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前夕的思想争锋：汉初“前经学时代”研究 | 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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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与文明

独尊儒术前夕的思想争锋

汉初“前经学时代”研究

曾海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1

ISBN：9787108082268 定价：90.00元

【内容简介】

自汉朝建立至儒学独尊，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颇具独立性的阶段。汉初延续战国末期诸子百家的传统，有着长达七十余年的思想争锋局面。除去由经师传承的六艺之学，诸子之学仍广泛流传，思想面向多元而复杂。但与晚周的“百家争鸣”相比，汉初的思想角力更具政治锋芒。

本书在“衡诸六经之义”的方法论指导下，围绕“政治与皇权”“仁心与道术”“博杂与一统”三个核心问题，梳理汉初发生的各种思想争鸣事件，呈现彼时诸子学的实际面貌。通过深入剖析贾谊、辕固生、曹参、晁错、董仲舒等代表性思想人物的主张与策略，揭示不同立场的学者如何回应“大一统”的皇权挑战，呈现儒与道之间的相互消长，并进一步探讨在这场思想角力中，儒学凭何而走向“独尊”。

【作者简介】

曾海军，湖南平江人，中山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四川大学哲学系《切磋集》系列书系主编，著有《神明易道：〈周易·系辞〉解释史研究》（2009）、《诸子时代的秩序追寻：晚周哲学论集》（2017）等。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皇权：从高帝代秦到继位之争

第一节　高帝代秦的正当性之争

第二节　“太子天下本”的基本道理

第三节　“君子大居正”的公羊大义

第二章　政统：延续与更法

第一节　“知为皇帝之贵”的成功

第二节　“改正朔，易服色”的失败

第三节　“汉当土德”的波折

第三章　“仁”震撼心

第一节　“行仁义，法先圣”的政治传统

第二节　缇萦救父的仁与孝

第三节　“刑不至君子”中的廉耻之节

第四章　“道”流入术

第一节　萧规曹随的“无为”品格

第二节　结袜王生“守其辱”的心机

第三节　“道高益安”的个人关切

第五章 　一人与天下

第一节　“一人”的德性回归

第二节　“天下”的秩序路径

第三节　“不爱一人谢天下”的说辞

第六章 　儒道消长

第一节　曹参相齐的云淡风轻

第二节　入圈刺豕的闹剧

第三节　议明堂事的激烈与残酷

第七章 　博杂与独尊

第一节　《淮南子》“总万方之指”

第二节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第三节　河间献王学举六艺

第八章 　经学家的“大一统”之路

第一节　与主父偃决裂

第二节　与公孙弘为敌

第三节　与经师辨论

余论

参考文献

【选摘】

独尊儒术的前夜

——西汉初年的前经学时代

曾海军 撰

随着周王朝的日趋衰微，天子失势而王官失守，学在官府的局面结束了。历史进入东周，王朝分崩离析，伴随诸侯争霸的是官学废绝而诸子蜂起，百家之学争鸣。进入统一的秦帝国之后，晚周诸子之学又遭遇了秦皇焚书坑儒、李斯禁绝私学、吕不韦召集门客撰写《吕氏春秋》等种种力图在思想上走向统一的事件。但暴秦还没来得及完成思想上的统一便土崩瓦解，之后迅速被汉王朝取代，完成思想上的统一这一重担便落在了新生的汉王朝肩上。就此而言，有学者指出，“秦皇、李斯行统一思想之政策于前，汉武、董仲舒行统一思想之政策于后，盖皆代表一种自然之趋势，非只推行一二人之理想也”，可谓富有卓识。

