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 × 张怡微：世事流转，惟有“废物”恒常如新｜播客

海报设计 王璐瑶

“废材书写者”骆以军把文学视为容纳废物的理想国。在他看来，许多自称“废材”的人其实都有一种自嘲和呜咽感。他们不是故意的，却不知为何就变成挫败者、畸零人。王德威在评价他的伤废书写时提到，“骆以军写出一种生命神秘的创伤，这创伤带来困惑，更带来耻辱”。今夏，骆以军将出版《故事便利店》系列的第二本著作。

与骆以军相比，张怡微看似按照优等生路径成长起来的文学少女，早早步入文坛，年纪轻轻便斩获各大奖项。但这些年，她却有了中年危机感，对优绩主义的人生感到不解。比起孙悟空，如今她越来越共情猪八戒。她的文学王国里同样住满了失败者：情感、家庭和社会系统中的多余人。

杨照在总结台湾地区文学的废物传统时提出，废人是“无伤无碍”的，他们不可能对这个世界有什么伤害、什么妨碍，因为他们根本不活在这个世界里。

时代风向的每一次变动，都会有无数被折叠的人。但，在那些被视为废材、弃物的存在中，或许反而有着某些稳固不变的价值。本期《上海书评》播客，我们邀请两位小说家一同聊一聊“废物”，聊一聊小说如何容纳那些废墟般的时光。

以下为文字节选，更多讨论请点击音频条收听，或。

骆以军 × 张怡微：世事流转，惟有“废物”恒常如新

【本期阵容】

@骆以军

台湾作家，祖籍安徽省无为县，代表作《西夏旅馆》《匡超人》《故事便利店》等。

@张怡微

上海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代表作《细民盛宴》《四合如意》《哀眠》等。

@林柳逸（主播）

澎湃新闻《上海书评》编辑

【收听指南】

00:05:06 骆以军的青春：与正常世界歪斜的废材时光

00:12:35 张怡微：《西游记》“许败不许胜”的中年新解

00:16:08 倒霉蛋复仇记，想吃毒药，却吃成了泻药

00:21:04 火车就要来了：现代文明碾压下的传统废材

00:26:00 无伤无碍，童伟格的“废物伦理学”

00:34:12 废物是流动的：东亚废材的命运共振

00:37:43 关于废物的寓言：人在车在，可路它自己没有了

00:42:12 沪台两岸家庭观察：宗族、民俗与代际隔阂

00:46:46 在闽台，没有“抑郁”，只有“中邪”

00:48:58 “外省二代”如何看待父辈的“尤利西斯”：他是五四新青年，却被困在小岛的旧庙里

00:55:31 小说创作是叙事权力的争夺

01:05:37 如果文学是一场接力，我想对下一代写作者说些什么？

《故事便利店》，骆以军著，河南文艺出版社｜理想国，2022年1月出版，488页，68.00元

《哀眠》，张怡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292页，59.00元

无伤无碍，正是废材

林柳逸：既然二位都是非常擅长讲故事的人，那就请二位先分享一下，在所有你们塑造过的人物，或是阅读过的文学形象里，有没有哪一位“废物”让你们牵挂至今？

骆以军：我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我年轻时读到的米兰・昆德拉的一部长篇小说《玩笑》中的主角，路德维克。他极其倒霉，我年轻时读时就完全代入其中。

路德维克年轻时，恰逢一个动荡不安、集体狂热的年代，他遭朋友举报后被送往劳改营。那期间，他结识了一位恬静的女孩，两人的情愫如《山楂树之恋》那般清澈。即便如此，他也难免遭到同伴的低俗调侃。在朋友的怂恿和安排下，他与女孩有了独处的机会，他一心想与女孩发生关系，可女孩始终抗拒。一番手忙脚乱后，他只觉狼狈不堪，最终失意地溜走。自那以后，女孩便彻底消失，再也没有出现。想必她是将他视作与其他男性无异的禽兽吧。他人生的纯洁青春时光，其实也就此被彻底荒废了。

后来他重回社会，恰逢东欧改革，社会开始资本化，盛行经商之风。他突然发现，当年迫害他的那位泽马内克，在集体主义时代是成功者，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换了一套说辞，摇身一变又成了成功的生意人。当年那位清澈的女孩也早已将他彻底遗忘。他就像被时代的洪流彻底遗弃了。

