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毛泽东和一位流浪作家轮流共喝一碗酒，萧军：毛主席伟大

1942年8月的一天傍晚，延安山风微凉。杨家岭小窑洞里，毛泽东放下刚读完的《八月的乡村》，把一支旱烟递给对面那位留着短发的东北汉子，笑道：“今晚不谈公事，只聊写文章。”油灯跳动，墙上映出两个人影，气氛亲切得像久别重逢。

有意思的是，这次轻松夜话并非两人第一次碰杯。四年前，也就是1938年4月1日，他们在陕北公学操场上用同一只粗瓷大碗轮流饮高粱酒。菜只有腌萝卜和两盘酱豆，可萧军回忆那一幕时仍直言那是“此生最痛快的酒席”。

如果把萧军的人生写成小说，开篇一定是漂泊。1907年他生于辽宁，18岁被父亲逐出家门，自此背着行囊在东北各省当兵、教书、闯码头。枪法练出来了，性子更硬，有朋友干脆喊他“文坛野马”。

漂泊途中，他在哈尔滨写下《八月的乡村》，作品被鲁迅发现。1934年鼓足勇气致信鲁迅，半年后赴沪，两人首次晤面。鲁迅慷慨解囊，又领他出入文化沙龙。1936年10月，鲁迅病逝，萧军冲进灵堂，扑通跪地而哭，场面令人动容。

翌年卢沟桥的枪声划破夜空，上海转瞬成焦土。萧军欲赴五台山参军，却被战线阻隔，只好取道西北。1938年3月，他跋涉二十余日抵达延安招待所，衣衫旧却精神抖擞。老友丁玲端来一碗热面，他端得滴水不剩。

毛泽东早听说过这位“写作有拳头味道”的东北人。得知萧军到了延安，先派人邀请，却被婉拒。几天后，毛泽东干脆穿着半旧灰军装悄然现身招待所。见面没有客套，两只大手相握，尴尬顿消。正是这份平等，瞬间折服了桀骜的萧军。

4月的黄土高原仍透着寒意。陕北公学开学典礼后，毛泽东拉着萧军、陈云、李富春就地支起一张木桌。杯子不够，一只大碗传来传去，酒水混进北风。萧军后来感叹：“伟大的是他，让我们这些写字的心甘情愿留下来。”

留下却不总是顺风。1940年起，萧军奔走西安、兰州、重庆，手中稿件仍往延安寄。倔强的他在信中频频指陈文坛积弊，语气火辣。毛泽东收到十余封来信后耐心回复，既肯定意见，又提醒他“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这种亦师亦友的往复，成了延安城里最温暖的文字对话。

坦诚交流带来新局面。萧军建议：党应制订统一的文艺方针，方便各地作者有章可循。毛泽东当即首肯，还亲自步行到兰家坪探望艾青等作家，并约定集中开会。1942年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革命文学的道路由此清晰，萧军的建议悄然落地生根。

抗战胜利后，萧军返回故里东北。三年后，他郑重递交入党申请书。1948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距那碗热辣高粱酒已十载有余，曾自认“管不住的野马”的萧军，终在党旗下找到自己的坐标。那只共饮的土碗或许早被岁月磨平，却见证着一段因文学、因抗战而生的知音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