汉王朝在推翻暴秦的统治之后，从权力上的统一到思想上的最终统一，中间经历了近百年的诸子思想争锋时期。虽然秦皇与汉武都基于权力而谋求思想的统一，却并不意味着“独尊儒术”与“焚书坑儒”是一回事。乃至就思想的统一性而言，通过权力获得“独尊”是一回事，思想本身是否具备这种“独尊性”是另一回事。不是每一个王朝统一的意识形态都等值，统一与统一也很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声称的“秦用儒家之说，以‘坊民正俗’，即其焚书、禁私学，亦未尝不合于儒家同道德、一风俗之主张，不过为之过甚耳。秦皇、李斯废私学，为统一思想之第一步。汉武、董仲舒罢黜百家，为统一思想之第二步”，恐怕就有问题了。暴秦法家的意识形态人们早已有共识，“焚书坑儒”总不可能成为“独尊儒术”的第一步，而且“罢黜百家”也并非禁绝私学，这一点亦有公论。在这个问题上， 另有学者认为，“秦不仅是一朝之名，而是代表了一种生存文化和哲理形态，是先秦尚力崇谋的算计化思维方式的高级版本”，而“‘灭秦’或‘秦灭’也绝不止于一朝一姓之灭亡，而是一种生存方式、思想方式、感受（或感情）方式的覆灭”，这一判断就显得更为深刻。他进一步指出，“能在汉代占主导地位的，首先不是最有力者、最有谋者，甚至也不是最合理者，而首先是最能反秦者，彻底的反秦者，或最能与秦划清界限者。这是理解汉代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线索”；他甚至断言，“中华民族今后的兴旺也在于‘灭秦兴汉复周’”。笔者对这一洞见深以为然，只有与暴秦彻底划清界限，才能真正认清“独尊儒术”的意义。

汉王朝“独尊儒术”之后，确立了此后两千余年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一问题不当由暴秦论起，而应将之置于从晚周诸子之学到汉初子学这一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在晚周诸子之前，是两千多年的王官之学，在汉初子学之后，亦是两千多年的王朝官学。恰恰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段子学相对独立的时期。前半段的晚周诸子时期引人注目，无论是否称之为所谓“轴心时代”，它都一直作为学术繁荣乃至哲学开端的时期得到过充分的研究。相比之下，后半段的汉初诸子时期就显得有些默默无闻，基本只是作为独尊儒术之后进入经学时代的过渡阶段，就被轻易打发掉了。对这一阶段的认识也各不相同，比如有可能“经学在汉初仅仅是诸子百家学的一大宗而已”，或者“子学的统一是在先秦时代。而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的这段历史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空白阶段”，又或者“它是诸子学尝试着统一，经学尝试着统一，子学与经学并存的历史时段”，等等。假如将这一时段置于前后两个大的经学时期之间，则不妨将晚周时期相对于王官之学而言的“百家争鸣”，称为“后经学时代”，而将汉朝初期相对于王朝官学而言的“思想争锋”，称为“前经学时代”。两者合起来看，整个诸子百家时期则属于五千年经学文明的一个中止符，必衡诸六经之义而后可解。诸子蜂起而百家争鸣，之所以并未终结经学文明，只因有圣人孔子起而后作，由此不仅延续了后面两千多年的经学文明，也使得前面两千多年的经学文化因之而明，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如此一来，以“前经学时代”视之，就可以对西汉初期的学术形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并且前后之间的衔接也显得十分清晰。有的学者对中国哲学史做过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的划分，主张“董仲舒之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又以为“儒家之兴起，为子学时代之开端；儒家之独尊，为子学时代之结局”。就突显后面两千多年儒家的官学地位而言，此说具有相当的准确性，却因瓦解了孔子作为圣人手定经书的价值，而忽视了经学在前面还有两千多年的历程。

正如晚周的百家之学应该相对于此前的王官之学而言， 称为“后经学时代”，西汉初期的诸子之学也应该相对于其后的王朝官学而言，称为“前经学时代”。三代时期设有王官，职掌典籍，其学官师合一，学在官府，“王官之学”的称名已经形成共识。汉武帝独尊儒学之后，儒家成为官方统一的意识形态，这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由此可以将此后的经学形态概括为“王朝官学”，以与“王官之学”相对。笔者将西汉初期的子学视为“前经学时代”，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学术形态，由此形成比较集中的研究论域。这一时期大体指从刘邦建汉到儒术独尊为止，除了有经师传承的六艺之学，还出现了大量的诸子之学。种种思想派别之间充满纷争，并且发生在独尊儒术前夕，基于其后长达两千多年的王朝官学，笔者将种种思想争锋衡诸六经之义，有着充分的理由。