他想勾搭仇人的妻子埃莱娜，以此报仇，却未曾想对方早已对妻子弃之如敝屣，甚至还欣然祝福他们俩。结局写得非常昆德拉：路德维克勾引仇人之妻（埃莱娜）的复仇计划彻底失败。泽马内克早已想抛弃埃莱娜，路德维克的行为反而帮了他的忙，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玩笑。埃莱娜发现真相后绝望自杀，却误服了泻药，最终在荒诞的腹泻中收场。

米兰·昆德拉著《玩笑》

张怡微：昆德拉的《玩笑》以一个很轻的玩笑，折射很重的时代的虚无。从文学层面而言，书写废物的作家不在少数，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废物。它既包括那些不被在意的少数族裔的生存感受，也涵盖了在结构性暴力与矛盾之下的无奈之人。在我碎片化的阅读体验中，能感受到台湾地区艺术家对时代暴力的敏锐感知。例如作家吕赫若的《牛车》，讲述了现代文明到来后，普通人的生活遭到碾压，最终陷入男盗女娼境地的故事。这一切究竟是如何造成的？现代性所带来的难道都是益处吗？

朱西宁的一部小说就围绕这种“最终的抵抗”展开。故事背景设定在火车时代即将来临之际，小镇上有沈、孟两大家族，唯有这两家有实力争夺盐运牌照，牌照意味着丰厚利润，历来两家纷争不断。他们争夺牌照的方式极为原始——赌赛，这些过关游戏都很野蛮，诸如剁手指、刺刀刺小腿肚等等。两轮比试过后，一位从京师大学堂归来、受过新教育的人提醒道：你们不必再争了，等火车通行之后，一切秩序与规则都会改变，根本无需争夺这张牌照。可孟家的长辈还是执意要争一口气，欲为子孙后代庇护富贵，最终选择吞服烧红的铁浆，当场暴毙。

孟家长辈的行为堪称英勇，但他的儿子却是个彻底的废物。他过了一年烈火烹油的好日子，可铁路通车后，盐运不再停靠这座小镇，他父亲用生命换来的特权牌照，因现代文明的冲击变得一文不值，他最终死在了铁轨旁。更为讽刺的是，作家在书中写道，这位死去的废物其实是个火车迷，他一直对火车满怀向往。

在我看来，火车的到来与如今AI的兴起有着相似之处：那些在旧规则中拼尽全力的人，在旧秩序里拼刺刀、吞铁浆的人，或许有些能在短期内获得一些利益与财富，但也有一些人，即便主动拥抱AI，也可能成为最早被淘汰的群体，只是他们对此毫无察觉，且那份向往始终真挚。骆以军老师在《故事便利店》里也发问过：“故事还有什么用？讲故事是否还有意义？”世间是否存在永恒不变的事物？那些永恒不变的价值，我想恰恰是小说家们着重关注的部分。

林柳逸：这则废物故事中似乎蕴含着乡土与现代文明的紧张关系，在很多废物故事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乡土和现代的冲突。这让我想到童伟格的作品。他笔下的“废物”与台湾乡土文学中对小人物的描写有所不同：乡土作家刻画小人物，往往是为了唤起公众的悲愤与怜悯，但童伟格的废物书写却给人解脱与自由。他笔下的小人物的世界足够边缘，所以反而无法被理性世界与现代化的进程渗透。正如《无伤时代》中所描绘的，在边缘者的世界中，生与死的界限变得模糊，时间仿佛不复存在，所有的边界都已消失。

童伟格著《无伤时代》

我记得杨照老师评价台湾文学的废物书写时曾总结，废人是“无伤无碍”的，他对这个时代无伤无碍，因此也得以被原谅。其中蕴含着一种“废物的伦理学”。文学传统中这种灿烂的废物写作传统，似乎也给了当代人一些喘息的空间。

骆以军：你提到的童伟格，或许是当下台湾小说家中我最为敬重的一位。他极为勤奋，性格也较内向，从不与人应酬往来。他小说中的无害的废人，实则也都是已经逝去的人。我后来才得知，童伟格十四岁那年，台湾地区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煤矿灾难。他的父亲是东北角某个村子的矿工，村子里的人大多与他父亲一样以采矿为生。当时煤矿发生塌方，约有一两千人被埋在井下，这在当时是一桩影响极大的社会事件。彼时年幼的他，所能感受到的唯有母亲的悲伤。

