨浩的肾脏病恶化。她叮嘱丈夫：“半骨灰留京都泉涌寺旁，与慧儿作伴；另一半埋在北京，陪你。”说这话时，她声音轻得像樱花落地。溥杰握着她的手，只答一句：“听你的。”这句简短，抵得住所有波折。

一九八七年六月，嵯峨浩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七十三岁。守灵时，溥杰喃喃重复：“浩，快看我。”没有回应，他的背却突然驼了几寸。此后七年，他常拄着拐杖在中山公园湖畔踱步，偶尔有人认出这位昔日“七爷”，“您在想什么？”他抬头，眼里一片空茫：“想到海的那边还有一半家。”

终于来到一九九四年。医生提醒吃药，他摆手：“别折腾。”病榻旁，溥仪旧日的近臣探望，他仍念叨日本妻子，“浩等我太久。”临终前那段微弱的对话不足十秒，却定下了“分葬”奇举。是浪漫？是无奈？众说纷纭，可他从不需要评语。

遗愿执行得很干脆。北京八宝山火化后，一黑一白两口瓷坛装好骨灰：白坛运往日本山口县嵯峨家祖祠，与妻女同穴；黑坛安放在首都公墓，碑文只写“爱新觉罗·溥杰——一九一八至一九九四”。简单两行字，背后是一部乱世流亡史。有人感叹这是“政治婚姻的意外温情”，也有人说它验证了“乱世夫妻比金坚”。世事如何评说已不重要，留给后人的只是两处静静伫立的墓碑，一半在樱花树下，一半在柏树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