对于秦汉之间及西汉初期的学术思想争论，各种研究成果也不少。思想争论容易引起现代学者的关注，从论争看出不同思想之间的差别，以及各自的特点，这是现代研究特别擅长的地方。不足之处是，一些研究会对不同思想派别多做骑墙之论，缺乏有力的评判。笔者努力集中于独尊儒术前夕的思想争锋而形成一个独立的论域，尤其定位于“前经学时代”而展开研究。这种定位的主要用心在于，可以将各种思想争锋衡诸六经之义，由此得到立场一致的有力评判。由晚周百家之学而来的汉初子学有着自身的格调，因汉王朝完成了天下一统，使得于乱世之中寻求秩序的迫切性消失了，由此必定会形成新的关注点。虽说现代学人普遍认为，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意味着西汉子学的终结，但因经学定于一尊，诸子纷争、百家并立的局确实为之一变。因此，从汉朝建立到儒学走向独尊，这近百年的思想形态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由于西汉初期“前经学时代”的研究涉及的思想人物众多，文献分散，笔者以这一时期多次发生的思想争锋事件为线索，展开对相关思想人物及其主张的研究。所谓思想争锋事件，即不同思想或政治人物之间，基于不同的立场或观念而出现的不同程度的冲突，或者产生的不同层面的影响。有汉一代因刘邦溺冠的不堪行径，开启了政治和思想人物之间的相互冲突和影响，到窦太后迫使儒生赵绾和王臧自杀身亡，西汉早期充满着各种这样的思想争锋事件，乃至在董仲疏与经师之间的纷争中留有余波，由此以一种尖锐的方式挑明冲突各方内部的思想面貌成为可能。笔者以这样的系列思想争锋事件为线索，在总体框架上从三个层面，具体研究西汉初期的思想人物、著作及其重要观念、主张和理论系统等。

第一个层面是政治与皇权。汉初子学在帝国一统、皇权专制的大背景下，纷纷从自身的思想资源中提供政治观念来应对现世皇权，研究内容远至汤武革命，近到暴秦覆灭，从过去讲到现在，落在哲学与刘汉皇权的相互紧张及观念渗透上。第二个层面是仁心与道术。汉初政权以黄老道家为意识形态，到武帝时期却独尊儒家，儒道之间的相互消长无疑主导着西汉初期，以仁心与道术为问题意识处理相争的这个过程，属于现在进行时。第三个层面是博杂与一统。以博采众长为主要特色的汉初子学，最终却以儒学独尊收场，前经学时代的研究并不停留在这个阶段，而是从现在指向未来。三个层面的问题设计，既是从背景、过程到结果，又是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以独尊儒术前夕的思想争锋为线索，集中于西汉初期前经学时代的研究，关怀的是两千年中国哲学的重大问题。以下分别叙述。

第一，政治与皇权。刘汉皇权初立，针对权力更迭的正当性，儒生辕固生与道家黄生在景帝跟前争论汤武革命，看起来只是各执一端，现世皇权中的景帝也只好以“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来打圆场。以《周易》当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经义来衡量，黄生反对汤武革命，为君臣关系的绝对化而辩护，不过在政治观念上落入了法家的窠臼，而辕固生延续孟、荀而直陈汤武革命的正当性，才符合这一经义。这一时期，刘汉皇权还面临着因继位造成的稳定性问题。此前刘邦想更换太子，还只是依人之常情表现了皇权的任性，幸亏被叔孙通用晋献公的历史教训给拦住了。其后窦太后想让景帝立其弟梁王为太子，就没那么简单了。窦太后是汉初黄老之学的顶梁柱，还能引殷商之兄终弟及来为自己的想法张目，仅靠历史教训解决不了问题；袁盎、窦婴等人举出《春秋》里宋宣公的例子，依靠的是《公羊》经义中的“君子大居正”，才最终说服窦太后放弃了这一想法。西汉初期围绕着政统的延续与更法，先是贾谊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文帝并未没有采纳，其后鲁人公孙臣以“汉当土德”区别于秦，这些思想理论都来自于《春秋》经义，尤其与董子的“三统论”这种《公羊》大义密切相关。