这些人无法为自己发声，早在童伟格十四岁那年，他的父亲以及一千多名矿工伙伴，便已被时代“取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灵状态？作为他的读者，我反复阅读他小说中“无害的废人”这一设定，觉得这背后蕴含着一种极为难得的小说创作愿力，颇似张怡微老师研究的《西游记》——最终大家嘻嘻哈哈，带着所有人在降魔的旷野上打怪，或是召唤来更为强大的神佛之力。

他或许就像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z）笔下的小男孩，试图重建一个让这些逝去之人仿佛仍在人间的时光。所以在他的小说里，这些已然死去的人得以复活，彼此相亲相爱、无害无伤，始终面带笑容，温柔地互相开着玩笑。

这其实与我笔下的“废材”有着很大不同，我笔下的很多角色或许可以称得上“人渣”。但我十分喜欢赫拉巴尔的《底层的珍珠》，书中他充满慈悲地捧起的那些人物，正是我们如今所谈论的“废材”。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著《底层的珍珠》

张怡微：我很喜欢杨德昌的电影《青梅竹马》，影片中侯孝贤饰演的角色满心困惑，他的女朋友一心想要前往美国，她看似是一位在摩天大楼里办公的职业女性，可那座大楼实则空空如也。他有一位好朋友，由吴念真饰演，此人早年棒球打得极好，可婚后生活却一地鸡毛，他成了一名计程车司机，自己也不知究竟做错了什么，妻子也离他而去。这些人的光芒都彻底褪去了，仿佛被掠夺了许多东西，可他们实则毫无过错。

初次观看这些文艺片时，或许难以理解其中深意，但后来再看，我深受触动，觉得我们当下的生活亦是如此——一切都显得莫名其妙，大家所追求的事物看似合乎情理，实则让人茫然不知其本质；我们所坚守的那些诸如仁义之类的传统价值，似乎也在不知不觉中崩坏，却从未有一个正式的“宣布”时刻。

每个地方的人都会遭遇相似的感受，韩国亦是如此，韩国作家对废材的刻画非常出色。韩国小说曾有过一段集中进入大陆市场的时期，大约在2006到2008年，可当时这些小说引进后却无人问津。为何会这样？因为这些小说讲述的多是类似《鱿鱼游戏》的故事：一位年轻人醒来后，得知外婆过世，外婆不仅没有留下遗产，反而给他留下了巨额债务。他不得不搬家，昔日的女友也离他而去，一无所有的他，只能参与一场类似集中营式的电子竞赛，只为赚取一点钱财，同时还要想方设法从其中逃亡。

这样的故事，在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整个社会氛围激昂向上的背景下，自然少有人能理解，或产生共鸣。书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大意是：我们是自古以来学问最渊博的一代年轻人，每个人都会外语，甚至还会演奏乐器，我们的父母只要掌握我们所具备的技能中的一项，就能过得很好，可为何我们却赋闲在家？

像这样的小说在当时是没有人喜欢的。而现在非常火的作家金爱烂等，她们都是在第二、第三轮版权周期才在中国受到欢迎，因为刚好撞到我们的一些内外变化，大家开始爱看了。

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永远不会成为废材，废材是流动的，每个人都有一次成为废材的机会，甚至可能有无数次。刚才提到过我的中年危机，其实本质上也是同样的问题——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总会有某个时刻，感到社会所设定的游戏规则再也无法遵循了。任何一个标准的变动，就会导致许多人被折叠，他们的声音再也无法被听见，但是文学会收容他们。

林柳逸：所以废物是一种处境。我想到一个特别能概括废物处境的故事，同样出自童伟格，叫“假日”。它讲的是一个孝顺的男孩，他迫切地想要跟阿公学骑摩托车，这样就能每天送父亲去矿上打工。可当他终于学会骑摩托时，却突然发生了一场矿难。父亲再也不存在了。在小说的结尾，男孩用天真的口吻表达着困惑，他说，阿公，是你告诉我，只要人在车上，人还在，车还在，一直骑下去，就没有问题，可是阿公，路它自己没有了，路怎么会自己没有了？废物的处境常常是如此：并非他们本心不善，或是他们不功用上进，而是人还在，车还在，可前行的路却莫名消失了，他们总是难以理解自身小世界之外的那个剧烈变动的社会。

