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我高中毕业后进了军校，参加过“四清”，后被授空军大校

1963年7月1日，北京的气温攀到三十五度，师大女附中的教室却比往日更热闹，高三毕业生们正为即将寄出的大学通知书奔走。那年十八岁的苏承业早早锁定了北大西语系，成绩、团籍、政治鉴定都过硬，她自认为一切水到渠成。没想到，几天后校方紧急召回部分同学——部队外语院校要从应届生中挑选一批种子，名单里赫然有她。

通知下达时，她愣在走廊，既有遗憾也有好奇。父亲苏老连夜赶到宿舍，得知原委后只是轻轻一句：“组织点名，听命令。”随后补上一句带着兵味的玩笑：“子承父业，哪儿就委屈你了？”态度干脆，让女儿别的念头都不好再提。

8月8日，新兵列队。她第一次披上草绿色棉布军装，帽徽尚未完全熨服，正步却必须走齐。白日里“同花顺”方阵笑料百出，夜拉练有人把军裤穿反，连长依旧板着脸要求动作到位。训练苦归苦，作息号一响，该起就起，该站就站，兵的节奏很快在每个人骨子里扎根。她随身带的除了牙刷只有两本书：《毛泽东选集》和《向雷锋学习》，父母的叮咛都压在那两本书里。

1965年6月，新式“65”服装发到手，鲜红帽徽映着阳光，她心里有了些仪式感。指导员李志远找她谈话：“党支部准备吸收你入党。”她连连摆手：“我还差得远，党员是刘胡兰那样的。”李志远只是淡淡一句：“入党不是挂勋章，是挑担子。”这句话后来被她写进笔记本，成了最早的政治自觉。

同年冬天，一间学员宿舍煤气泄漏，数人轻度中毒。年底民主会上，受害的三个学员当面点名批评后勤副主任。会场没有推诿，只有“同志”二字贯穿始终。老干部马主任甚至抱着女儿接受意见——那个场景让不少年轻人第一次直观理解“党内人人平等”这六个字。

“四清”运动在1965年9月全面展开。苏承业所在工作队被派往河北赤城县后楼村，从军校课堂一下扎到贫瘠山沟，她的第一反应是震惊。房东大爷家只有一条完整的裤子，老人穿出去干活，十三岁的儿子只能用破麻袋裹身。派饭喝到的多是稀粥，一年难见油星。干活时，她和社员们一起打井、挖沟，沉重的钢镐砸在冰硬土地上，迸出白花花火星。夜里窝铺里虱子满头，她先是害怕，后来学会把衣服举到煤油灯下，一只只“嘎巴”掐掉。那股汗味尘土味混合在一起，成了她关于基层最难忘的气息。

1966年6月，工作队凯旋，她重新回到洛阳外语学院。三年时间仓促而密实，1969年底，她被分配到空军435医院担任护理员。医院活儿杂且重，病区要打水洗漱，还要通宵守护重伤员。凌晨三点灯光刺眼，不少人刚接触血腥场面会犯晕，她却迅速适应。护理小组评比，她所在班全年零差错，连队墙报把她名字贴在最上端。

1970年10月下旬，部队结构调整，她被单独复员。那晚她几乎没合眼，第二天却扛着行李箱踏出营门，没有回头。复员后的两年，她一头扎进马列与《毛选》，人说书本是另一所学校，这所学校让她保持对时代的敏锐。

1972年5月，政策落地，空军急缺外语干部，电话打到她家：“回来吧。”她没有讨价还价，只提一个请求：“下基层。”很快，她被送到沂蒙山区一座千米高的山头，营房沿陡坡而建，洞库值班点在更高处。每天翻山越岭爬上洞口，再把翻译设备背到警卫室，连带她九个月大的儿子都学会对着山风咿呀。营区没电视，电影半年才放一次，可战备丝毫不敢放松。风一大，电话线“呜呜”直响，值班员要立刻排查；电台捕捉到境外信号，她要连夜翻译。条件艰苦，却没人松懈。

孩子满周岁后，她调回机关。1986年，南京军区空军情报部门增设外军资料翻译岗，她成了骨干。资料堆成一人高，键盘、油印机、手摇装订机轮番上阵，她编译的敌情报告多次被高层采纳。那次全军“敌情通”大比武，她以满分拿下第一。战友用大拇指打趣：“看着瘦，劲儿全在脑子里。”

1994年军衔制恢复，她凭二十余年的译电功课、基层训练与带兵成绩，获授空军大校。授衔仪式不长，却足够让昔日同学感慨万千。老父亲捻着证书，看了一会儿，低声一句：“当年那个决定不算错。”对话朴素，却比奖章更有分量。

1997年，她按期离岗，档案里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译文上百万字、专题报告几十份、优秀党员表彰六次、三等功三次。很多年轻军官并不认识她，只能从文件末尾落款看到那个熟悉的署名——苏承业。岁月把名字悄悄镌刻进部队档案，也将那段从校园到军营、从医院到战备洞库的足迹完整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