第二，仁心与道术。中华传统文化一般是以儒道释三家并立而论的，而佛学是外来文明，融入中华传统的时间也相对较晚，中国历史上还是儒道之间的关系占主要地位。汉初时期的儒道关系属于在统一王朝下的首次相遇，研究两者之间的消长，对于理解整个中国哲学历程中的儒道格局有巨大的意义。儒家在武帝时期走向独尊，是在黄老道家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完成的，儒道之间的消长属于独尊前夕思想争锋的重头戏。首先是仁心这一面，陆贾献书而“安事诗书”的高祖称善，这是“行仁义，法先圣”的政治传统打动人心，可以在《穀梁传》“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等经义中找到根据；缇萦救父而文帝废除肉刑，这是父子之仁打动人心，也可以与《尚书》所谓“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等经义相互呼应；在大臣周勃下狱时，贾谊上书专论“刑不至君子”，文帝读后深以为然，这是仁义本身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表达的正是《礼记》中“可杀而不可辱”的经义。

其次是道术这一面，以《尚书》所载舜无改于尧之道的无为之治来判断，“萧规曹随”主要还在“术”上体现无为；而根据《论语》中“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的经义，善黄老之言的王生使唤廷尉张释之替他结袜， 这种“守其辱”的手腕显得心机重重；至于司马季主对贾谊论“道高益安，势高益危”，更不能与《论语》中“人能弘道”“杀身成仁”的道理相提并论。

再以汉初景帝与晁错的关系为例，晁错由于主张削藩，而被景帝以“不爱一人谢天下”为由所诛杀，这一历史事件也生动地体现了仁心与道术之间的思想争锋。晁错曾被汉文帝派往伏生处学习《尚书》，深受《尚书》中“一人元良，万邦以贞”这种经义的影响。他一心期待景帝“道纯德厚”， 而景帝却将他置于“一人”与“天下”的轻重对比之中。根据《孟子》所言“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的经义判断，景帝无法摆脱黄老道家的影响，最终沦入以“一人”而换“天下”的权术当中。

最后集中在儒道之间的正面冲突上，两者之间力量上的此消彼长，大概经历了六个回合的相互较量。在第一回合中，首先出场的是功臣曹参，从“未知所定”到定黄老之术，基本上就没遇到什么对手，显得那么云淡风轻。曹参相齐从“问所以安集百姓”开始，以“齐国安集”而告终，亦可谓善始善终，在思想上也有着比较充分的黄老学依据。不过，衡诸《论语》中“尊五美，屏四恶”之经义，曹参的思想依据并无任何出彩之处。进入第二回合中，景帝落入黄老道家的权术当中，以“不爱一人谢天下”为由杀晁错，一代儒生含冤而死。第三回合中的儒生辕固生与道家黄生争论“汤武革命”，景帝只做骑墙之论，看起来不分胜负。在第四回合中，代表黄老学的窦太后想立梁王为太子，袁盎等人却以《公羊》大义“君子大居正”驳了窦太后的面子，这也可能为第五回合这场入圈刺豕的闹剧埋下了伏笔。窦太后作为黄老之学的中流砥柱，不只喜欢读老子书，更想将老子书视为治国的经书，这才召见辕固生，希望有儒生为其站台。辕固生善治齐诗，将老子书视为“家人言”，实乃衡诸《诗经》中“宜其家人”这一经义的结果，以此表明老子书虽然不是治国的经书，却肯定其修身价值。但这并不能让窦太后感到满意，反而气急败坏地迫使辕固生入圈刺豕。到这一回合，黄老道家表面上赢了，却完全输了道理。在最后的第六回合中，在窦太后逼迫之下自杀的儒生赵绾、王臧，乃受学于鲁诗的代表人物申培公，积极推动各种典章制度的建设，而皇权本身也根本离不开这种典章制度的塑造。窦太后被黄老道家的眼光所制约，看不到建设典章制度的积极作用，竟然将这些儒生轻率地混同于靠神鬼之事起家的方士新垣平。衡诸六经大义，赵绾、王臧追求的“彰汉统”或“兴太平”乃大势所趋，与新垣平的投机行为毫无关系。窦太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诛杀，也算是黄老道家的最后挣扎，而属于儒家黎明前的黑暗。

儒道消长既有治国安邦上的冲突，又有个人生死存亡的较量。思想上的力量原本各有胜场，可是占据权力先机的道家在“道”上每况愈下，最终落了下风。独尊儒术前夕的思想争锋，实质上就是思想力量之间的角逐。通过对这些思想争锋事件的叙述和分析，可以细致入微地揭示出儒道之间思想较量过程中的一招一式，从而刻画出决定其成败的细节之处。