离散世代，何以为家

林柳逸：我在二位的创作中能感受到一种共性：你们都将“家”作为核心的写作场景，但二者的气质有很大区别。骆老师的家族书写，如《西夏旅馆》，充满魔幻色彩与历史创伤；而怡微老师的《细民盛宴》《樱桃青衣》等，则是聚焦小市民的家族书写，秉持着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写实风格。但在二位的家族故事中，我们都能感受到某种“代际创伤的传递”，子辈似乎总是在承担着上一辈遗留下来的创伤。在张老师的小说中，创伤常源于某种家庭结构变动（离异等）带来的疏离与孤独；而在骆老师笔下，创伤常常是历史性的，诸如，“外省二代”对自身来处的困惑，对文化失根、族群消融的焦虑等。我想先问一下怡微，您在台湾和上海都有长久的生活经历，能否展开谈谈两地家庭氛围的区别。

张怡微著《樱桃青衣》

张怡微：我离开台湾已经十年了，我能分享的可能也是过时的经验了。我在台湾生活期间，最喜欢的就是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当时台湾有许多电视台，其中一些内容颇为荒谬：我至今记得，当时有一家名为“李记”的饼店，其中一款产品使用了黑心猪油，导致消费者纷纷退货。令人意外的是，涉及黑心猪油的饼退货量极少，而绿豆饼等未使用黑心猪油的产品却退货量巨大。于是，饼店老板请了许多道士，为那些未使用猪油却遭大量退货的绿豆饼“超度”，称它们是“冤死的”，希望它们来世能做一块“好饼”。我当时每天都沉迷于这些奇闻逸事中，难以自拔。

2010年左右，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台湾文学热潮，当时我特别喜欢骆以军老师的《月球姓氏》。或者说，我本身就很喜欢那些讲述“我们自己来历”的故事。二十世纪发生了诸多大事，战争、离散、移民等，进入新世纪后，仿佛又一轮大规模的混乱正在爆发。讲故事的人希望听众能够耐心聆听，当无常与巨大的创伤降临在人们身上时，希望人们能够承接它、承受它，故事中往往蕴含着一些应对的策略。

我热衷于阅读讲述各个家庭、各个地区人们来历的故事。如今，“家”的概念也变得愈发复杂。包括我的学生在内，他们笔下的“家”越来越打破传统的界限。这并非意味着大家不再重视“家”，而是“家”的形态变得愈发多元。

我有一个学生，他写得最好的一篇故事是，陪爸爸的某一个女友游上海。他的爸爸有很多女友，可他自己却一个女友都没有，却要出面处理爸爸的情感事务。“家”本身，也是一种界限的体现，区隔自己人和外人的界限。而隔阂、隔膜，或是那些仿佛永远无法跨越的障碍，这些东西都在不断变化，生成新的界限。

林柳逸：怡微老师提到在台湾地区生活时，喜欢观察人们承受无常的方式，那种方式看似神神道道。我在网上也经常看到一些地域笑话，有很多人讨论：“为什么福建很少有小孩得抑郁症？”评论区的回复往往是“因为在福建没有抑郁，只有中邪”。我总觉得这个笑话背后藏着许多辛酸。祖辈的民俗信仰、乡土联结，在子辈这里已然被全球化、同质化的都市生活所冲刷殆尽。子辈与父辈之间，理解世界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

一位泉州的烟花艺术家曾提到，他小时候常常看到人们焚烧——烧纸钱、烧香、放烟花，因此他对爆炸与燃烧有着特殊的着迷。他认为，这是当地人与神明“通信”的方式。我特别喜欢“燃烧”这一意象，它常常成为当地人与神明讨价还价的方式。

我也想请骆老师分享一下您的观察。作为“外省二代”，您的视角十分独特：既不像本省人那样长期浸润在当地文化氛围中，也不同于张怡微老师的“观光客视角”。您经历过多种家庭氛围：长大之后，您从台北回到南京探亲，见到了更为庞大的骆家族群，观察他们的生活；结婚之后，您的妻子作为本省的澎湖人，她的家族信仰与民俗文化，也为您的创作带来了诸多启发。请您谈谈，作为“外省二代”，您的视角有何独特之处？它又如何影响了您的写作？

