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郭沫若两女儿回乡，探望父亲原配张琼华，一见面就喊：妈妈

1979年初夏，乐山市郊的老宅门口忽然热闹起来。左邻右舍看见两位打扮时髦的女士下车，一路小跑地扶着行李，嘴里不停问着：“张妈妈住哪一间？”这一幕，像是平静水面投下一颗石子，让多年波澜不惊的郭家老院子顿时泛起涟漪。

在众人指点下，郭庶英和郭平英姐妹推开了那扇并不宽敞的木门。屋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擦拭着一只旧式木箱，动作很轻，仿佛抚摸着极其珍贵的宝物。听见脚步声，老人转过身，手里还握着一张旧照片——那是青年时代的郭沫若，神采飞扬。姐妹俩几乎同时叫出声来：“妈妈！”张琼华愣在原地，随后老泪纵横。她压在心口半个多世纪的情感，就这样在一句“妈妈”里决堤。

这声呼唤若是放在1912年，怕是想都不敢想。那一年，大一岁的郭沫若背起行囊，只留下一场三天的新婚，匆匆告别自家青山绿水，东渡日本留学。从此，一封封家书，撑起了张琼华对丈夫的全部想象。乡人惊叹：这位新娘多半等来的是漫长的柴米油盐，而非风花雪月。事实印证了他们的猜测——在之后的漫长日子里，两人再见面不过寥寥数次，且再无夫妻实情。

说起这段姻缘，还得追溯至1906年。清末旧俗，媒妁之言大过天。十四岁的郭开贞（后改名“郭沫若”）尚未离家读书，就已被家族“锁定”。媒人把邻村的张琼华夸得天花乱坠：天足、识字、贤淑。谁知婚礼当日，揭开盖头的一刻，少年书生只看到一双小脚和一张与想象差距悬殊的面庞。年轻的失望写在脸上，当晚他索性回到厢房躺下，任新婚妻子独对喜烛，良宵成空。

外人常说“少小离家，志在云天”，可这一去竟成终生裂痕。郭沫若在东京邂逅佐藤富子，后来又与于立群相伴，事业与爱情皆得意，却把老家妻子抛在封建礼法与家务重担之下。有人替张琼华鸣不平，也有人笑她“命苦”。但她只是沉默，高高绾起发髻，挑水、烧饭、伺候公婆，从不提及“再嫁”二字。

1932年郭母病危。分家时，堂房曾有人主张不给张琼华分一粒稻谷，理由是“无子女，无夫妻之实”。郭家远在上海的留洋三子却回了信，寥寥一句：“应与琼华共分。”这封信像一把伞，把她从猛烈的家族风雨里撑了出来。那年，她三十六岁，靠几十担租谷过活，还得时常接济娘家：父亲嗜鸦片，长兄失语，幺弟也学了坏习。乡邻提起张家衰落，无不摇头，可张琼华咬咬牙撑下去，她说：“娘家也是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郭沫若出任文化教育高层，工作繁忙，却每月亲笔批条寄款回乡。每一次汇款单，她都贴在箱底，生怕磨损了墨迹。1963年，她进京想见丈夫一面，却没能见到。工作人员劝她留下住几日，她歉意地摆手：“他有正事，我不能给他添麻烦。”说罢，拎起布包坐上返程火车。那一年，她已经七十三岁，风尘仆仆。

时间行至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六岁。讣闻传到川南时，张琼华沉默许久，只点了点头，让人把那张照片换上黑边。灵堂远在京城，她无法前往，便在老宅厅堂设了简单香案，全村人都见她跪了一夜，晨光里才颤巍巍起身。

也正因为这一幕，翌年春天，郭庶英、郭平英执意南下。她们的母亲于立群反复嘱咐：“一定要好好给张妈妈磕头。”姐妹心领神会。于是，有了乐山老宅前的那声“妈妈”。短暂的相聚里，她们陪老人晒太阳、说家常，呈上一只北京同仁堂的保温壶。张琼华捧在手里，像抱住了什么宝贝，久久不肯松手。临别时，她从箱子里摸出一把发黄的便利贴——那是她多年来誊抄的郭沫若诗句，一行恭谨的小楷，被岁月磨得透亮：“天上风云庆会时，庶几归信赏延恩。”她哽咽着说：“拿去吧，留个念想。”

乡亲们后来回忆，那之后的几个月，张琼华似乎突然松了口气。她说自己这一辈子总算等来了认可。1980年2月3日，农历大年初七，张琼华安静离世，九十高龄。乡公所为她张罗了悼念仪式，挽联上写着“德配斯人，兰心竹节”。参加吊唁的，不乏曾对她冷言冷语的族人，鞠躬时眼眶都红了。

有人问：这样一生值不值？若把张琼华的人生拉成一条直线，从1906年的红轿子到1980年的白绫幡，似乎是“守寡”的漫长独舞；可换个角度，她守住了信义、守住了家族，也把自己的节意与温良写进了风俗里。至于郭沫若，早年的拒绝、后来的敬重、最终的内疚，都成了她生命的一抹注脚。

她静默了一辈子，却在九十岁那年，用一声迟来的“妈妈”收束了所有苍凉。这句呼唤，不仅是对老人的慰藉，也让郭家的历史有了温度。至此，原配与才子之间疏离而难言的尴尬，被亲情悄悄抚平。历史没有如果，但它至少能给等待的人一个迟来的答案：有些深情，不在相守，而在无言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