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科技创业：在不确定性中塑造未来产业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硬科技创业正成为各国重塑产业体系、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上海“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以自身努力的持续性牢牢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硬科技创业，正是这种持续性的集中体现。它通过长期投入和组织化探索，将科学的不确定性转化为产业的可能性，为城市和国家赢得未来竞争的关键支点。

何为硬科技创业

近年来，“硬科技”这一概念已被明确纳入国家和地方科技政策体系。从国际视角看，与“硬科技”内涵最为接近的术语是Deep Tech，用来区分那些依托科学和工程突破、具有深远社会影响潜力的创业活动，与依赖成熟技术、以快速市场迭代为特征的创业形态形成鲜明对照。尽管在不同国家和行业中存在不同表述，但整体而言，硬科技更指向一种以科学发现与工程实现双重动力驱动的高不确定性创新实践。从这一意义上看，硬科技创业并不是传统技术创业的“升级版”，而是一种发生在科学路径尚未稳定、工程方案尚待验证阶段的探索性创业活动。

硬科技创业之所以不可替代，关键不在于其技术“更先进”，而在于其承担了连接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独特功能。与“先有市场机会、再进行技术开发”的路径不同，硬科技创业往往发生在应用场景尚未充分显现、商业模式尚未成形的阶段。创业者并不是对既有机会作出反应，而是在高度不确定的前沿领域中，主动进入并长期承载高风险。

从全球范围看，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先进材料、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硬科技领域，正成为主要经济体创新政策和资本布局的重点方向。这一轮创新浪潮与上一轮以互联网应用为主导的技术扩散明显不同：技术突破更加依赖基础研究积累，工程体系更为复杂，创新周期更长、风险更高，但是一旦形成突破，往往能够重塑产业版图，甚至改变社会运行方式。正因如此，硬科技创业正逐渐从“高风险选择”转变为各国主动布局的战略方向，被视为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的必要投入。

在我国，硬科技发展的整体态势同样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全社会研发投入持续增长、基础研究能力不断增强，创新活动正从“应用驱动”向“科学与工程双轮驱动”转变。

组织逻辑与制度条件

硬科技创业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单项技术能否取得突破，更在于企业是否具备长期承载高度不确定性的组织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创业团队必须在技术可行性、工程实现性、制度环境和市场接受度之间反复权衡，科研探索与企业运行并非线性衔接，而是长期交织、相互牵引。这种组织形态，决定了硬科技创业往往不是“快速成功”的过程，而是一个可能持续拉长时间维度的系统工程。

从国际实践看，一些具有标志意义的硬科技企业，其突破并非源于单次技术领先，而是源于对失败的长期容忍与对工程路径的持续投入。以航天领域为例，SpaceX在二十余年时间里经历了多轮技术挫折与组织重构，最终不仅实现商业化突破，也在客观上重塑了国家间的竞争格局。

在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不同路径的分化也同样印证了这一逻辑。一些国外企业虽在早期技术展示上占据优势，却因工程化、成本控制和规模复制能力不足而难以走向广泛应用；而另一些中国硬科技企业则通过长期聚焦工程可实现性与产业场景适配，在相对务实的技术路线中不断迭代，最终完成从实验室原型到可量产产品的跃迁。由此可见，硬科技创业的成败，往往取决于组织是否将“能不能做出来”置于“看起来有多先进”之前。

在上海，这种以组织能力承载不确定性的硬科技创业实践正在逐步显现。在脑机接口、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等领域，一批企业依托科研积累，通过持续工程验证和临床或产业场景测试，稳步推进技术从原理可行走向系统可用。围绕张江科学城、“大零号湾”等创新集聚区，上海不断完善从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到产业化落地的支撑体系，并通过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牵头重大科技任务、探索培养“科学家+企业家”，为硬科技创业提供了更具韧性的组织和制度环境。这种生态环境的核心，不在于降低技术难度，而在于为长期探索提供可以承受失败、允许调整、支持再出发的制度空间。

面向未来的关键政策着力点

在未来一个时期更好发挥硬科技创业的战略作用，制度设计的重心有必要从“资源投入多少”转向“是否能够持续承载不确定性”。硬科技创业并非线性推进的技术转化过程，而是一种在科学路径尚未定型、工程方案尚未稳定的条件下展开的长期探索活动，其成功依赖一整套能够容忍失败、支持调整、鼓励持续投入的制度环境。

首先，硬科技创业的首要瓶颈在于人。真正能推动硬科技创业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机会型创业者，而是同时理解科学问题本身、又愿意以企业化方式推进工程实践的复合型行动者。制度设计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引进人才”，而在于通过职务科技成果赋权、科研与创业角色转换、跨机构流动和多元评价机制改革，使科研人员能够在不放弃科研身份和长期研究方向的前提下，参与甚至主导企业化探索，真正形成稳定、可持续的硬科技创业群体。

其次，硬科技创业最早遇到的系统性约束，往往出现在从“原理可行”走向“工程可行”的阶段。制度支持的重点，应从单纯追求科研成果数量或转化效率，转向系统建设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和规模化验证平台，为不成熟技术提供低成本、可重复、可阶段退出的公共条件，使创业团队能够在真实工程和应用环境中不断修正技术路径，逐步收敛出可复制、可扩展的解决方案。

再次，硬科技创业投入高、回报周期长、失败概率高，其融资需求与传统创业存在根本差异。政策层面有必要通过财政资金、国有资本与市场资本协同，构建“接力式、分阶段”的长期资本支持体系，在不同技术成熟阶段提供匹配的金融工具，避免创业项目在尚未完成关键技术验证时因资金断裂而被迫中止。资本在硬科技创业中的核心作用，并不在于“尽早放大规模”，而在于为长期探索提供稳定预期和持续支持。

进一步看，硬科技创业很难在封闭环境中独立完成规模化，其工程验证、供应链整合和场景应用高度依赖成熟产业体系。应鼓励龙头企业以开放平台、联合研发、首单应用和场景共建等方式，与硬科技企业形成互补协作关系，使大企业的工程能力、产业经验和市场渠道，与小企业的前沿技术探索形成有效耦合。通过这种协同机制，硬科技创业在走向规模化阶段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才能被显著降低。

最后，硬科技创业往往处在技术、伦理和监管规则尚未完全成型的前沿领域，过早、过严的规制容易抑制探索性创新。制度层面有必要在确保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推进分阶段、分场景的包容性监管安排，通过试点机制、沙盒监管和动态评估等方式，为新技术、新模式提供“可试错、可纠偏、可退出”的制度空间，使规制成为引导创新、降低系统性风险的工具，而非阻断硬科技创新的障碍。

（作者为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