骆以军：你们二位刚才提到的这些经历，都特别奇妙，也十分有趣，让我想起了许多过往的感受。我爸爸当年到台湾的时候，大概才二十出头，他是在南京江心洲长大的孩子，高大正直，勤奋刻苦。在我小时候，我们住在永和的一间小屋子里——这间小屋子我在小说中经常提及，它是日式的黑瓦木造结构，带有一个小院子，当时周边都是类似的房屋。永和的那些巷弄，我觉得对我后来小说句子的细节形态产生了影响：这里没有主干道，只有许多如迷宫般交错的小巷弄。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父亲已经成为一名教师。我们家每年除夕夜，他都会邀请一些侨生到家中一起吃年夜饭。因为我爸爸深知自己是离乡的“孤儿”，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便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他能体会那种过年时的孤独感，所以会主动邀请这些侨生前来。

我小时候听爸爸讲述过去的故事，发现父亲的心中始终存有一个奇怪而发光的世界——那是如《尤利西斯》中所描绘的故乡，那个属于南京江心洲的世界。可这个世界，与我身边永和的小巷弄、周围的小伙伴、接触到的日本动漫、咸蛋超人等事物，截然不同。然而，父亲总会以一家之主的权威，不断跟我们讲述“我们骆家是怎样的”，我的祖父是怎样的。

我更小的时候住在大龙洞，附近有一座宝安宫。这座寺庙紧邻民居社区，有点像欧洲的教堂，但它并非观光景点，而是挤在市井之中的一座金碧辉煌、看似有些俗气的建筑。它真的如怡微所讲的《西游记》那样奇妙，在福建或台湾的民间信仰中，儒、释、道三教相互融合，还夹杂着萨满教或巫教的元素。在没有电脑、没有好莱坞、无法看到变形金刚等娱乐产品的年代，那个寺庙对我们小孩而言，其实就如同电影院一般。

可是我爸爸对这些总是心不在焉，他根本不信奉这些。他是中文系出身，是在五四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其实是被困在这个他莫名其妙抵达的岛屿上，他娶了我妈妈，或许也带着一丝无奈与疏离，他陪着我妈妈去寺庙烧香。

寺庙的正殿供奉着一尊主神，这尊神像是请漳州最厉害的木工师傅雕刻而成的，屋顶有着极为复杂的藻井构件，极尽闽台人对神明的崇敬之情。宝座上的神偶穿着凤冠霞帔，看起来有些俗气，但在小孩的眼中，它就如同好莱坞电影里的光学特效，藏在昏暗的光影之中。

在这些寺庙的墙壁壁画上，既有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等历史故事，也有孙悟空、猪八戒、唐三藏与观世音等神话形象。我觉得我爸爸的处境十分奇妙：他本是高大正直、信奉儒家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的人；他本该信奉五四精神，期盼国民成为新青年，可他却被困在这些已有三四百年历史的寺庙之中，被困在这些旧传统之中。

父辈的“尤利西斯”，子辈的命运轮回

林柳逸：这种父辈的创伤，传递到您这一代人身上，变成了怎样的处境？《西夏旅馆》就聚焦了这种文化失根的焦虑，在创作的过程中，您是否有想要为这个族群补上一些什么的想法？

骆以军著《西夏旅馆》

骆以军：其实大概在2000年左右，我开始创作《月球姓氏》，那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些模糊的意识。我爸爸他们那一代人，大概就如同《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一般。后来，我看到拍台湾现代诗的领军人物痖弦等人的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他们必定要回到作家们的故乡去取景——无论是河南还是南京，他们的叙事都需要一个原乡，才能算是完整的闭环。

我小时候，每年除夕，爸爸都会做一些与台湾当地习俗截然不同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那根本就是南京江心洲的传统习俗：他会买很多银箔纸，让我们小孩一起折成银元宝，然后在院子里焚烧，以此祭奠我的祖父、祖母，以及他在江心洲时的一些兄弟。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重复着这样的仪式。这些来自父亲的故事，似乎比我母亲这边的更具“悲剧力量”。但我的外婆她们其实也是活生生的人，但在这些叙事中，她们仿佛没有话语权，也不具备那种深沉的悲剧感。似乎我爸爸所代表的，才是“我们这一大群人的身世”。

可是我觉得，比如我十八岁开始阅读那些西方小说时，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本就像我的舅舅一样，与我十分亲近。在他小说里的客厅中，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革命党人、有教养的医生，他们开展着哲学或神学层面的辩论，我会觉得那就是我内心所向往的世界。我在阳明山的宿舍里，阅读这些书籍，阅读川端康成的作品，而邱妙津、袁哲生、黄国峻等人，当时或许也在阅读这些书籍。