第三，博杂与一统。学问上的“博”与“专”一向是个难以言明的问题，在哲学史上富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与集大成的哲学家常常是交替出现。博有可能流于庞杂，未必就是集大成，但集大成的前提必定是博；专也可能流于狭隘，未必就富有原创性，但深邃的原创必定要求专。西汉初期哲学思想的最大特色无疑是博杂，而很难说有什么集大成的思想家。这一时期的思想家都是兼采各家，几乎每一个思想家在学派归属上都有争议。但仅仅七十年间，博杂之后居然紧接着定于一统，这一现象特别值得研究，不仅仅是理解“博”与“专”的问题， 从思想纷呈到经学一统，这其中有太多需要进一步阐明的。

汉初的思想状况承晚周诸子之学而来，学派之间的兼采博杂既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而对各家学派进行总结，又有淮南王刘安主编的《淮南子》这种博杂的代表作品出现。此外，还有河间献王刘德热衷于收藏“古文先秦旧书”，一方面网罗各家典籍，无所不包，另一方面却推崇儒术而“学举六艺”“兴修礼乐”，在保持博杂之风的同时，又为儒学独尊提供了思想典籍上的保障。这也就意味着博杂阶段进入尾声，而新的独尊时期即将到来。刘安主编的《淮南子》未必做到了集百家之所长，却称得上是集百家之学的代表作。《淮南子》将学问的博杂发挥到了极致，但刘安献书给武帝获得了宠爱，武帝却是独尊儒术的直接决策者，博杂与一统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司马谈论各家要旨的风格，是一面认各家所长，一面揭各家所短，同时又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倾向性。这与《淮南子》的博杂不一样，不过集各家之学而论其短长，就有兼采并包的博杂性，而在其子史迁作《史记》而述《春秋》之志时，又通向了定于一尊的经学，从博杂到一统在父子共同的事业中完成了华丽的转身。到了河间献王刘德学举六艺时期，在搜罗文献的博杂和推崇儒术的一统之间，分明是博杂为轻而一统为重。学派林立而思想博杂，这是历史上不得不面对的混乱时期，只有随着王朝统一而走向思想一统才是值得追求的，这本身就是衡诸六经大义的立场。

儒学的独尊既获得制度上的安排，又得到典籍上的保障，但假如没有思想上的一统，这最多就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事件而已。董子完成了思想上的“大一统”理论，才使得“独尊儒术”成为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思想史事件。董子在思想一统的道路上也遇到各种纷争，先是主父偃使出阴招，差点让董子丢了性命。主父偃作为纵横家，只想着在短时间内建立奇功，不惜倒行逆施，以获得帝王的青睐。董子基于天下一统的秩序追求，其志绝不在一时之功效。然后是公孙弘出于嫉妒而耍阴谋诡计，董子被迫相于胶西王刘端。公孙弘的功业只能在当下实现，故不惜曲学阿世，极尽所能逢迎汉武帝。董子固然期望得君行道，却有着“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胸怀，其志并不在一世之功业。最后是与经师之间发生争辩，董子与经师交集最多，完全属于同一个阵营，按说不该存在什么纷争。不巧的是，太史公笔下居然留下了这种纷争的痕迹，董子先后与经师韩婴和江公有过争辩。经师传承经说固然功不可没，但他们对于经学的运用却往往陷于刘汉一家的兴衰；董子作为经学家，有更多经义上的创发，其中的“三统说”就具有超越王朝的品格，足以显示其志亦不在一朝兴衰。

董子在历史上究竟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汉武帝对独尊儒术的决策，这没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为这场运动提供了卓越的“大一统”思想理论，对于后世王朝不断从分裂走向统一，产生出的惊人影响力。这是董子的《春秋》公羊学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公羊学又完全基于孔子之作《春秋》， 属于孔子手定六经的范围。只有衡诸孔子所定的六经之大义，才能真正看明白董子“大一统”理论的崇高地位。

以上从三个层面概括了独尊儒术前夕的各种思想争锋事件，本书正文部分具体分为八章详细展开研究。对于每一思想争锋事件的分析，尽可能衡诸六经之义而做出统一的评判。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此“六经”未能严格限定在孔子所定之六经，除了《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外，礼经仅涉及《礼记》，并包括了《论语》和《孟子》，可见已推广至“九经”乃至“十三经”的范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基于一种统一的经义进行分析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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