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希汉之子周抗援，与父亲一起江钓：他只留下了一片鱼鳞

1959年初夏的一个清晨，北京城刚现鱼肚白，西直门外的玉河岸边已立着一位中年军人。他的外套拉链没合，袖口却熨得笔挺。有人认出他是时任海军某机关领导周希汉，却更感兴趣他手中那根罗汉竹鱼竿。随行的小男孩不时把脚尖探进河水里，吹着口哨。后来证明，这个孩子就是周抗援。父子第一次结伴钓鱼的画面，自此牢牢嵌进了他的记忆。

时间往前推八年，1951年，抗美援朝第二个冬季，周家添了第四个儿子。名字取作“抗援”，既纪念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也寄望男孩心怀大义。小孩不懂深意，却在长大后一次又一次被名字提醒：别光考虑自己。

进入困难时期，细粮凭票，肉更难见。五个孩子排排坐，人人眼巴巴盯着锅里的玉米糊。偏偏父亲指标高于常人，分到的白面馒头要诱人得多。可周希汉经常把馒头剖开，递到孩子手里，自己捞几根咸菜下粥。一旁的警卫员暗暗咂舌，周抗援却惯以为常。饭后父亲擦擦嘴角，轻描淡写一句：“男娃长身体，别饿坏了。”

1961年，老战友支招——院里能否养头猪？说干就干，一只黑白花小猪被抱进周家后院。猪吃食杂，粮票不够，就添菜叶、泔水。四处忙碌的军人周希汉，晚间还要挽袖清理猪圈，肩章和泥点同在，一点也不违和。猪长到百来斤，正值中秋。孩子们盘算着煎排骨、炖红烧。刀起肉落，父亲却把大半块分装进报纸袋，亲自提去机关食堂，“给战士们加个菜”。剩下的只是下水和骨头。看着一桌清汤，老炊事员嘀咕：“赔钱赚吆喝。”周抗援附和，被父亲凌厉的目光制止。那目光不带怒火，却让人羞愧难当。

1968年，知青潮起。海军机关把报名表发到各家，周希汉替孩子们一股脑填好，目的地写山西汾西。夜里灯泡昏黄，他和周抗援促膝谈心，足足讲了六个钟头：什么是劳动，什么是群众，什么是锻炼。少年硬是靠打水井的粗活悟出了“土里刨食”的滋味。翌年冬末，空军到村里招飞行勤务兵，周抗援报名通过。消息传到北京，周希汉抖落笔帽，在小笔记本扉页写下十六个字：继承传统，艰苦奋斗，学习毛泽东思想，做雷锋式战士。

父子通信，自此成为约定。每月一信，字迹整齐，短句居多。信里问得细：起床号响几次？班长教的操典背熟了吗？偶尔也有严厉批注——“粗心、应改”。后来孩子们才发现，五兄妹收到的信字数几乎一样。原来，父亲并无偏爱，只是责任均分。那几年，机关灯光常亮到深夜，本已病体的周希汉仍要把日记、文件、家信逐一处理。

1973年，胃癌手术让他暴瘦十几斤。医生建议多到户外，心情平稳了病体才有底气。于是钓鱼成了最合适的“慢动作”。但他看不上店里现成竿，偏要自己去鼓山挑罗汉竹，请竹器师傅打磨，竹节处还刻着细细防滑纹。成本低，却透着军人工匠气。

1978年暑期，周抗援请假陪父亲赴杭州海军疗养院。钱塘江潮声不息，岸边草木生意盎然。刚抛下钩不过三刻，周抗援的漂猛地沉了下去。大鱼冲锋，水面炸开白浪，他成功溜了近二十分钟，拉上来一称——四十多斤的鲭鱼，惹得看热闹的疗养员一阵哇声。还没坐稳，又见父亲的竹竿弯成月牙。老人脸色苍白，却咬紧牙关。江风吹着军帽，竹竿与鱼线发出“吱吱”声。三十多分钟后，一个更庞大的身影被拖过船舷——五十八斤，刷新院内纪录。院长兴奋地说：“罗总长留下的52斤老纪录被打破啦！”

围观的人都喊着拍照留念，周希汉只剪下一片硬如瓦片的鱼鳞。周抗援琢磨：大鱼该真空包装，带回北京孝敬母亲。父亲却摇头：“空勤灶的飞行员久吃冻鱼，这鲜货更适合他们。”说罢，他自掏船费，把鱼送去后厨，连称呼都没留。院长握手致谢，老人笑答：“得鱼甚于食鱼美。”一句古语，风轻云淡。

鱼鳞带回北京，用透明纸封住，躺在秘书处抽屉。几年后一纸讣告传来——1980年5月11日凌晨，周希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六十四岁。整理遗物时，罗汉竹鱼竿整齐立在墙角，鱼线完好，竿把磨得锃亮，握上去仍有温度。周抗援把它带走，规矩地上了油，一年也就用上一两回，却从未舍得换新。

细想，这根竹竿见证了父亲的一生：南征北战时它是枪杆的延伸，和平岁月里它又化作平淡生活的象征。鱼竿不贵，鱼鳞也不值钱，真正沉甸甸的，是那份“想到别人再想到自己”的老传统。如今再有人问起老人钓鱼的往事，周抗援总会摸摸竿把，轻声一句：“他只留下了一片鱼鳞，可那足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