三十年后，我的老师却说这些书籍都是“剧毒”，但他并非指这些书具有负面意义，而是说，这些文学作品是强行植入我们的内心的，我的老师说：“你其实根本无法驯服它们，也完全不了解它们背后的因果，只是一本本将它们吃下去。”

这大概是所有东亚小说家都需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我们通过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人的作品，间接接触到欧洲的现代小说。我们其实都属于第三世界，都像是“梦游者”。我们的故事、他们各自的故事，几乎无法与世界的时钟同步。我们发生的这些故事，或许早在百年前的欧美地区发生过。

我读波拉尼奥描写阿兹特克人的作品时，能感受到一种“永劫回归”的命运：祖父那一代、父亲那一代，再到我们这一代，仿佛每隔三十年，命运就会在漩涡中兜转轮回。其实在一百多年前，我父亲他们这一代、童伟格他们的父亲与祖父那一代，以及他们的祖先，他们对一个本应蓬勃发展的文明的梦想、对未来的憧憬，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被提前掠夺了。

但我觉得，我们似乎在这种暴力和掠夺后所残留的梦境之中，又获得了小说的真理。我们仿佛借助小说这一载体来描绘我们自己，我们都是失去父亲的故事的人。

张怡微：骆以军老师其实阐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辩证关系，历史真实与文学叙事之间的关联，包括他自身所受到的文学教养。当然，我并非批评家，但我猜想，骆老师是将自己置于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外省作家脉络之中，来探讨他的文学教养，以及他父辈的信仰资源。骆老师提及的波拉尼奥的阿兹特克人的故事，让我想到您自己的一篇故事——《我们可以用什么来发誓》。故事中有一对男女，本应是浪漫的场景，可当他们想要发誓时，却发现世间已没有值得相信的事物，许多价值都已瓦解。这种情况，其实是所有需要面向公众讲述自己内心情感与历史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我自己也不例外。

以前我很自信地向他人推荐《飘》（又名《乱世佳人》），可讲到一半却突然“嘴软”。因为我发现这部小说后来被“取消”了。我原本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其中关于女主角创业的部分让我印象深刻：一个原本觉得全世界的男人都该爱她的“恋爱脑”女孩，在南北战争中失去了所有男朋友，后来她从南方走出来，凭借自己的力量开始做生意。记得有一次，我和医学院的同学分享这部小说，讲到一半就有些底气不足。那些小时候对我们影响深远的作品，如今都在经历新的价值检验。但我始终认为，好的故事、那些真挚的情感表达，依然能够超越时代。而且，我们对生活的认知，并非全部源于西方启蒙，我们自身也拥有独特的价值，只是可能未曾给予足够的重视。

虽然我一直生活在上海，但在精神层面，我始终皈依着福建的文化光芒，我非常喜欢福建。今年我有一个男学生，他高考前会祭拜各种神明。我问他：“你每个神明都祭拜，怎么知道到底是哪一位帮助你考上好学校的呢？”他回答说：“不管是谁，最后我都会一一去还愿。”他的小说读起来，完全像是一位神职人员的作品，我忍不住问他：“你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吗？”但他聊起这些时，态度十分平静，觉得生活本就该是这样。但作为上海人的我，却想告诉他：“上海人并不是这样生活的。”很多事物都是如此，既新潮又守旧，既现代又极度传统。我想许多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它们具有流动性——在某个阶段可能会被认为“过时”，但在另一个时刻，又会重新进入大众视野。

骆以军：关于文学的代际传承，这几天我其实一直在思考。在我们那个年代，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当他决定走上写小说这条路时，就仿佛孙悟空翻了个跟头，翻到了正常世界的另一边了，进入了镜像的彼岸世界。

我非常敬重王安忆老师，读她的《考工记》时，我既佩服又感动，我知道这样的作品我这辈子都无法完成。但你一旦选择了这条道路，你就几乎要像一名深海潜水员，不断去打捞人心深处最黑暗、最疯狂，且无法用正常语言去呈现的东西。我自己对此深信不疑。

王安忆著《考工记》

想想上个世纪那些文学巨匠，马尔克斯、波拉尼奥、库切、奈波尔等，这些文学路上的灯塔，他们真正抛出那些被我们奉为经典的代表作时，大多已经到了四十岁左右了。四十岁之后，现代小说的创作其实非常“消耗”人——它极度依赖创作者的人生经验、文学教养与天赋，就如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需要在其中不断淬炼，其“耗材量”之大，难以想象。

我曾在香港科技大学教过几年小说创作课，每次上课都会心生感慨：“天呐！”一方面，这些学生太过优秀，他们都是各个省份的高考状元，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挤到香港的课堂上来听我讲小说创作的；另一方面，当我让他们书写自己父亲的故事时，我发现他们身上多少带有我之前所说的“外省二代”的特质——他们才二十岁，却已经经历了过去三十年的时代变迁。他们的父亲可能从东北、山东迁徙到四川修建水库，他们跟着家人一同迁移，过着类似“外省人”的生活；随后，家人又迁徙到深圳，而他们最终来到香港。

当这些年轻人稍微敞开心扉，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我总会听得如痴如醉，甚至起鸡皮疙瘩，不禁感叹：“天呐，一个二十岁的孩子，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能力，去处理这种复杂的迁移？”我如今即将步入六十岁，却从未有过这样巨大的迁移经历。

在几位年轻作者笔下，我读到了城市青年在激烈竞争中受挫，回到故乡后，发现故乡已不复往昔。我觉得这或许就是下一阶段青年一代所面临的真实处境。只是，他们还需要不断探索，找到能够准确描述、叙事这种处境的方式。

张怡微：关于当下的新兴写作力量，我接触到的其实并不全面。我所接触的，大多是那些有能力考上复旦大学研究生的年轻人——他们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人了，他们都是在激烈竞争中厮杀出来的、极其擅长考试的人。但我始终相信，“会考试”并非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在课堂上，我能明显感受到，这两年年轻人的价值观迭代速度非常快。

文学有自身的审美体系。就我的感受而言，现在的文学创作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非常大，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知识，常常会融入文学写作之中。这五十年间的文学创作，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更年轻的写作者们拥有更多可以表达自身的词语工具，我们那个年代，并没有这么多现成的词汇。我是1987年出生的，在整个少年时代，当我想要讲述自己不愉快的童年生活时，根本没有“东亚家庭”“原生家庭”这类概念，对心理学相关的词汇也一无所知。我能做的，只是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讲述出来——这是属于我的版本，我对你们对我家庭的描述不满意，所以我自己来讲一遍。

这其实是一种叙事权力的争夺。对于当时一个普通的上海女孩而言，我各方面都显得十分平凡黯淡，而在写作中、在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版本时，我获得了一种“权力感”，这对我而言是极大的鼓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说的就是绝对的真相，也不代表我的讲述从未伤害过他人。

去年我与李翊云对谈时，她提到自己很喜欢的作家伊丽莎白・鲍恩的小说《心之死》，还有她自己也写了《我该走了吗？》。这些作品都传递出一种共同的感受：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男性往往拥有叙事的主导权，他们可能只在自己的讲述中提到某个女孩子几次，但当女孩子重新讲述这个故事时，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在我看来，文学最核心的要素始终是心灵景观的表达。

李翊云著《我该走了吗》

我想起前两年中国的一部纪录片，影片拍摄的是南方的大芬村，那里有许多专门临摹画作的工人。其中有一位工人，是全村临摹梵高临摹得最好的，订单源源不断。因为他的作品卖得极好，他自己也变得十分自信。终于有一次，一位外国人邀请他去欧洲，亲眼看一看梵高的真迹。可他看完之后，却满脸郁闷，连连说道：“都不一样。一点都不一样。”直到去年，他终于举办了自己的个人画展，开始创作属于自己的画作。我们眼中看到的“相似”，只是照片上的相似，平面上的相似，可作为模仿者的他深知，每一笔，每一个笔触、每一种颜色的理解，都与梵高的真迹截然不同。而梵高所看到的真实世界的场景，他也从未见过，他所模仿的，不过是平面上的影像。所以，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表达。

我觉得这个过程，与艺术的产生、与我们讲述自己所看到的世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需要做出无数决策，从词语的选择到文章的结构，再到审美的取向。男性的、女性的、少数族裔的、广播媒体的、艺术家的，每个视角所呈现的世界都独一无二，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各不相同。这些其实都是作家在描绘他们所看到的那个瞬间，那个时代的瞬间，那个瞬间的真相。但与此同时，无数个真相正在同时发生。

我记得骆老师曾写道，讲故事这件事里还是有神性的：“你们不要以为说故事就只是说故事，其实你说故事很可能会不小心就拨动了神或魔鬼的翅膀。”

澎湃新闻记者 林柳逸